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正

在各级各类《中国古代史》教私书中，当谈到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文化措施时，大多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概括汉武帝的统治思想以及汉武帝与百家学说的关系，这是不恰当的，值得商榷．一‘罢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汉武帝时K的四号这一概括是后世学者所为，其史料依据来自班固的论资．《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同书《董仲舒传》又称：“及仲舒对策，维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川郡举茂材、孝廉，皆白仲位发之．’何言“皆自仲舒发之’？因为班固认为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对策中首倡：“诸不…     

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

西汉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统治思想。这是中学课本告知的历史事实。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真伪,南京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孙景坛提出异议。他在一篇论文中,一扫陈言,大胆指出: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认定说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学术谎言。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之声一直不断。近日,记者就此问题专门采访了孙景坛教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文化政策

史学界对于汉武帝的文化政策的认识,多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根据,简单地定为“封建文化专制政策”。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是什么?汉武帝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其社会功用如何?这是本文所要尝试解决的问题。一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三年不窥园”的西汉大儒董仲舒应诏上“天人三策”,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     

司马迁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是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的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司马迁敏锐地看出其实质不过是“外儒内法”，拉大旗作虎皮罢了。因而司马迁表现出了对先秦儒家的景仰和对汉武帝时期变味了的汉代儒林的鄙弃。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要准确地诠释历史文献——汉武帝“罢黜百家”教学反思

无论是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很重要。但是，要让学生（尤其是初一学生）了解这一措施的内容及其影响，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需要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     

“罢黜百家”旨在“表彰《六经》”而非“独尊儒术”

不少学者认为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建太学 ,立《五经》博士 ,且为博士置弟子员。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是一个历史过程。“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这两句话 ,既不出自董仲舒 ,也不出自汉武帝 ,而且这两句话也不准确 ,应予摒弃 ,而采用班固的说法 :“罢黜百家 ,表彰《六经》”。     

试论汉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例

汉文化,是指两汉时期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典章制度价值观念等。汉文化自形成以后便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儒术＂的内容涉及个人修养和治国理念,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儒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涉及社会生活多个方面,只有全面贯彻,不可顾此失彼,才能取得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儒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有生命的学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作为国学应继承发扬并光大之。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探--兼论汉武帝"尊儒术”与"悉延(引)百端之学”

汉武帝即位之初,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曾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太史公则说,武帝"悉延(引)百端之学”.本文认为,汉武帝"尊儒术”确系事实,至于董仲舒提出的"皆绝其道”,以使"邪辟之说灭息”的"罢黜百家”建议,汉武帝并未采纳.汉武帝推行的是尊儒术,重法治,而又"悉延(引)百端之学”的学术思想政策.     

论“六经”的经典化过程

经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它不是单一门类的学科。为了适应封建政治的需要,它先后把哲学、文学、史学、神学等等拉进一个大的联盟之中,并对记载这些学科的先秦典籍进行了形态上和功能上的改造。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过程,就是“六经”的经典化过程,它是中国经学史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最有意味的课题之一。     

汉武帝论

史学界对汉武帝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多数人对汉武帝是肯定的,极力讴歌他的雄才大略和功勋德业:“孝武皇帝躬仁义,厉威武”,“廓地斥境”,“功德茂盛,不能尽宣”。汉武帝是“一座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他“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我们认为这种评价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纵观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的所作所为,虽也作过一些有益于民的事,对历史的发展起过一些好的作用,但从整体来看,应该说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暴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是过大于功。     

论汉武帝

汉武帝是秦始皇之后的又一个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发展了秦始皇开创的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事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汉武帝的历史作用却是被歪曲的。汉武帝时,那个臭名昭著的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历来的尊孔派便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来达到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确立

公元前140年,16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记载,其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淮书》)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他北击匈奴,内削诸侯王权。与此同时,随着汉王朝统治的巩固和     

论汉武帝托孤

据《汉书·霍光传》载,汉武帝临终之际,立少子弗陵为皇太子,委任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辅政。此种托孤记载,还见于《汉书》的《金日(石单)传》和《田千秋传》等处。然而,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有不同的说法,加上《汉书》对与霍光同膺顾命人员的记载又颇有暖昧不清、前后不一之处,于是便有史家对霍光受遗诏辅政一事颇为怀疑,有的甚至于     

论汉武帝的宗教政策

汉武帝在宗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汉代的宗教生活走向正轨。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祭祀方面,包括雍郊五畤的制度化、以"太一"为至上神以及在各地广立官方神祠。     

论汉武帝的人才观

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可谓西汉盛世，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其用人政策的成功。符合当时王朝统治实际的用人政策源之于较为进步和客观的人才观的指导。汉武帝１６岁即位，至７１岁去世，叱咤风云５０余年，其统治经验之丰富，统治方式之多端灵活，用人思想之实际，以及用人政策之成功，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汉武帝人才观的形成，基之于其善于总结前代的统治经验和用人思想，根据当时的统治实际，在不断地用人实践中形成及丰富自己的人才观。在其人才观的指导下，西汉王朝高举着“独尊儒术”的政治旗号，实则对各流派…     

论汉武帝的用人之道

汉武帝是我国古代一位具有雄蹈大略的帝王,他在位期间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深黯用人之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六艺”与“六经”

“六艺”是西周时期学校教育的六门课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1.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2.乐:属于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3.射:即射箭技术训练。4.御:驾驭兵车技术训练。“射”和“御”是军事训练课。当时作战以战车为主。每辆战车由甲士(包括御者、射者、盾牌手)和徒兵各若干组成。甲士身穿盔甲,在车上;徒兵步随。车兵进攻的主要武器是弓箭,所以射箭和驾车是最基本的军事技术训练。5.书:识字与书写,如干支次序“甲子、乙丑、丙寅……”,方位“东、南、西、北”等。6.数:计算九九,加减乘除等。辨认方位,认识干支与熟悉九九,对于日常生活,甚至对于行军与部队组织方面,也是大有帮助的。     

论汉武帝征大宛

对于汉武帝征大宛,国内外不少史学家都说是汉武帝为了喜好大宛骏马,才兴师动众,前往征讨,因此受尽了责骂。可是那时已打通了河西走廊,占有了水草丰美的祁连山,而祁连山一向是月氏、匈奴族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良马很多,如果说汉武帝需要良马以组建骑兵,那末祁连山区就随手可得。可见斥责汉武帝征大宛是为了良马,显然不符于历史事实,必须重新论证。 那末汉武帝征大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简单一句话,是为了征讨匈奴贵族,完成统一西域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