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室塤的發現與鑒定 晚清金石文化圈的一個剪影

本文對晚清山東青州所出"太室塤"的發現與鑒定進行了詳盡的研究。文章通過梳理清末山東青州陶塤的發現經過,對太室塤的發現時間及陶塤與王懿榮等人的關係有了更明確的判定;通過勾稽、整理晚清金石學者對陶塤銘文進行的諸多研究與考訂,展現當時學人圍繞陶塤展開的各種討論,并從側面展現當時"金石文化圈"的動態交往場景;最後,文章通過對陳介祺、王懿榮二人往來書札的研究,真實還原了他們對"僞塤"的考辨過程以及面對"偽器"時的心態。     

論《禹貢》地理與夷蠻戎狄分佈格局的形成

傳統的夷蠻戎狄與東南西北四方相配的觀念,見於《禮記》.清代學者崔述始提出異議,近代以來的學者,基本上都認爲這不是歷史事實,而是戰國以後的學者對於華夏周邊的族群人爲地整齊化的理想結果.但事實可能正相反,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可能反映了早期夷蠻戎狄的來源,而春秋以來華夏與夷蠻戎狄在東南西北各個地區交錯分佈的現象,反而是族群遷移...     

論漢初黄老之學即老子之學

本文分析《史記》《漢書》所載的"黄老之學"這個概念,認爲漠初占統治地位的黄老之學,指的就是老子之學;它與稷下學派中以道法爲核心思想的那種學説并無直接關係;與漢初所謂的刑名之學尤非一事,絶不可混爲一談。今天流行的關於"黄老之學"的理解是錯誤的,應當予以糾正。     

王大隆與徐恕兩先生交惡事件述略

王大隆與徐恕皆爲當代著名藏書之家,二人以藏書、傳書爲己任,爲文獻之保存與流布,爲功甚巨.然二人曾以訊息隔絶,竟生誤會,以致斷交.後經盧慎等斡旋,方得交好如初.     

西周女史彤管制度探微

庚嬴卣作爲西周穆王世器,銘文記録周王賞賜庚赢之事然而所賞物品"丹一杆"究竟爲何,學界久訟不决,庚嬴身份亦無法認定本文從古文字角度出發,結合傳世文獻及考古材料,提出"丹一杆"實即彤管筆一杆,庚嬴受賜彤管書寫後宫功過,其身份爲後宫女史,銘文反映的是西周後宫女史制度庚嬴卣是目前所見女史彤管制度的最早記載,其於西周早期便已存在,意義尤爲重要。     

一件南明烈士遺物的流轉

乾隆名臣王昶在雅集時端出明末義士鄺露的硯臺,引發了許多考訂詩的創作。當時正是鄺露詩集遭到禁燬的時代,這些考訂詩改變了鄺露作爲節義符號的結構,寄寓了詩人的哀憫與共感。乾嘉之時出現了以考訂爲詩的風氣,曾被認爲是詩道之一厄。假若能走進詩歌的歷史語境,當能對文學如何被需要、什麽樣的文學才能被需要,有更真切的體會。     

兩周金文“懌”、“斁”辭例釋解五則

《五年琱生簋》、《六年碉生簋》中■字應如何釋讀,學界目前仍未統一,本文檢討既有的說法後,認爲林澐主張此字爲睪聲字的看法較爲可信,井追一步認爲其在《五年簋》、《六年簋》中都讀爲"怿",用以表現說話者對所要執行的"令"具有内在的悦服,因而較高的行動力;至於《多父盤》中的■也應讀爲"怿",赞美多父能善事其父母。《中山王■壺》"天不斁其有怃,使得賢在良佐賈"一句,本文則認爲與當時的君臣理想有關,應能表現君的謙下以及對賢臣輔佐的期待。《二十三年單父鈹》中工師之名,當亦可釋爲从心从睪的"怿"。     

淺談周朝的“巫”

陳夢家先生認爲商代君王爲"群巫之長";因爲在文献所見的"巫"的職事(如祝、预占禍福,治療,占夢、舞雩)和甲骨文所見的商王之職事相似。但是,陳夢家先生忽略了兩件事;第一:在甲骨文中,"巫"字與"王"字是分開的,而且巫與王無法互相取代。陳先生以後代周     

