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奔波在古今交感的行程中——论《西征赋》纪行艺术的成熟

纪行赋是辞赋中的一大类, 《文选》纪行赋中收录《北征赋》 《东征赋》 《西征赋》三篇,潘岳的《西征赋》独占一卷.同先贤名作相比,《西征赋》鸿篇巨制,内容丰富详实,结构严密完整,是纪行大赋的成熟和完善之作,臻于历代纪行赋的顶峰.在表现方式上,作者匠心独运,以叙事为经线,以议论、抒情、写景为纬线,洋洋洒洒四千余言,咏史怀古情感态度鲜明,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论建安七子军旅纪行赋

纪行赋渊源于屈原《九章》中的《涉江》、《哀郢》两篇,通过刘歆、班彪、班昭、蔡邕等人的创作实践纪行赋有了固定的模式。建安时期"七子"对纪行赋的题材有所拓展便产生了军旅纪行赋。"七子"的赋作除了军旅纪行赋之外还有都邑赋、田猎赋、游览赋、山水赋、物色赋、情志赋、哀伤赋和咏物赋等多种类型。军旅纪行赋是建安时代的产物,因此有它独特的产生原因、文体特征和具体内容。     

记强汝询著《求益斋诗钞》——太平天国史料介绍

清光绪二十三年编纂、二十五年刊印的《溧阳县续志》卷十六《杂类志·纪闻》里,附有清人强汝询著《求益斋诗钞》全文,包括《感愤》、《述忧一百韵》、《观兵行》、《后观兵行》、《江上谣》(七首)、《临江叹》、《杂述》(二首)、《闻王师累捷进逼江宁喜赋二律》,和《闻人说溧阳事感赋》等九篇诗作,合计五百五十句,凡三千一百余字。这     

刘备起兵时间新考

《汉末英雄记》记载邹靖在中平二年之前曾为校尉,而《后汉书》记载中平元年（184年）广阳有黄巾军起义,中平二年邹靖官居校尉之上的北军中侯。从邹靖校尉身份和官衔变迁的时间以及刘备早期经历三个方面考察,刘备起兵应当在中平元年（184年）。     

江淹《别赋》《恨赋》写作时间及本事新证

自江淹《恨赋》、《别赋》被萧统收入《昭明文选》之后,遂作为江淹辞赋之代表作广为人知,其次第也多从《文选》编排,先《恨》后《别》,钱钟书先生更以为"《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并结合江淹仕宦经历的考察,认为《别赋》先出《恨赋》后作的可能性更大。《别赋》所写并非简单地按类排比,而融入了江淹本人与亲友、家人辞别的感受;《恨赋》也不仅仅是代古人申恨,其中秦帝、赵王等人都寓有特定的指向;故《别赋》或作于江淹赴吴兴途中,《恨赋》当是江淹自吴兴返京口后所为,二赋之写作动机及命意均与江淹特定经历,尤其是江淹与建平王景素的关系密切相关。循此入手,不但可以对《别赋》为何而别,别者何人,《恨赋》为何而恨,恨者何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别》、《恨》二赋之写作特征及在江淹诗赋创作历程中的特殊意义。     

宋玉《舞赋》真伪补考

《舞赋》并非宋玉所作：一、除唐人无名氏所编类书《古文苑》之外,自战国晚期至清朝的文献典籍中,未见宋玉曾撰写《舞赋》的记载。且《古文苑》将《舞赋》作者题为宋玉,并未被后世学者所接受。二、《舞赋》记载的《激楚》、《结风》是汉代初年方才在楚地流行的舞曲,宋玉不可能是其创作者。三、《舞赋》所记载的＂材人＂,亦称＂才人＂,即宫中女官名,多为妃嫔的称号,最早设置于西汉汉文帝时期。因此,所谓宋玉《舞赋》,实为后汉傅毅《舞赋》的摘录。唐代类书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二书均将所收《舞赋》的作者题为傅毅,当确凿可信。而唐代总集《古文苑》成书时间较晚,其编者将所收《舞赋》作者题为宋玉,实为在传抄时失察而造成的讹误。     

《长门赋》之作者考辨

怀疑《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之理由主要有二:一、陆厥已说“《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二、司马相如先于汉武帝死,而赋序开篇即说“孝武皇帝”。不过,据陆厥原文分析,“殆非”所说,本意为一家两赋,风格大异,几乎看不出原为同出;而对《文选》所录作品序文的情况进行研究,知《长门赋序》非司马相如作。结论:《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本无所疑。     

《长门赋》之作者考辨

怀疑《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之理由主要有二：一、陆厥已说“《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二、司马相如先于汉武帝死,而赋序开篇即说“孝武皇帝”。不过,据陆厥原文分析,“殆非”所说,本意为一家两赋,风格大异,几乎看不出为同出;而对《文选》所录作品序文的情况进行研究。如《长门赋序》非司马相如作。结论：《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本无所疑。     

