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档案钩沉:“方”“圆”大鼎背后的故事

正在远古的夏、商、周时期,有一种独特的档案书写方式———用铸刻的方式将文字记录在或厚重或精巧的青铜器物上。人们把上面的文字称为"金文"。金文,是"吉金文"的简称。另一个名称叫"钟鼎文",是因为很多的金文都铭刻在钟和鼎上的缘故。中国古代以青铜器(钟、鼎、盘、盂等)为载体的书史铭文,盛行于殷商末期及两周。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铸工艺达到了全盛阶段,由于礼乐制度的发展,钟鼎等青铜器物不仅演变为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贮存于宗庙的礼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发展为记录当时社会重大史实的历史文献。并     

说楚系墓葬中的大鼎——兼谈楚系墓葬的用鼎制度

鼎在商周铜礼器的组合中居于顶端,对研究墓主的身份等级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回顾以往的研究,对学界流行的“鑊鼎、升鼎、羞鼎三分法”进行再讨论,对前人成说提出商榷。指出以往的发现,除楚系平底鼎,自名“登”“升”,可以确认是“升鼎”,其他两类的定名都存在问题。如楚系烹牲大鼎从来不叫“鑊鼎”,“鑊鼎”之名从未发现。“羞鼎”的辨认也缺乏可靠线索。为此,作者利用荆门包山M2出土的19件铜鼎,与同墓出土遣册中记载的鼎名一一比对,重新对楚鼎进行分类,指出该墓出土的烹牲大鼎自名是“鑐”。这种自名也见于上蔡郭庄M2出土大鼎的铭文。通过综合考察,作者认为,楚系墓葬出土的烹牲大鼎,不是镬,可能相当古书中的鼐。     

梅文鼎数学思想的历史探源

清朝康熙年间的大数学家梅文鼎在数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分析梅文鼎的数学著作,对其数学思想进行探源,从而给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周易》鼎卦的艺术设计美学研究

本文着重对《周易》六十四卦中鼎卦的艺术设计美学进行了分析研究,阐述了鼎卦概况并就其艺术设计美学体现进行了探索,同时对《周易》鼎卦的设计美学给现代设计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李光地与康熙、梅文鼎的学术交往事迹考述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政治人物,也是康熙年间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在科学活动组织方面,李光地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从李光地与康熙、梅文鼎之间的学术交往事迹入手,对李光地在清初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探讨。     

李光地与康熙、梅文鼎的学术交往事迹考述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政治人物,也是康熙年间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在科学活动组织方面,李光地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从李光地与康熙、梅文鼎之间的学术交往事迹入手,对李光地在清初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探讨.     

梅文鼎对清代历算学的影响探究

梅文鼎是元末明初的历算大师,被誉为古往今来历算"第一名家"。清代历算学在梅文鼎影响下迅速发展,并诞生了许多历算大师,为后世历算学的发展起了历史性沿革作用。     

从商代青铜文化看商王朝的外服制度

商代青铜文化处于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繁盛期,从商代青铜文明可以看出商王朝外服制的两个层次即分封和同盟。     

从生态翻译学新视角看《青铜葵花》的英文翻译

曹文轩的儿童文学《青铜葵花》的英译本在国际上获得多项殊荣,其译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借用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从"掏空再现"、"环境补建"以及"自然化仿生"三个新视角解析《青铜葵花》的英译本进行文本分析,论证这三个新视角对翻译文本有很强的解释力,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和方法论思路。     

从商代青铜文化看商王朝的外服制度

商代青铜文化处于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繁盛期,从商代青铜文明可以看出商王朝外服制的两个层次即分封和同盟.     

