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小说中"另类"知识分子形象简论

以作家深切的民间生存体验为实际基础,王朔在其小说中对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别样的塑造。小说中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焦虑的生活状态中普遍呈现出一种世俗化的精神面貌或形象外观,委琐、庸俗与虚伪等成为渗入他们骨子里的一些性格弱点。王朔小说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调侃与嘲弄,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学对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历程中的审美观念嬗变,另一方面也透射出王朔本人对知识分子问题在多维视野中更为深入的独特思考。     

“王朔现象”的思考

1988年以来,王朔以通俗小说家的姿态突然走红了。小说一篇篇,一本本地出,电影一部部地演,电视剧一个接一个地获奖。这里并不想探究产生王朔这个幸运儿的社会原因,而要谈谈王朔作品中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众所周知,王朔的小说否定一切传统观念中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包括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对他们经常采取冷漠鄙夷和冷嘲热讽的态度。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王朔小说的真正读者恰恰就是被他嘲讽和奚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王朔是中国当代文坛中比较"另类"的一个作家,他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群生活在焦虑状态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已经丧失了传统文人的道德和信念,成为世俗化的产物。王朔在描写这些知识分子时,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调侃,而这种充满贬义的人物塑造的背后,又有着作者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关注和反思。     

中国知识分子为何缺乏独立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似乎已被无数次谈及和讨论。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指人文知识分子、作家等。这真相上可追溯到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下可联想至王朔无知者无畏。春秋争鸣当中的百家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自己的学说能得到某个诸侯青睐，从而获得成功。像儒家、法家都是这方面的典范，道家等到了汉朝初期却成了国家意识形态。     

《小世界》中的伪知识分子形象探析

英国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的代表作《小世界》刻画了一群以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为名环游世界、贪图享乐、消费学术的伪知识分子形象。通过对《小世界》中伪知识分子形象的剖析,力图把握传统知识分子与当代消费社会下的伪知识分子之间的根本性差异。作家在《小世界》最后一章借主人公柏斯发出的诘问道出刻画这一群伪知识分子的根本意图,表达了对复归知识分子形象的渴望———作为知识分子要敢于批判,有思辨意识,要有战权威的勇气。     

批判型知识分子

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官僚的批判中,有一个论断似乎过于武断了,即在合理化和工具理性的制约下,知识分子无可挽救地成了文化工业和知识工业的工具手段,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这就意味着,在韦伯所说的“铁茏”里,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变革的潜能不再可能。     

从西方文化视角看霍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西方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形成具有两大文化渊源:神话与宗教,知识分子被视为知识与理性的化身并赋以神性的尊严。十九世纪美国小说家霍桑对这一传统认识加以颠覆与超越,塑造了来源于新英格兰工业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系列:痴妄的科学家、疯狂的复仇人与软弱的救赎者,并藉此对西方文化精神进行了一次现代性的解读。     

怎么都行：后知识分子的文化策略－－二王、二武现象启示录

在近年来的化论争中，王蒙、王朔与刘心武、张颐武的观点既具有某种代表性又具有某种一致性，同时还具有相当程度的迷惑性。鉴于此，本首先指出了作为后知识分子的二王与二武其观点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话语联系，着重分析了支撑其观点主要理论依据的“去中心”与“多元共生”的偏颇与失误。事实上，当后知识分子把“怎么都行”奉为自己的化策略时，其真实意图是要以理论上的先锋姿态掩盖自己思想上的后撤行为。作为一种化思潮，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简论士、知识分子和士的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之士肩负知识和道义的职责,在道统与政统的夹层中艰难地生存。在近代的大变局中,士被时代潮流所裹挟,义无返顾地嬗蜕成较有独立品格、较为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士的近代转型过程中,晚清小说家典型地体现出这一转型所呈现的生动活泼的状貌和特点。     

论雅各比的乌托邦思想:基于知识分子与乌托邦的张力关系

当前"乌托邦终结"的论断在世界范围内铺开,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诊断陷入停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雅各比深入社会历史深处,以求看清当前知识分子和乌托邦之间存在的张力。他通过乌托邦这一研究视域,来试图建构公共知识分子的想象空间,并寻找知识分子背后隐藏的弥赛亚情结,力求澄清极权主义和乌托邦的界限以给真正的知识分子正名,同时在多元主义的扩散中挖掘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精神遗产。雅各比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对知识分子和乌托邦之间的张力进行不同以往的缓解方式。     