“三字尾”與傳統格律詩的節奏 試論楚歌與七言詩的傳承

<正>我在拙著《中國詩體流變》中談到楚歌與楚辭時,曾説:"根據多數文學史家的研究,都認爲楚辭是采用了當時南方的楚歌體,又加以改造變化而成的一種新詩體。"這個論斷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繼而談到楚辭的代表作《離騷》與《九歌》的關係時,還没能確認定哪一類作品在前。當時我對《九歌》和《離騷》的創作時間,還是遵從王逸的説法,認爲《九歌》是屈原晚年被放到沅、湘之間的作品。王逸的原話説:《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     

沁州出土薛收《文中子碣銘》刻石考元好問詩所述

《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所錄薛收撰(592～624)《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是考察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584 ～617)生平事迹及其河汾之學與唐初貞觀之治之關係的關鍵性文獻.一九八九年,筆者撰寫《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第一章《河汾之學與貞觀之治》(此章十萬字)①時,根據《碣銘》所記載之內容與隋唐之際諸多原始文獻之記載互證無誤,已證明其信實可靠,但對其文獻來源則并不清楚.     

梁啟超東莞講學考

梁啓超1893年初爲人師,在東莞講學,由於史料稀缺,以往言之簡略。筆者根據目前可見的記載,尤其是聽課學生留存的作業,細致考辨了此次冬學的講授内容及後續影響。除逐一確認講學時間、當地接應者、合教同人、授課地點、學生人數,更重點考察了一向被認作東莞講學時撰寫的《讀書分月課程》,實則脱胎於晚出的康有爲《桂學答問》,并通過對弟子課卷的分析,呈現了所授詞章之學、科舉之學以及新學的實績。     

漢代藝術表現形式與博山爐形名再思考

博山爐是一種爐蓋裝飾形狀類似山巒的特殊熏爐。或許是受"博山"一名的影響,這種山形裝飾自宋代吕大臨以來一直被看作是對想象中的東海神山的摹狀,從而被解釋成漢代人崇拜神山或仙山的思想的反映。通過研究漢代對山峰或山巒的藝術表現形式,我們發現,漢代藝術中描畫山巒的基本藝術符號包括三種:即三角、圓弧以及二者的融合。這與博山爐爐蓋裝飾的藝術形象大不相同:博山爐蓋飾試圖表現的不是山巒,而是聚散流動的雲氣。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對"博山爐"這一名稱的重新思考:"博山爐"很可能并非得名於博山爐蓋飾的形象,而是跟當時博山爐焚燃薰草的産地之一"浮山"的名字有關。也就是説,我們對沿襲一兩千年之久的被稱作是"博山爐"的這一器物的名稱和形象,都需要作重新認知,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賦予"博山爐"這一器物可能具有的宗教含義的藝術形式,應該是構成博山爐爐蓋飾主體的雲氣造型,而不是長久以來大家普遍認爲的山巒的象徵     

論漢傳佛教的懺悔及其罪意識從佛教諸懺法到禪宗“無相懺悔”

十年前,我們合寫《罪與文學》一書,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聚焦於罪意識與文學的靈魂維度的考察,試圖通過追問罪意識和文學的關係思考和檢討中國文學傳統的局限所在.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之下,西方猶太——基督教的原罪觀和懺悔意識很自然就被當成攻錯中國儒家原善觀和君子自省意識的"他山之石".正因爲這樣,我們寫了第五章"懺悔意識與中國思想、文學傳統的局限".     

人活天地中作爲藝與政的養生之道

中國有着悠久的養生傳統,包含極爲豐富的經驗操作與理論探索,彌布於歷史文化長河之中,蔚爲大宗,綿延不绝.當前養生文化掀起新的熱潮,既不乏傳統養生資源的多方採掘和殊向詮釋,又廣泛结合現代醫藥保健、心靈診療、科學鍛煉的知識與技術,以身體照料和生命認知爲關注焦點,充分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的關注域,主要是養生現象蘊涵着的意味和牽引着的路向.對於生命康壽、生活美滿的特别在乎,其中體現出來的文化意向,應該得到貼合實情的闡明;這樣的生命傾向與文化意向所受到的質疑,亦會給予有益的回應;進而要審視當前情勢下養生意願與身體消費的合流,加以辨析并有所撥正.     

