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4年宪法

近代中国是一个民族民主革命风云激荡的时代。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成果,1954年宪法是对近代中国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对未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发展思路,也是中国当代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开端。它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宪法和宪政理论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以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为指导的当代宪法代替了在中国未能成长起来的西方移植性宪法。同时,1954年宪法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基础两个方面所具有的过渡性特点也预示了这部宪法本身的不稳定性,昭示着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近代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分析及其启示

分析近代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并从中得出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宪政理想的实现决不在于一部宪法的制定,而在于对宪政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宪政意识的增强和契约精神的培养。     

近代中国宪法宪政精神缺失的原因

宪政是政治学和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从逻辑上看,宪政以宪法为基础,只有当宪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与宪政的精神要义,即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相一致时,宪政的实现才成为可能.然而近代中国宪法与宪政的精神要义总体背离,基本成了确认军阀独裁合法化的工具.反思近代中国宪法缺失宪政精神要义的表现和原因对于当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实现宪政理想有着重要意义.     

浅析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之失败原因

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回顾和评论,对近代宪政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需求、民众信仰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归纳出近代宪政失败的原因所在,以史为鉴,提出了建设当今民主宪政的措施和建议,从而树立宪法至上权威,使国家真正实现法治国的目标。     

依法治国境遇下的宪政演进、位阶及价值共识

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核心要素,是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中国当代的宪政演进之路,其实质是宪法条文在中国被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同的一个过程;宪法实施,宪法司法化,宪法私法化和违宪审查是中国当代宪政建设的三个位阶;民主、法治与人权是推行依宪治国乃至依法治国所必须秉持的价值共识。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路径

宪法与宪政,于中国而言,是“一字之差,百年之别”。中国有宪法已将近百年,时至今日中国宪政才刚刚踏上希望之路。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宪政。为什么宪政的幼苗在中国大地的成长如此艰难,甚至不如某些后发的中小国家?本文拟对当前中国宪政建设的困境及当前中国宪政建设的路径进行简要的思考和分析。1宪法与宪政宪政(constitutionalism)通常也称为“立宪政治”或“民主政治”。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形态,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就已出现,最初的含义是以宪法来控制国家权力行使的一套制度设计,规范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1]我国学者上官丕亮认为:“宪政是以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为基本内容,并体现法治精神的宪法在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充分实施所形成的现实的民主政治体制。”[2]美国学者丹莱夫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与约束国家和官员相关。”[3]日本宪法学者阿部照哉认为:“宪政是依据宪法而进行政治的原理。”[4]可见,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宪政的概念基本上是与宪法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宪法是宪政的前提与基础,没有宪法就无所谓宪政。有的学者把宪法与宪政的关系比作建筑物的设计图样和建筑...     

1922 年湖南省宪法五辨———基于英美宪政经验的解读

1922年《湖南省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制定且实施的宪法。根据比较英美宪政提供的例证,与该宪法相关的五个重要问题可以重新定位:军阀政治可以是近代宪政的基础;地方割据对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可以产生推动作因;制宪过程中不应当排除对私利或社会集团利益的考虑;联邦制与单一制不仅都是地方与中央力量平衡的结果,而且都以中央集权为目的;史上不存在无缺陷的宪法。     

马相伯宪政思想探析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晚清时期他积极参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与时俱进,力主实行民主共和制。马相伯对中国近代的宪政建设进行了思考,其宪政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其一,宪法中的制度设计要合理;其二,中国宜采用联邦制;其三,中国实施宪政的关键是实行民治。他的见解虽有局限性,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关于民治的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建设我国宪政社会主义的若干思考

宪政社会主义是指坚持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有效限制政府权利的宪政主义与推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内在结合。建设宪政社会主义是我国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与基本目标。努力探索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司法化是建设我国宪政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形式合理性与宪政

宪法的形式合理性是宪法本身规范结构与宪政运行程序的合逻辑性、透明度、可操作性判断。形式合理的宪政是通过宪法规范的至上性、宪法适用机构的中立性、宪政运行的程序性与法律技术的规范性等机制来实现的。我国宪法及宪政建设存在形式合理性方面的缺憾,这制约着宪政的实现和发展。     

