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和载体。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全体人民,所以人民对国有企业的关注程度要多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自从国企出现“天价薪酬”事件以来,社会各界对此广泛关注,各界的争鸣不断,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立法规制实现国有企业薪酬与业绩挂钩,从而实现高管薪酬合理性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问题的分析,发现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关联程度低、国有企业高管大多由政府直接任命而非人才招聘等问题。高管薪酬制度是公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设立的目的在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自身价值。但是法律在发挥作用时其效力也是有限的,高管薪酬制度主要作用在于保证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是正相关。因此,针对不同性质企业的高管薪酬问题,法律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上市高新企业高管薪酬及其效应的实证研究

高新企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薪酬是发挥其人力资本优势的主要激励手段,高管人员的薪酬是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研究对上市高新产业企业的高管的薪酬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对上市高新产业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公司的规模、业绩、公司所处的经济区域以及公司的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其中,公司的规模对高管的薪酬的影响最大。对高管的持股比例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公司的规模、业绩及公司的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所占的比例、监事会规模并不影响高管的薪酬。高管的薪酬和公司的业绩显著正相关,高管的薪酬水平、持股比例和高管的薪酬差距明显影响着公司的业绩。本研究证实了高新企业高管薪酬的效应,建议对高新企业高管人员实行以市场为导向、以公司的业绩为驱动的薪酬制度,在规范的基础上大力推行股票期权计划,适当提高高管团队的薪酬差距,进一步完善高新企业的治理结构。     

高管人口统计特征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及其启示

对高管的报酬和激励问题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总结国内外众多关于高管薪酬的文献基础上,主要从高管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就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进行了综合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对我国企业高管人员进行薪酬设计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行业特征为调节变量

为了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否会受到行业特征的影响,文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房地产行业、塑胶制品行业和电子信息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并从这些行业中筛选出45家代表公司的2010—2016年的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以资产净利率(ROA)和每股收益(EPS)作为企业的绩效衡量指标,引入线性回归分析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房地产行业的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相关性,而传统制造业的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相关性并不明显,电子信息行业的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也存在显著相关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不同行业为视角,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不一定存在相关性关系,行业特征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对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变化与并购代理动机的实证分析——基于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研究

现有研究不区分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笼统给出高管薪酬变化与并购业绩无关的结论很可能有失偏颇。基于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并购前后高管薪酬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在相对宽松的公司治理环境下,国企高管具备利用并购增加个人收益的动机和条件,高管薪酬变化与并购业绩无关;而民营企业高管在相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及严格的内部监管环境下,提高并购业绩或许是增加个人收益的更好选择,高管薪酬变化与并购业绩相关。研究深化了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认识,对进一步研究公司高管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设计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家族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业绩基础的薪酬制度是所有者用于减轻代理成本的一种治理机制。选取2007年我国228家家族类上市公司和770家非家族类上市公司,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家族类上市公司来自家族的高管薪酬、家族高管薪酬与其职工年收入的比值明显比非家族类上市公司高,并且薪绩敏感度低;然后通过家族类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对家族高管薪酬治理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独立董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高家族高管薪绩敏感度,但以家族高管的高薪酬为代价,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家族高管薪酬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家族类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建议。     

我国旅游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研究——以酒店类为例

目前我国有9家酒店类旅游上市公司,本文对其高管薪酬的情况进行分析,主要研究了这9家公司的高管薪酬总额、高管人均薪酬、前三名高管薪酬、前三名董事薪酬以及高管零薪酬的情况。研究发现,酒店类旅游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总额均值增长缓慢;酒店类旅游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均薪酬增长率偏低;酒店类旅游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人均薪酬增长率较高;酒店类旅游上市公司前三名董事人均薪酬增长率年际变动较大;酒店类旅游上市公司高管零薪酬现象普遍存在。     

国企与民企高管薪酬与股权激励比较研究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的薪酬和股权激励机制是留住企业优秀高级管理人才的关键,民企与国企在属性上存在差距,那么在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是否存在差异,值得研究.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其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的现状进行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国企与民企在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方面的差异.研究得到,在高管薪酬方面,国企高管前3名薪酬均值高于民营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金融、保险行业高管薪酬最高,农、林、牧、渔业最低;东部发达地区高于落后地区;资产规模大的企业高于资产规模小的企业.在股权激励方面,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股权激励标的物的选择上偏好一致,都喜好用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在地区上大都分布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行业上大都分布于信息技术产业等新兴行业;国企股权激励的比例整体低于民企股权激励的比例.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比较研究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选取2003-2010年沪深两市296家国有和176家非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控制了高管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和两职兼任等因素之后,实证分析了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随着高管持股数量的增加,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更高,但国有上市公司则相反;公司规模的扩大会降低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且只有当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在不同的区间范围内,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才表现出显著正相关.     

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04～2006年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降低了由当地国资委所控制国企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对当地由中央国资委所控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对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反而越低,没有发现两职合一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对中央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都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