青铜觚初步探讨——觚的释读以及后世流变

把青铜觚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对青铜觚在夏、商、周时期的发展进行梳理。对青铜觚进行释名、释器,探讨觚的产生及流变。青铜觚器型优美,已知最早是出现在二里头墓葬中,但因年代早,特征不太明显。文章梳理了解青铜觚器型的后世流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渭南鼎礼文化的弘扬创新

轩辕黄帝荆山铸鼎,标志“肇立华夏”。荆山原在秦汉时期称中华原,北周时期置中华郡,由此也被喻为中华民族的“破晓之地”。建于荆山原的中华郡文化旅游景区创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通过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保护传承等,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实践支撑,而“三大融合”“三让情怀”“三学并举”的创新实践是新时期文旅融合发展的独特探索。     

探究先秦青铜“壶”形器的纹饰和铭文

先秦青铜礼器中,壶形器都带有纹饰和铭文,它们展示了先秦艺术风尚,也反映了先秦社会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状况和礼乐制度等。研究青铜"壶"形器纹饰和铭文,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先秦时期的文化、政治、社会以及宗教背景等。     

探究先秦青铜“壶”形器的纹饰和铭文

先秦青铜礼器中,壶形器都带有纹饰和铭文,它们展示了先秦艺术风尚,也反映了先秦社会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状况和礼乐制度等。研究青铜＂壶＂形器纹饰和铭文,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先秦时期的文化、政治、社会以及宗教背景等。     

陶唐时期礼乐制度在晋南地区的基本形成

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特色之一。陶唐氏部落从东方迁入晋南后,实现了东方文化因素与中原文化因素之间的初步整合,基本形成了大体齐备的礼乐制度原型,也标志着晋南地区跨入了早期文明的门槛。     

陶唐时期礼乐制度在晋西南地区的基本形成

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特色之一.陶唐氏部落从东方迁入晋南后,实现了东方文化因素与中原文化因素之间的初步整合,基本形成了大体齐备的礼乐制度原型,也标志着晋南地区跨入了早期文明的门槛.     

清代宁夏籍湖广提督俞益谟《青铜自考》版本论略——兼论台湾抄本的价值

清代宁夏籍湖广提督俞益谟别集《青铜自考》传世现有四种版本:北大刻本、中科院刻本、北大抄本和台湾抄本.北大刻本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刊刻后,中科院刻本后对其进行了修订再版,北大抄本、台湾抄本抄录了中科院刻本并补充了部分内容.中科院刻本、北大抄本、台湾抄本均成书于康熙末至雍正年间.相比较而言,北大刻本最早,中科院刻本最精,北大抄本最全,可以弥补刻本之不足,台湾抄本以其文物价值高,且后补内容可以参校北大抄本而依然有其可贵之处.     

黑龙江省阿城市金上京出土的青铜童子佩饰

阿城市金上京作为一代都城，当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手工业产品也越来越多。历年来，在上京城附近均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小铜器。如：铜镜、铜人、铜钱币、铜锅、铜碗、铜盆、铜勺、铜筷子、铜酒器等，日常生活用具中数量最多的是青铜制品。铜业是金代黑龙江地区仅次于冶铁业的金属手工业的重要部门。近几年从金上京附近出土的大量金代文物证明，青铜制品应用范围在金代早期已十分广泛。其中数量较多的是兵器和印佩，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鼎形铜镜的年代与性质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两面鼎形铜镜,分别为双龙丹鼎镜、河澄皎月龙凤镜,以往其年代被笼统地定为宋代。通过对目前收集到的15面鼎形镜资料进行分析,结合南宋较为流行的双龙丹鼎纹饰做进一步考证,可知国博藏两面鼎形镜的年代约为南宋中期偏晚,铸造地点应是在南宋统治范围内的南方地区。两面鼎形镜的性质不同。双龙丹鼎镜的性质应与道教有一定关联;河澄皎月龙凤镜则属于世俗性质的铜镜,是文人尚古倾向的反应。鼎形镜的出现,是北宋朝廷礼制改革、古器物学盛行的结果。除鼎形镜外,南宋时期还出现了钟型、盾形等异形铜镜,皆可视作北宋金石学对南宋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物质体现。     

周朝册命典礼的真实再现——青铜颂簋

<正>山东省博物馆所藏的这件颂簋,是西周晚期的器物。通高30.1、口径24.2厘米。圆盖圆腹,子母口,盖顶有圈形把手。圈足,下附三兽足。腹部两侧有一对兽形耳。口沿上下各饰一周窃曲纹,盖与腹均饰横条脊纹,圈足饰垂鳞纹。盖器同铭,各铸15行152字。铭文中提到此簋的主人名"颂",故将此簋称之为颂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