梁启超宪政文化观

作为中国近代法学的开创者之一的梁启超,其对西方宪政理念的中国化改造可谓独树一帜。他的国体与政体理论、国家主义的公民权利保护以及权力制衡理论对近代中国的宪政实践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宪政文化的国家主义观也体现出他的历史的局限性,并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论黄遵宪君主立宪思想的中国化特色及其原因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爱国诗人和维新政治家,他的君主立宪思想政体观是不完全等同于英日君主立宪模式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体模式。这种中国化特色是由黄遵宪个人才智和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它的合理内核和政治实践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我国“人民”含义之宪法史考辨

分析了近代以来我国各部宪法文本0中“人民”的内涵及其演变过程,认为近代以来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人民”一词所蕴涵的时间向度及演绎内容有很大差异,对“人民”含义做一历史向度的考察,充分了解“人民”在中国宪政语境中的意蕴,对于推动我国现行的民主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周学熙与近代华北现代化

分析作为民族企业的优秀代表周氏企业所具有的特点,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周氏企业在华北地区经济现代化中的历史地位等等,对周学熙在近代华北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一个有益的评价。     

论中世纪基督教对近现代宪政的影响

中世纪基督教对近现代宪政有深刻的影响。基督教的“原罪说”、信仰主义和禁欲主义是近现代宪政运动的精神催化剂,神学自然法学说传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宪政精神,中世纪政教二元化结构体系直接导致人的信仰自由,教会与国王、贵族的权力斗争产生了近代宪法的雏形。     

"中华帝国晚期近代化"语境下的天津早期城市化属性分析

就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而言,天津无疑是一座缺失源远贯通和充分成长的古代文化堆积的城市晚生代。但是换个角度看天津600年,从永乐到民初,它又是中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仅用了524年,就完成了从一座军屯模式的卫所城堡"特别市"、"直辖市"的转化发展进程,可堪称城市化进程里的一个奇迹。天津城市化开始于设卫筑城。其时间已是15世纪初叶。由军事建制变成行政建制的天津州则到了18世纪。从社会文化历史角度看,天津城市加速度发展是同中华帝国晚期城市近代化共生的;从城市发生的经济学角度来看,天津卫城应该说也是在中华帝国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和运河近代性经济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总之,天津是一座只有近代而没有古代的城市。是一座中华帝国晚期的近代化城市。     

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

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的形成直接根源于中国传统的地方自治理论,结合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民权思想。其地方自治的主要内容是开民智,兴绅权,设议会;目的是为了实现君主立宪;保卫局、南学会、课吏馆的设立则是其具体形式。在中国近代史上,黄遵宪的地方自治制度代表着由封建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一种制度,是中国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对中国政体的有益探索。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在当时特定的时代,其地方自治理论的先进性和缺陷是同时存在的。     

论麦孟华

麦孟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忧国忧时的苦行者。他一生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和保皇救国、君主立宪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维新变法时期重要的宣传活动家。     

从多主体认知理论看美国20世纪30年代“宪法危机”

罗斯福新政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创新是对美国传统宪政体制的突破,它要求一次“宪法革命”。这些革旧布新是对政治权力和各种利益的再分配,利益和权力的重组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宪法危机”。在美国法治至上和程序至上的宪政体制下,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国会和最高法院及有第四权之称的美国新闻界在“宪法危机”之中为各自的权力和利益博弈。为解决危机,美国政府各方在宪政体制提供的“谈判”的机制下以“斗争促团结”,相互协商和妥协,为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寻求“共识”,最后在宪政的轨道上化解了“宪法危机”,促成了“宪法革命”的实现,确立了美国现代宪政体制发展的方向,为美国找到了一条宪政体制下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话语

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亚洲主义"(Asianism)无疑占有一席之地。近代中国人对日本"亚洲主义"的反应表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思想凭依的不单纯是民族、领土、主权等民族主义或国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有种族、文明、地域、道德(公理、王道)等超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并不是缔造近代国家的唯一的意识形态要素。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从民族主义的"想像"(fiction)和"本原"(origin)两个维度重新审视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近代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文章在继承了众多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将重点考察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亚洲主义话语,试图对亚洲主义与中国的近代性的关系作一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