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价值挑战及其包容性治理

进入数字社会以后,算法逐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度交融,形成了一种大数据加持、自动化决策和场景化驱动的独特运行逻辑。这对法律价值提出了严峻挑战,它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主体的自由空间、个体的平等机会以及社会的制度正义。然而,无论是诉诸算法公开的规制模式,还是以个体赋权为核心的回应模式,都未能对法律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在技术理念、制度设计和治理效能等方面存在法理难题。科学化解算法诱发的价值挑战,需要能够包容多元治理主体、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激励发展与合理规制相协调的包容性治理框架。主体层面的包容共治和工具层面的多元互补,共同构成了包容性治理的治理结构。在这一治理结构下,未来应当在主体机制上促进多元主体的包容共治,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治理实施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通过算法的可信控制来确保算法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善”。     

“开放空间会议＋”：一套社会治理的系统机制

社区社会治理的技术缺失和机制缺乏,导致社区社会治理陷入技术困境和能力困境,治理效能自然不高。开放空间会议是一种基于自由、平等、开放为理念的会议模式,它是一种技术,不是一种自然技术而是一种社会技术,不是一种硬技术而是一种软技术,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治理机制。为使开放空间会议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复合型的公共功能,从开放空间会议走向“开放空间会议＋”,它是一套社会治理的技术体系,也是一套社会治理的系统机制,可发挥众多公共功能。     

农村社会分层与现代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层面。明确农村社会的主体和对象是农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对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分析目的在于把握结构变迁中各阶层的社会需求特征,调动各阶层参与农村治理的方式和途径,使农村社会达到良治,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建设法治社会;使国家各方面制度科学有效运行。因此,将农村社会分层与现代乡村治理结合起来,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政府治理理论的新进展及启示

传统的政府中心论的研究视角限制了人们的讨论范围和思考能力,治理理论主张从一种更为灵活的互动论视角,从政府、市场、企业,公民、社会的多维度、多层面上观察思考问题。治理理论是补救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不足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它既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又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深刻影响着各国的政府改革。对于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同时实现治理理念的更新、治理工具的创新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政治和行政改革所面临的中心任务。     

集成式联结：党组织何以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它体现着国家对基层治理的意志,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便是这一意志的重要体现。共同性关系联结是共同体的本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性治理关系的建构。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宣传、动员、培育、整合、吸纳、服务等机制对共同治理的价值、主体、组织、资源、制度等治理要素进行集成,生成了把多元主体联结起来的治理关系,促进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是以治理要素的聚合重塑社会关系、生成治理关系,进而构建社会治理有机体的过程。集成式联结为我们从关系角度认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模式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径。     

高等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源头治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实践及研究表明,源头治理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高等教育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就是一种源头治理。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正义检视及路径寻绎

教育正义是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奠基性价值。当代正义理论的发展，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走向正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正义理论的承认、关系与分配三重维度出发审视校外培训机构，发现其非正义现象主要表现为：分数至上导致“承认正义”缺失，经济利益导向造成“关系正义”偏差，以及社会分层的教育投射致使“分配正义”匮乏。基于此，我国应构建以正义为基本导向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逻辑，确立以“承认”为内核的价值理念,重构校内校外育人责任联盟机制，纳入基本公共教育资源服务，以期有效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视域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创新

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形势日益复杂多变,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控机制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治理理论视域下的治理机制是一种网络协调机制,它遵循的是谈判的逻辑,对于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是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治理角色的转变及各种治理条件的完备,因此,要实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治理机制运作基础的构建应是当务之急。     

公共治理：内涵 基础 途径

公共治理，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已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它既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又是影响各国政府再造的一种全新理念。公共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公私机构并存的新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公共治理产生于公民社会，源自于个人领域的不断扩大；培育和建立公民社会是实现公共治理的有效途径。     

论学校的治理

学校治理问题是当今学校发展中的重要课题。社会学在分析学校治理问题时,首先是把学校看作是一个“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教育组织,它是在与其他社会因素互动过程中发挥其教化与社会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学视角的学校治理是一个政治、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博弈的动态平衡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学校内部的结构性治理和外部的功能性治理实现的;学校的结构性治理实质上是处理学校内部的“权力”分配与支配问题．功能性治理是处理学校外部的“资源”配置与分配问题;政府、社区、其他功能群体、家庭和社会文化等社会力量对学校的治理的影响是通过若干具体的社会因素而实现的。     

什么是空间治理?

