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开创之作——读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部自己的专史。2010年8月,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的出版,弥补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尚无专史的缺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评介

白云教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是目前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专著。上编分析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基本形式、基本方法、基本对象、基本范畴、重要标尺、重要作用。下编探究了中国古代重要史家、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及《左传》、《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批评思想,上下编交相辉映,凸显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世说新语》文体辨析——与《晋书》比较

关于《世说新语》的文体,有许多观点.从“小说”的概念出发,得出《世说新语》是古代小说,与《晋书》比较分析,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世说新语》与《晋书》比较

关于《世说新语》的文体,古今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从“小说”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以及《晋书》与《世说新语》的比较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小说,并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浅析《古代社会》一书的史学价值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通过对易洛魁社会的描述,无论在社会分期上,还是对氏族产生,氏族和家庭的关系,人类婚姻形式的发展等问题上都为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原始社会史提供了决定性的材料,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     

理论的位置——以《史学概论》课程建设为中心

20世纪中国＂史学概论＂著述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初、20世纪20-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三次高潮,而每次高潮的形成都和中国史学所面临的理论和范式的转型需求密切相关。它集中反映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对理论的追求,也有力地证明了理论在史学发展中的指导性地位。为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史学概论＂课程在内容设计上应当突出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三方面的内容。     

试论《中国古代史》课程体系改革

中国古代史是大学本科历史学专业的一门主干基础课,教材内容始终受到时代的局限和政治形势的影响,政治史的内容偏多,观点陈旧,教条化、程式化严重,中国古代史社会史的内容偏少等问题,致使学生对教材缺乏兴趣,学习成效不高;转变教材形式和授课方式,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安排学生必读的史书经典,选取典型史事进行课堂讲授和研讨,重建学生以阅读正史经典为主的课程体系。     

张荫麟史学思想探析——以《中国史纲》为例

张荫麟《中国史纲》记述了从先秦迄东汉的一部通史,叙述朴实深刻,语言精练幽默,颇为学界赞誉。本文从张荫麟在撰写《中国史纲》时轻传说、重实证;轻训诲、重济世;轻战事、重文化三个方面论析其史学思想。     

《中国古代史》课程与国情教育——以人口为例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和发展,当代中国国情的诸多方面,也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古代史》课程自然是对大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生动教材。作为我国现阶段最大的国情——人口众多,自宋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至清代凸现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向青年学生讲透中国人口问题演变的来龙去脉,有益于他们树立正确的国情观,做到科学、辩证、历史地看待和认识包括人口在内的当代中国国情。     

纵谈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史学特色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使用资料等方面独匠心,精巧睿智。既亲自深入野蛮社会,做长期的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又运用自己渊博的“知识资料”去补充无法调查获取的材料空白。熔调查材料与知识资料于一炉,铸就世界不朽名《古代社会》。摩尔根述《古代社会》的研究方法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普遍参考意义。摩尔根《古代社会》无论在是论创新方面,无论在运用资料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古代社会》所阐述的科学结论,至今仍流芳溢彩。摩尔根《古代社会》以其独特的史学风格雄踞史坛,永放光芒！     

“读图时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与反思——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传》为例

在“读图时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现状令人堪忧.在长期的教学中形成重理论轻体悟、重梳理轻鉴赏、重条框轻内容、重概念轻个性、重叙述轻实践的教学现状.反思文学史教学,应规避“读图”影响,回到文学、文化之维的“象”思维模式,弘扬人文精神,重塑精神家园.《中国古代文学史传》教材突出文学史的趣味性、故事性、互动性、实践性、体验性,教学时,学生易从手机终端渐入课堂,感悟古代文学中所隐藏的深层内蕴.     

《世说新语》与《晋书》异文比较刍议

《世说新语》与《晋书》是两部性质不同的典籍。由于《晋书》采录《世说新语》内容入书甚多,且从语言的角度观察,这其中有许多是在不改变《世说新语》原意的基础上进行的词语替换,所以将这两书词汇进行异文比较可窥见汉语词汇发展的某些特点。     

唐修《晋书》取材《世说》的是非得失

唐修《晋书》取材《世说》,一直为人诟病。其立论标准,分别基于史料采集与史传编著两个视角。但是,就前者而言,唐修《晋书》取材《世说》,恰恰不是“做错”而是“做对”了;就后者而言,它却是做得“不够”、“不好”。究其原因,在于“诠次旧闻”有余,“裁成义类”不足,因而见事不见人,有史而无传。作为“史家极则”,“传以志人”,必须传人传神,唐修《晋书》取材《世说》,以其成功与不足,为后世留下了双重的借鉴。     

论秦晋商人在近代广西市场中的作用——以《重修秦晋书院碑记》①为透视点

乾嘉年间,山陕商人在广西南宁建立会馆,并以此为依托进行商业活动。几经起伏,至民国时期,该会馆在广西银行总经理范椿年等人的主持下重修。《重修秦晋书院碑记》不仅展现了山陕商人在广西的发展历程,也是体现其在近代广西市场中作用的一个实物见证。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以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人们反思、评析史学家们的史学活动、史学成果为研究对象;从春秋时期开始,到清朝中叶,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活动经历了两千五六百年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前后衔接、上下贯通的七个阶段,以揭示其发生、发展、兴盛、拓展和高峰等阶段性特点;每个阶段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史学批评家,撰写了大量的史学批评著作,创造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和观念,为形成中国史学传统话语体系,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爬梳并分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中提出的重要问题,阐发它在沟通史学与社会的联系、史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及史学理论的积累、生成和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史学批评史上有关的概念、观念作出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可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学科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扎实的文献根据和深刻的理论指导。     

“《春秋》褒贬”与中国古代史学

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虽然《春秋》褒贬特指孔子修订《春秋》的书法,但经由历代学者逐步阐发、深化后,《春秋》褒贬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史书编纂过程中的写作方法,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作为一种普遍而又深层的历史观念,《春秋》褒贬左右着史家著史动机、良史标准、史书内容和形式,制约着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     

试论《晋书》的文学色彩

唐修《晋书》面世不久,即受到史论家的严厉批评。此书虽不能称为良史,但它浓厚的文学色彩和愉悦功能却是唐以后的史书所不及的。因为作者录载史事不是只作简单的排列,往往多用描绘之笔力图再现历史人物的仪态风神和性格特征,使其中许多人物鲜活地浮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不仅从中认识了当时的历史,也得到了较强的审美享受。     

论一家之书出,众家之书亡——以唐修《晋书》为例

历代都有图书亡佚,唐代《晋书》亡佚情况尤为突出。唐修《晋书》问世之前已有十八家晋书1存在,由于唐政府基本垄断史书的修撰工作,造成唐修一百三十卷的《晋书》出,而诸家之书皆废。诸家《晋书》亡佚的首要原因是官修史书在史学思想方面占有统治地位,并且官修史书在内容、体例、修撰人员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其次,诸家《晋书》自身存在的缺陷也是导致其被淘汰的重要原因之一。唐统治者没有采取强制手段,但它的修史行为体现了政治对学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