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罗普·弗莱的悲剧观

在弗莱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悲剧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体裁,还是弗莱所谓“虚构型”文学中的一种基本倾向,以及一种比平常的文学体裁更广阔的文学叙事范畴、叙事结构（mythoi）。弗莱的悲剧观,既是体裁论,又是批评观;弗莱拓展了体裁意义上的悲剧,但同时也淡化了悲剧的审美和哲学意义。因为弗莱结构主义的文学观,他的悲剧观放弃了历史、政治维度,并且进一步牺牲了悲剧的人生实践意义。     

汪曾祺小说的时空范畴

汪曾祺的小说极少有明确的时空表述,而是有意识地想造成一种时空背景的模糊性。汪曾祺营构了一个属于人类永恒时间范畴的时空大背景,利用时间和空间操纵叙事,这是汪曾祺小说的特色。但具体到作家创作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个阶段,又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在对时间营构的热情上,汪曾祺的小说呈现递减的趋势。汪曾祺的空间营构热情与时间相反,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呈现增长的趋势。汪曾祺的小说在时空范畴的特称呈现为：在叙事时间上以故事时间为主的线性叙事,在叙事空间上呈现出叙事场景、停顿的大量运用,以此打破叙事时间的连续性。     

论《半生缘》人物的悲剧根源与悲剧折射

《半生缘》将人物自身的内在因素与时代、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糅合,以此揭示了盘根错节的人物悲剧根源;《半生缘》在悲剧叙事中折射了作者的生命观、爱情观、审美观、时代观、社会观。《半生缘》体现了张爱玲的深邃、丰硕与伟大。     

"小说化"叙述方式对中国古代戏曲悲剧的影响

迥异于西方戏剧的叙述方式是中国古代戏曲尤其是戏曲悲剧独特风貌形成的直接原因。从今天的文体观来看,古代戏曲中实有着小说与戏剧叙述方式共生的现象而又倾向于前者,突出表现在叙述者的存在、开放式叙事与史传式结构等几个方面,这种"小说化"的叙述方式给古代戏曲悲剧带来了两点影响,表现在文本存在形态的复杂性和兴亡悲剧的杰出成就上。     

汪曾祺小说悲剧意识解读

对汪曾祺小说的评价，大多数评论者都以平淡、恬静、和谐、温馨来界定，这也是我们最能够触及和感受的。然而，我们却不可忽略的是，始终贯穿于他作品之中的有一种深沉的悲悯情怀。该文即从这一个角度入手，来解读汪曾祺小说的悲剧意识。     

论汪曾祺作品的“中国画”特色

汪曾祺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清新、健朗的叙事风格和美学追求,与中国绘画有相通之处,如含蓄留白的内容、散点透视的技法、诗画相融的韵味等。本文对汪曾祺作品的＂中国画＂特色进行了探析。     

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论

汪曾祺的文学叙事实践着＂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创作理想。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汪曾祺主要依靠将人生理想化的方式,着力于审美人生的营造与刻画,使得文本充满唯美主义色彩;同时他还注重发挥小说的伦理教化作用;为了有别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汪曾祺主要是发掘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追求通俗的抒情与刻意的和谐,这是汪曾祺小说的特点,也是其文学意义和价值所在。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群像

文章选取全程参与新中国建国三十年各种运动的作家汪曾祺(1920-1997)小说文本,梳理隐匿在大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小历史的蛛丝马跡,具体呈显存在于官方的历史文本与民间文学文本对于历史叙事无法避免的差异,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只有一个版本。此外,透过"衰年变法"的汪曾祺新中国小说的文学展演,亦将揭示历来鲜少受到研究者关注的"非典型"汪曾祺风格。     

新巧的叙事建构 诗性的审美意蕴——从叙事形式与审美视角重读《受戒》

汪曾祺的《受戒》以清澈空灵的美学氛围和另类的叙述方式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创作模式,在形式层面,叙事时间的倒错、叙事视角的外聚焦与内聚集以及叙事交流上语言和形象上的空白,给读者带来叙事结构上的无限韵味;在审美层面,汪曾祺通过自然笔法描绘情感纯真的人物、理想与现实交织的情节以及与人和谐共生的环境,呈现出一个充满诗意的桃源世界。     

试论汪曾祺的"非欲望化"叙事--汪曾祺小说研究

在中国当代文坛，“汪曾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受到研究者长久的关注，研究成果颇丰。汪曾祺的小说通过“非欲望化”的叙事来疏离现当代历史对文学的整合、逼近人类真实存在，但是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汪曾祺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又陷入了“被整合”的境地。     

