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四书》和朱熹的关系

1996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第30题第小题是有关《四书》构成的填空。这确是高中学生应该熟知的概念,因为除去中国历史教材不论,单是在高中语文课本内它就至少出现了三次：①第三册第十课《祝福》;②第四册第十五课《林黛玉进贾府》;③第五册第六单元知识《学点古代文化常识》。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朱熹《四书集注》通行清代之原因及评价

清代虽以"汉学"著称于后世,然而有关四书的研究却始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大宗,汉魏古注一直没能占据文化界的主流。除了外因科举制度外,更自有其内在的因素。朱注较之汉魏古注有三大优点:一是在义理上适应了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二是在审文义上远轶古注,训诂考据亦大体正确;三是简明。可见朱注之通行,符合学术的自然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古注的"精华"大都在朱注中继续焕发着活力。从纯理论上看,一部书的诠释空间限制了其注本之间的差异。宋儒与清儒的起跑线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差距,朱学王学在义理上的分歧所占四书五经章句之比例亦微乎其微。只有达成这种认识,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清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依然通行的原因与意义。     

曾子“诚信”思想发微——以“四书”为中心

曾子作为孔子思想的主要传承者,对于孔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在很多方面。学术界对于曾子的"孝"、"礼"思想讨论颇多,然而对于曾子的"诚信"思想却鲜有论述。中国古代"诚信"思想有着由"信"到"诚"至"诚信"的发展过程。曾子的诚信思想上承孔子之"信"、下启子思之"诚"和孟子之"诚信",对儒家诚信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四书"中记载有很多曾子诚信言行,兼及其他文献资料,可对曾子诚信思想进行阐发。     

朱熹的义利观——以朱熹对《孟子》首章的诠释为中心

义利之辨是儒家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朱熹通过对《孟子》首章的详细阐释展开了义与利关系的论述。概括而言,朱熹的义利观包括两个方面：“求利之害”和“仁义未尝不利”。具体而言,义是天理下贯至人身而成的内在固有之性理,利是万物各自当然之则的具体实现。人出于对天理的深刻领悟而发出的为“义心”,局限于个人私欲的为“利心”,循着“义心”所为便无所不利,殉溺于“利心”则害将相随。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浅析朱熹训诂著作的指导思想

分析了朱熹著述《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和《周易本义》的指导思想,认为这些训诂著作表现了朱熹独到的诗学思想、史学思想、易学思想,以及理学思想,作为宋代训诂学的代表作,奠定了朱熹在汉语训诂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朱熹易学所受之理论批驳浅释——以太极观为中心

朱熹易学体系的结构既严密又齐整，思想更是博约同具，本末共体。然而，这种严密看似无可攻驳，实际上仅能以“相对”言之，这可从朱熹遭到不少学者的责难和批评看出。这种责难与批驳分布于朱熹易学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两个层面。从未熹的理论而言，关于太极之辩难最多，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从方法论而言，并非所有学者都对朱熹的治“易》之法表示赞同与认可，对它的攻驳实非稀见，但本文仅作简释。尽管，有些学者已经零星探讨了朱熹所受的理论驳责，但不够全面系统，笔者旨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整理，以从侧面探求朱熹易学思想之真相。     

《四书章句集注》的假性注音音切

通过对《四书章句集注》注音材料的研究、分析,认为这些材料与被注字之间的关系复杂.这些注音材料大概有以下几种作用:指出被注字的异文、本字、通假字、同源字,辨析形近字等.     

先秦儒家的修辞批评观——以《四书》为例

重新解读以《四书》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经典文本,对其中的修辞批评现象进行梳理和总结,可以发现先秦儒家在自身的话语共同体内无形中确立了“言说厚德”“修辞立诚”“言闻从礼”“言行及义”等言说规范,以及“察言观色”“听言现行”“知言及人”等修辞批评方法。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宣扬儒家思想的话语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儒家修辞批评观。     

编撰教师教育教材要创新路径——以公共教育学课程教材《学校教育学》为个案研究

在教师教育新本质支撑下的教师学习体系中,无论是新教师培养,还是在职教师培训,更应该重视内容的实用化、场所的现场化、方式的生态化,这就要求其课程和教材的内容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贴近教育教学实践与学校生活实际.因此,编撰教师教育教材要创新路径,有新的思路、新的体例和新的内容.通过对<学校教育学>的编写以及使用情况的调研,可以感到教师教育的教材建设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引起重视,调动多方力量参与其中,并做深入细致的开发与研究工作.     

朱熹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思想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在其繁博宏富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试图从理性本体论、伦理学本体论和“中庸”与“中和”特色等三个视角，来阐释他深湛的服饰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儒家服饰美学思想在继承和发展上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浅析章学诚史学成就——以史家历史感为中心

章学诚生活在以考据为风的"乾嘉"时代,但是他却没有走上考据之路。虽然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没有被重视,但是对后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史家历史感方面针对其史学成就有如此之高的原因进行探究,以便为大家展示一个更全面的章学诚。     

朱熹早年思想转向问题再认识——以朱熹“泉州候批”时间的争论为中心

尽弃异学、师事李侗是朱熹早年思想的重要转向。以往学界将朱熹离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前夕“杜鹃夜悟”一事视作转折的端绪,因此,朱熹官满至泉州候离任批书的年月便成为推定“夜悟”发生时间的锁钥。但由于不同记载间的差异,“泉州候批”的时间存在争议。近年披露的上海图书馆藏清宣统元年木活字刻本《婺源韩溪程氏梅山支谱》,其中收录一通朱熹书信佚文,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关键线索。通过辨析书信内容,并结合宋代官员考选制度,推定“泉州候批”一事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秋,“杜鹃夜悟”则应发生于绍兴二十七年春。基于此,可以廓清朱熹由泛滥释老转向伊洛正宗的时间轨迹,有助于深化对其早期思想的认识。     

以主题为中心的教材新体验

作者通过理论分析及问卷调查的形式阐述了选用以主题为中心的教材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新体验。以主题为中心的教材能够提供足够的语言输入和合适的语境进行语言输出,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深受教师和学生的喜爱。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朱熹的“中庸”思想探微——以《中庸集注》和《中庸或问》为中心

中庸不仅体现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之道,而且还体现为封建士大夫的修身之德。朱熹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又着重从子思中和论的角度作了广泛的阐述和发挥。经朱熹的改造,孔子以来的中庸思想被完全纳入了理学的轨道,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中庸学说。     

孔子话语实践中的修辞韬晦（以《四书》为例）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在“百家争鸣”中创立和传播各自的学派思想。他们在传播学派思想的同时,无疑也是从事说服性的话语实践。作为说服、论辩和争鸣中颇具修辞技艺的话语参与者,先秦的思想家自然也同时具备“修辞家”的身份。当这些先秦思想大师（例如孔子）被以“修辞家的身份”得到重新审视的时候,一系列新颖的结论将相应得出。如果以“修辞家的身份”对孔子所从事的话语实践加以细致观察,则孔子在修辞实践中的韬晦艺术可以从“反修辞”、“名正宣认”和“谦逊其辞”等方面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