《思玄赋》旧注归属问题拟测

张衡所撰《思玄赋》除收入张衡别集外,《文选》与《后汉书》均保留了原文。胡刻本李善注《文选》中,《思玄赋》旧注下小字云:"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疏略,而注又称愚以为,疑非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中,相同篇目注下虽题名"衡注",但依然保留了李善的观点。两种版本中,李善只简单辨析了其所引旧注并非张衡自注,而《思玄赋》旧注何以"行来既久"以及到底出自谁手,都需要重新探讨。     

崔琰《述初赋》考

崔琰《述初赋》文本残缺,佚文较多,拟在搜集整理佚文的基础上,考校文本;在文本整理的基础上,考定该赋作于初平二年(191)。     

《辞源》剔疵

《辞源》(修订本)《出版说明》云:“对书证文字都作了覆核,并标明作者、篇目和卷次”。实际失核之处不止一二。下面举例辨之。一、引句字误如【七槃舞】引:“张衡《舞赋》云:‘历七槃而纵蹑’”(误) 正:《全后汉文卷五三张衡(舞赋)》:“历七盘而蹝蹑” (《后汉书·边让传》注、《文选·舞赋》注、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注、鲍照《数诗》注、《太平御览》五百     

中使考源

中使之职出现在东汉,但稳定和发展应在三国时的东吴。虽然中使最早出现在史书上是东汉章帝建初七年(72年),但由于范晔《后汉书》成书时间较晚,他参考的史料中有很多是晋人撰的《后汉书》,诸家《后汉书》都或多或少受到吴人谢承的《后汉书》的影响,在撰写的过程中可能借用了当时己有的中使的官名,而范晔袭之。据《后汉书·张让传》,中平二年(185年)首次出现“号曰‘中使’”,中使当始于此时,而史书上此前出现的中使,有可能是史家借用进史书的。     

《孔丛子》中孔臧四赋二书的真伪考辨

今《孔丛子》中所存题名为孔臧的四赋二书,其作者和写作时间历来多为学者们所质疑。通过考察辨析四赋二书的文本内容和学者提出的“伪据”,其为东晋时孔家后人所作之说不能成立,当确为西汉孔臧所作。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司马相如《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小议

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天子游猎赋》 ,《史记》、《汉书》本传连为一篇 ,但从时间来看 ,《子虚赋》本作于梁孝王时 ,而后者则作于武帝建元三年或稍后 ,参《史记》、《汉书》本传及《汉书·东方朔传》。《史记》、《汉书》本传将二赋连为一篇 ,盖主要是从二赋内容及形式的连贯来考虑的 ,而本传所谓的“赋奏 ,天子以为郎” ,则单指奏《天子游猎赋》 ,非指二赋同时奏上。又 ,《子虚赋》开头“而无是公在焉”一句 ,亦非原有 ,而是后来加进去的。据《隋书·儒林传》及《史通·序传》称 ,相如本有《自序》之作 ,而司马迁作传盖本于其《自序》。…     

论清代鄂东状元陈沆关于赤壁的“一赋二诗”

清代鄂东状元陈沆的两首《赤壁》诗和一首《东坡赤壁赋》,用“一赋二诗”来进行概括,是首次提出。在陈沆留存的全部诗文中,拈出其关于赤壁的“一赋二诗”,厘定其写作时间且加以评赏,以求对赤壁文学以及湖北地方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论文天祥的纪行诗

文天祥的南下纪行诗是一部英雄历险记,采用诗文结合、联篇吟咏的方式,赋笔直书,它是抗元的战鼓,质朴雄壮,震撼人心。文天祥的北上纪行诗则是楚囚行吟录,抒亡国恨,明殉国志是它的主旋律,写作艺术也有显著变化,风格幢慨悲凉。文天祥的集杜纪行诗以集句纪行而如同己出,它不是南下、北上纪行诗的简单重复,有新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文天祥的纪行诗转益多师,不主一家,受影响较大的是杜甫和范成大。     

谈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

对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目前有多种说法。通过对那次劝进活动的考察,对司马昭与二位魏主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阮文本身的细致解读,笔者认为该文写于景元二年而不是甘露五年。     

清人辑诸家《后汉书》述略

范晔《后汉书》与袁宏《后汉纪》行世日久,同时代其他诸家后汉史书逐渐被淘汰。但范氏和袁氏之外的诸家《后汉书》亦有特点,保有珍贵史料,可补《后汉书》与《后汉纪》之不足。有鉴于此,清代辑佚学家开展诸家《后汉书》的辑佚工作,成果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