空间治理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不同学科对“空间治理”这一术语的理解与使用丰富了其蕴涵,但概念的纷繁芜杂不利于学术对话与知识的累积性发展。文章旨在发掘空间治理的核心意涵,梳理空间理论的逻辑进程及其对治理实践的变革意义。先哲们对空间的思辨阐释与科学认知,为理解空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脱离了位置、场所或容器的内核而指向一种“隐喻”。空间之于治理,既是一种治理依据,也是一种治理对象,还是一种治理策略,更是一种治理理念,两者之间呈现一种“空间塑造治理、治理重构空间”的多维度结合与多层次互构的关系。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区划调整、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实践形式,体现了空间与治理的互构关系。空间治理的关键词是各种虚实结合的边界,其价值目标是实现空间正义。     

论学校的治理

学校治理问题是当今学校发展中的重要课题。社会学在分析学校治理问题时,首先是把学校看作是一个"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教育组织,它是在与其他社会因素互动过程中发挥其教化与社会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学视角的学校治理是一个政治、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博弈的动态平衡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学校内部的结构性治理和外部的功能性治理实现的;学校的结构性治理实质上是处理学校内部的"权力"分配与支配问题,功能性治理是处理学校外部的"资源"配置与分配问题;政府、社区、其他功能群体、家庭和社会文化等社会力量对学校的治理的影响是通过若干具体的社会因素而实现的。     

释比文化的道德功能融入羌族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释比文化在羌族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力量。释比文化有着自身的道德体系,它对人是一种"柔性约束",体现出一种"德治"式的治理,以一种无形的影响力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到规范社会行为、弘扬社会公德、塑造社会伦理的功能,它同时还有维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因而有利于羌族乡村社会治理,为创新羌族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道德指向,并最终促进羌区乡村社会实现"善治"。     

走向总体性治理:村政的现状与乡村治理的走向

中国乡村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基本的问题在于治理逻辑的多元性及碎片化。究其原因一个基本的缺陷在于缺乏总体性治理的思路,因而未来的走向应该是总体性治理。总体性治理意味着制度设计与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协同性,它是一种以乡村居民为核心,以解决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为宗旨的运作方式,这不但要靠地方政府基层乡镇政府的努力,需要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更需要农村社区、社会甚至市场力量的共同参与。总体性治理是中国农村学的一种新范式。     

外国人在民族国家境内犯罪的刑法应对——以中国刑法为例

全球化时代外国人在民族国家境内犯罪主要采取主权治理模式。国家刑罚权的根据相对于国民、外国人不尽相同:刑罚适用于国民旨在确证其缔造国家共同体的社会契约的自我决定意志,使其获得复归国家共同体法秩序的基本条件;刑罚适用于境内犯罪的外国人旨在确证其为在境内社会生活而参加的"居住性契约"的自我决定意志,是否使其复归境内社会生活则需要结合其继续"缔约意思"与"履约能力"予以具体判断。民族刑罚正义是主权治理下刑法适用的合法价值观,在方向上应当保持与全球刑罚正义的一致性,实现一种"商谈"的正义。     

分类治理与体制扩容: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治理

新世纪以来,社会组织的崛起及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目前地方政府形成了三种社会组织的分类治理模式:第一,推动人民团体及免登记团体的枢纽性社会组织建设;第二,对服务性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制的组织治理;第三,通过领袖吸纳、组织(结构)吸纳与职能吸纳的方式,将草根化、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性社会组织并入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而精致的分类治理体系,它显示了体制扩容的政治特征,也表明实践性政治知识的生长。     

美国城市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美国的社区治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它主要不是依赖政府,而是依赖社区公民、公共服务企业以及公共服务组织的参与.美国社区治理表现出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组织化、杜区权力多元化的特征.对美国社区治理的考察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那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角色、培养现代公民和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     

国家治理体系与分类治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理论突破与创新具有科学性和时代性,标志着治理思维上升到国家高度。然而,治理思维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同时,高校、企业的治理环境并不宽松,究其根源在于"一刀切"导致的治理错位。为防止治理改革倒退,实践中需要强化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分类治理,一方面识别不同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明晰不同治理手段之间的差异。     

国外大学治理结构及其特点对我国大学发展的启示

文章通过研究国外大学的治理发展,对比我国大学的治理现实,提出以下观点:一是大学治理结构的演变是社会发展变迁的一种必然,其发展与社会需求息息相关;二是大学治理结构的变化发展应该服务于人才培养、教师发展和大学功能发挥;三是大学治理结构是否合理,要看它是否能够发挥学术权力最大效应及知识创造的能力和水平。     

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

教育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呈现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教育治理的直接目标是善治,即"好治理";最终目标是"好教育",即建立高效、公平、自由、有序的教育新格局。完善教育治理体系是推进教育治理的关键,其核心是通过分权和集权两种方式调整优化共治主体的权责关系,解决教育管理中社会参与不够、学校办学自主权不够、政府宏观管理能力不足、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