从中国传统文化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其两面性 ,即以“性善论”为根源的儒家文化重德轻法 ,对法治有抵制 ;另一方面 ,其德治中也有民主性的精华。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 ,不能照搬西方 ,而应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做到依法治国为主 ,以德治国为辅 ,真正建成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     

论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德治与法治

德治和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治理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也应该灵活运用德治与法治，以促进我国“人才强国”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思想渊源探析

中国法制文明渊远流长,在传统中国法律发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浸透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思想,显现东方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其中“礼刑结合”、“德主刑辅”是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法治思想渊源。中国法制演变的逻辑,为今天我们加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历史鉴借。     

法治的道德维度:儒家“德”观念的当代价值

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但也出现了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法治建设过程中道德的缺失,即要平衡德与法的关系。仅依靠国家立法主导建设法治社会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亟须我们追本溯源,从中国传统德育思想中发现适合当代法治建设的德治理念。因此,从法治建设的道德困境、儒家文化中"德治"治理结构、法治的道德维度、儒家文化在现代治理中的借鉴意义四个方面,具体研究儒家"德"观念对当今社会的价值,进而探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平衡点,从儒学思想中"德治"出发,发现适合当今社会的治理方式,以期构建良好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提高全民道德文化素养。     

“德治”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

我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周公，他在总结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后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只辅佐那些有德之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方略。孔子继承了周公的思想并丰富了“德”的内容，成为儒家“德治”思想的创始人，“德治”思想也就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德治”经典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治国宝典。正因如此，一些人把“德治”与封建专制等同起来，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常常被认为是同“法治”根本对立的“人治”思想。人们…     

中国历史上法制的地位、特点和启示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党的一贯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强调：“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法治的地位和特点,对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很有启发作用的。一、历史上德治与法治的沉浮德治、礼治与法治在中国古代就相互结合和渗透,到春秋末期,儒家思想已成为“显学”,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争辩日趋激化,在战国秦汉时期,两者此消彼长,闹得水火难容。历史上儒法之争,是一个理论问题,是围…     

“以德治国”三议

“以德治国”是历史的必然与时代的要求。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要正确认识并发扬“德治”传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古之“德治”与今之“德治”和“德治”与“法治”这两对关系,从而建设适合中国国情与时代特点的社会主导道德,形成并完善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型德治。     

试论法治与德治并举理论的形成及其现实意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在中国都有着深厚的化积淀，德治与法治并举，是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化的扬弃，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将产生深远影响。     

儒家思想的发展和运用

在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教学中,儒家思想前后多次在教材中出现。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儒家思想是封建的正统思想,其“五经”成为封建教育的基本教材,乃至在中国近代戊戌变法、现代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中都有利用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为什么能独领风骚?在古代史中,因其思想内核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在根本上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在现代,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重视道德的作用,强调德才兼备,它是肯定在“法治”基础上的“德治”。这里就儒家思想产生、利用和对…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现代转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强调“德治”，是在肯定“法治”的重要意义基础上的“德治”，是把“德治”和“法治”看作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德治”。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是以社会主义道德为其基本内容的，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服务的，这就同中国古代的“德治”从根本上有所区别。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英美国家,是现代证据制度中的重要规则,是法官用以判断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重要依据。由于立法模式、诉讼模式以及法文化的差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分析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渊源和两大法系排除规则的内容及其差异,可促进借鉴西方经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核心范畴

"范畴"乃哲学思想的逻辑表达形式。基于思想学术体系构成之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抽象和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核心范畴,是呈现习近平法治思想本真精神及其学术化的必要环节。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法治事业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关理论与实践、政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权力与权利、法治与德治等辩证关系的创新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神,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核心范畴,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贡献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思想指导;阐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提出了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为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基本遵循。     

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中两大基本的社会规范，在治国过程中发挥着异形互补的作用，以德治国就是依靠人类道德规范和社会成员的普遍自觉性治理国家，道德的引导性，防患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决定了道德可以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规则体系，而法律则往往是把人类道德规范外在化和强制化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德主法辅的治国方针源远流长，而西方历史上的法治思想则十分突出，现代中国政治的症结不仅是缺乏法治，而且是道德与法律两重因素的共同缺失，因此，要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克服唯法主义的偏向，提倡讲求道德与遵从法律的统一。     

转型社会的法治道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察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社会是中国法治建设走不出的背景。社会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法治建设的理念和路径选择都要立足于转型中国的客观事实,观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一体同构性,正视区域法治的差异性,撷一种法律与政治妥协的智慧,以开阔的视野,在坚持法治基本理念、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尝试探求具有“相对合理主义”的中国现代法治之术。     

构建德法兼治的治腐模式

道德与法制因各自的属性不同,在腐败治理过程各有所长,同时也各有局限,因此,充分发挥道德和法制在腐败治理过程中各自的优势,弥补彼此在腐败治理过程的不足,即构建德法兼治的治腐模式,能够有效促进治腐工作的开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意义解读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在合理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西方法治理念的扬弃;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从制度探索到理念价值追求的提升,是中国共产党人法治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为中国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动力;为政法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南,确保一切改革都不偏离这一方向。     

“人治”还是“法治”

理论界有一代表性的观点——人治是中国的特征,原因在于“中国的‘普遍物’并不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法则”,不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是中国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法则。今日中国社会应是德法协治的时代,或曰是贤人政治与法治并存的时代。贤人治理不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贤人治理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而且高度的法治社会需要贤人政治过渡。处理好两种治理模式,有助于中国社会平稳地向高度法治社会过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史上的创新，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德治与法治思想的继承。德治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是历史上治国立法的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与宋代法制

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对宋代法制具有深刻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重视司法官员的选任和管理;（二）注意改革司法运作机制,便利民众诉讼;（三）因时变,法,满足民众要求,适应社会发展。以人为本思想是宋代法制的重要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