《太玄》范注体例考论

范望由《太玄》提炼出了＂家性＂与＂行数＂两个词,其中＂家性＂主要指《太玄》首名的意涵,也包括玄首的阴阳刚柔之性及其五行属性,而＂行数＂则指《太玄》首赞之数与五行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家性与行数作为解赞体例,使范注自具特色,可目为范望之太玄学。     

由外王到内圣:自唐至清士人的精神轨迹——以《翰苑集》和《读通鉴论》为中心

《翰苑集》和《读通鉴论》分别是陆贽和王夫之各自的代表作。从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轨迹:由外王向内圣迁转,由帝王师向民众师迁转。这一轨迹一方面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在封建体制下的不断边缘化过程,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内圣是他们抵御日渐边缘的社会地位、强化自我认同和优越感的手段。     

论唐代妇女生活的悖反现象

唐代的女性向来被认为是封建时代比较幸运的一群,她们的生活多姿多彩。但她们毕竟没有超脱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因而又在法律、伦理上受到种种歧视和压制。这种悖反现象和两面性,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唐代妇女自主抗争的表现。     

孟子：一生高扬与低首——兼及春秋战国士人气质

孟子作为战国时代＂士＂阶层的突出代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典范,另一方面则因受制于强大王权,苦于自身缺乏构造理想社会的力量,而不得不游走于诸侯之间,做着＂帝王之师＂的梦。这一两难处境,同时也是后世士大夫阶层所面临的问题。笔者试图从纪录孟子一生行迹、思想的《孟子》一书中,透析孟子为代表的士人阶层的处境,以及这一群体的独特气质和人格张力。     

王维诗中的西北边塞风情

就整体而言,王维反映西北边塞风情的诗作主要包括三类内容：一类是反映西北边民生活、风俗的作品,一类是反映西北守边将士生活遭遇的作品,一类是反映西北边塞壮阔风光的作品。这些反映西北边塞风情的诗歌,情调壮美,视野开阔,鲜明地体现了盛唐时代诗人的浪漫理想,是处在鼎盛时期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先秦诸子著作中的“君子”

“君子”这个词是先秦诸子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词 ,它的本义是指君王的儿子 ,随着君王的儿子的封号不同 ,分别指王位的继承人、诸侯国国君、周王手下的卿大夫 ,又引申指诸侯手下的卿大夫、品德高尚的卿大夫、泛指统治者或官员、指贵族或贵族子弟、女子称丈夫或情人、特指品德高尚的卿大夫、儒家对思想品德和才能达到较高程度的知识分子的称呼等。     

被修改的仁爱精神:杨朔散文中的悯农意识--以《荔枝蜜》为例

从杨朔散文的文本建构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特定时代权力关系的本质,还可以发现国家意志是怎样扭曲了包括作家在内的社会成员的生活观点,使传统的价值观造成断裂,在文化创造中造成了混乱,而同时也使作家的创作在单纯化、简单化的写作中出现了复杂情况。杨朔散文题材涉及智,劳关系问题,它反映了在一个以阶级划线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倒置,从而出现知识分子传统精神被改写的情形。杨朔“诗化散文”的代表作《荔枝蜜》,就是一个值得重新分析的个案。从这个作品里可以看出当代作家所遭遇的写作困境,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遗留在革命知识分子杨朔身上的仁爱精神,是如何在革命文化语境里被曲折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又为何产生了作者意料不到的效果。     

唐顺宪朝文士参政意识与政治地位

唐朝是我国封建体制高度完备的阶段,唐文士的参政意识迥异于历代,顺宪朝文士是其中的最典型代表。“二王八司马”事件,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积极参政等,昭示着顺宪朝文士政治地位处于唐朝历代以来的最高阶段。唐文士大多富有政治热情,积极地为争取较高的政治地位而不懈奋斗,唐文士这种积极入仕的心理至顺宪朝趋向成熟,政治地位由而得到实质性提升。     

谈《水浒传》的题材与主题

《水浒传》以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反映的却是封建社会忠奸斗争的主题。原因是《水浒传》没有写出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最本质的特征-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作者是市井中人，不熟悉农村，农民生活；水浒故事在长期流传中被市民化了，书中的主要人物不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梁山起义队伍的军事活动不具备农民革命战争的性质。     

周作人、林语堂“国民性”探讨比较论

“国民性”改造是五四时期众多启蒙先驱者共同探讨的话题,周作人和林语堂也以“国民性”改造作为他们反抗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的思想武器。他们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对“人”的觉醒问题的关注、还表现在对“民主”的欢呼和对“科学”的诉求以及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实践上。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为我们研究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