试论《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性格悲剧

1引言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的杰出作品,它叙述了焦仲卿、刘兰芝真心相爱却无法相守、最后以死相殉的爱情悲剧。与其说焦刘的悲剧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专制迫害所致,倒不如说他们的婚姻悲剧与刘兰芝的性格有着更大的关涉。特殊的时代生活和社会历史环境塑造了刘兰芝追求个性解放以及自由的叛逆性格,而中国传统文化"个人"和"自由"的缺失,又最     

汪曾祺小说中的悲剧意蕴

汪曾祺的小说弥漫着浓浓的悲剧意蕴这悲剧意蕴中体现着鲜明的民间色彩。汪曾祺的悲剧意蕴并非悲观主义 ,相反是乐观积极的。他的目的主要是对缺失的一种形象凸现 ,以引起人们一同关注悲剧意蕴的深层内涵 ,以期寻到精神的诺亚方舟     

新时代中国影视作品中富强叙事的类型与功能分析

影视作品反映和引领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在新时代中国影视作品中呈现出来。揭示新时代中国影视作品的类型与功能,需要建立相应的分析架构,通过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观的语义可知,其构建了包含国家富强的富强主体观、改革创新的富强动力观、协调发展的富强保障观、共同富裕的富强目的观、共同繁荣的富强全球观的体系结构。用上述语义结构分析可知,新时代中国影视作品的富强叙事,在主题类型上包括国家富强的富强主体叙事、改革创新的富强动力叙事、协调发展的富强保障叙事、共同富裕的富强目的叙事、共同繁荣的富强全球叙事。在传播功能上有利于培育和践行富强观、有利于讲好中国富强故事、有利于彰显中国富强的独特风格。     

雪莱的悲剧精神

悲剧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作为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的雪莱,毫不例外地在他的诗作与人生中表现了这一点。本文从社会背景、浪漫主义的宣言、诗人的诗学观以及诗人本身的命运和作品的角度,探讨雪莱的悲剧精神。正如悲剧本身一样,雪莱的悲剧精神缘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不可协调性。     

哈代笔下女性个性与婚姻悲剧

哈代是英国文学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家,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构建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结构。而他笔下的女性都笼罩着浓郁的悲剧色彩。悲剧女性身后隐藏的并非是作者特殊的世界观,而是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矛盾冲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悲剧就是必然的。哈代通过小说中女性的悲剧对现实、伦理、道德进行严厉的抨击。     

论董立勃小说悲剧气质的来源

董立勃是独特的新疆兵团作家,他的小说清新优美,但却也总是流露出一股与生俱来的悲剧气质。这份悲剧气质体现在小说叙事结构的精心安排上,或以悲剧、逃离式的故事结局作为结尾;也体现在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因为某些共同的性格特点造成理性与感性不可调和,形成了注定的悲剧结局。这份悲剧气质一方面离不开时代背景所赋予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作家内心深处深刻的悲观主义情结。     

双重结构，双重悲剧——再读《黑骏马》

张承志《黑骏马》以新颖的小说结构描述了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试图透过以往研究者已探索较多的小说的叙事结构,来发掘其隐藏的心理结构,从中发现现实与理想、残缺与完美之矛盾的普遍性与不可调和性;进而透过以往研究者关注较多的爱情悲剧,探求深层的人生悲剧,即归属感的缺失与悲剧的无限重复性。     

唐君毅的悲剧美学初探

关于唐君毅的美学思想,不能不提及他的悲剧观,这是他美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君毅早期认为中国缺乏悲剧,但随着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对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探求,后期他则认为中国不乏悲剧,只是不同于西方的悲剧观。中国最高的悲剧意识即超悲剧意识,可被称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     

“对话”——解读汪曾祺小说的一把钥匙——读杨学民先生《站在边缘处对话——汪曾祺新论》

杨学民先生这部专著对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汪曾祺在小说叙事语言方面的贡献、汪曾祺与中外文化艺术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作者立论之精辟独到,结论之客观持正,都使这部论著在近年汪曾祺研究中具有总结性意义。尤其是论者使用俄罗斯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读汪曾祺小说的方法,恰如探寻艺术家独到品质的一把钥匙,找到了正确的钥匙,自然会有异于他人的收获。     

论汪曾祺小说的自然之美

汪曾祺的小说在中国的当代文坛有其独特的风格,以自己的艺术观、创作论去挖掘故乡的风俗人情中别具特质的形式美感和精神底蕴,形成其文化型乡土作品.他小说的自然平淡之美主要体现在汪曾祺小说文本的三个方面,即汪曾祺小说“真”、“简”、“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