辛鼎銘文與西周蜡祭

中國古代的年終蜡祭是爲傳統的感恩節,其索享先嗇、司嗇、百種、農官、郵表畷、禽獸、坊與水庸八神而祭之,並及先祖、五祀,遍涉天地萬物與祖先神明,體現了先民博大的宇宙觀與仁至義盡的人文關懷。蜡祭之儀節先蜡而後臘,並以田獵之物爲牲,爾後行飫禮而正齒位,目的在於感謝天地萬物神明之恩助有年,勞農以休息之,使明孝悌德行。古蜡、臘分明,秦以後以臘代蜡,漸失其禮,今之臘祭臘八,僅其孑遺而已。西周之蜡祭可據辛鼎銘文得以揭示,祭名本作"罝",主行獵獻牲,其儀節儀注皆與文獻所載密合,這是我們第一次從金文中辨識出西周的蜡祭。周人以行蜡明德,並以仁德作爲作人之標準,祈願以德傳家,萬年爲人,足見西周社會崇德明禮之風尚。     

皇甫碑爲歐陽最老書

歐陽信本所書碑銘,多有歲月可稽,獨此《皇甫》,遂無所考。竊以《皇甫》立碑年月不明,非止一石一家之事,實有關吾人於歐書乃至書法藝術史之窺悟體認者甚鉅,是真不能不稍稍參稽史册與前人評訂而一爲考辨者也。舊說多謂《皇甫》乃信本少時書。若晚近通行辭書,東邦碑帖釋語,悉沿舊意,或稱壯歲,或謂盛年。總之非老筆而已。以常情揆之,此說非無所見而云     

心氣時節 《左傳》一則醫案與東周思想變革的思考

《左傳》昭公元年記有秦國名醫和診斷晋平公疾病一則醫案,其中提出了中國古代思想中很重要的心、氣等概念。順着這些概念進行梳理,我們不難發現早期中國文獻中重氣和重心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把這兩種不同的主張放在東周禮制變革以及與之相應的東周宗教思想和宇宙觀的改變的背景下來考察,我們不僅能够確知重氣和重心這兩種主張的思想來源,而且封其各自的內涵與相互間的關係也會有較爲清晰的理解。     

《史記》王澤三神考 兼談民間信仰中的神靈指代規則

正一問題的提出霍山又名霍太山、太岳,位於山西霍州東南,霍州即以山名。~1霍山屬古冀州,南接洪洞,北跨靈石,東抵沁源,并綿延至古縣等地,爲五鎭山之中鎭,山麓有中鎭祠,歷代享祀不絕。~2《周禮·夏官·職方氏》曰:"河內曰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3作爲地方山川之神,霍山神最著名的顯靈事迹之一,是遺三神授趙襄子竹書。文見《史記·趙世家》:     

論朝鮮燕行使筆下的清朝皇帝形象

本文通過封朝鮮燕行使肇下清代皇帝各種記載全面的梳理與分析,認爲入中國,學禮樂,赏風物,見皇帝,是諸多朝鮮朝士大夫的夢想;燕行使對清代皇帝容貌、衣飾與舉動的記載,速比中國史書要詳盞生動,可補中國史書之闕,有重要的参考價值。由於懷着深深的成见與偏见,燕行使所"看到的"都是荒淫的帝王、混亂的朝政、贪腐的官場、夷俗的民間,極少有正面的形象;而清廷君臣封這個"素來恭順"的朝鮮所知更少,以至晚清朝鮮半岛危亡之際,清朝君臣對朝鮮國事蒙盹依稀,處置失當.中國與朝鮮這種表面看下来稳固而恒久的"朝貢體系",在遇到清季世局大燮的危亡之際,便如沙灘華屋,瞬間坍塌即今日而論,當我们處理中國與朝鮮半岛國關係的峙候,面對複雜多變、矛盾結结的柬北亞局势,似乎仍能看到百餘年前魅影的存在。     

夏王朝存在新證 說殷卜辭的“西邑”

夏王朝是否存在,在民初古史辨時代受到强烈質疑,夏王朝的開國始祖禹更被認爲是具有天神性的神話人物,而不被承認是實際存在的人君。本文討論武丁時代卜辭中"西邑"一辭的出现,是作爲受祭的對象,正與傳世文獻《禮記·緇衣》"西邑夏"相合,而且《尚書·太甲》及《清華簡·尹誥》、《清華簡·尹至》,也有"西邑夏"、"西邑"之辭,可見西邑即是夏,夏是周人對商之前朝的一個稱呼。殷人滅夏三百年之後的武丁時代,仍然以爲"西邑"能作祟害王,所以不時要燎祭。"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但卜辭中已轉化爲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靈,由于伊尹曾服事夏王朝,而他與湯結盟滅夏,夏桀之元配"妹喜"在卜辭中和伊尹一起出現,即受殷人祭祀的"蔑",從滅夏故事的人、事、地三方面的記載,顯示卜辭的"西邑"正是夏王朝存在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