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之“释义”问题

对李善<文选注>是否"释事而忘义",研究者长期争论不休,成为对李善注最大的争论焦点.其症结主要是双方皆以偏概全,对李善注的释义没有进行全面的鞑?李善注释义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数量较少,缺乏自觉性.对李善注释义的数量统计和分析证明:无论是批评李善注"释事而忘义"还是赞美李善注"事义兼释",均是不准确的;李善注是释事为主、释义为辅.     

《文选》李善注中的《左传》材料述略

李善注《文选》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征引式的注释方式,主要通过征引大量古籍故训来指出文句的出处和解释词语的意义。李注亦大量征引了《左传》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与现存传世文本相合,有的却相左。文章从对这些材料分析的入手,对李善《文选》注征引《左传》情况作了一较为全面的考查。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李善注补正

《文选》卷四十二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一文的李善注,多有脱漏舛误之处。文首题注误植写作时间,对解析文本写作背景造成误解。有关该文为赝作的说法也是因为李善妄注"交州被执"和"豫章拒命"两事,导致事件中时间、人物错乱而不能合于史籍。其正文注释也颇多值得疏通补充之处,若不加辨析,轻易将李善注的少数错误史事比附文章,强为之解,则亦可能谬以千里。     

论《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以《西都赋》为例

李善注对《文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也有不足。五臣注是在唐人不满李善注“释事而忘义”的情况下出现的,其全面否定李善注是错误的,但其注释主张则反映了文学作品注释的新思维新发展,注释实践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两家注各有独特的贡献,合之两利,离之两伤。     

怎样为论文作注

注释除了便于作者在撰写文章中或以后查找资料,有助于编审人员核实资料以外,重要的作用在于能为读者服务,即为读者指明阅读资料的途径,解释原文难懂的含义,说明作者的写作目的等等。注释有许多种。根据注释的作用,可以分为资料注、参考注、释意注、篇名注。资料注用来指出资料的来源;参考注用以说明作者参见的论著;释意注旨在解释原文的含义;篇名注常常点明撰写此篇论文的目的、主要内容等。资料注中,根据引文的出处,可分为直接注和转引注。直接注,作者直接从原著中引文;转引注,作者没有看到原著,从其它论著引文中再次引用。根据注释的位置,可分为文中注、文下注、文后注。根据注释的文字种类,可以分为汉文注,少数民族文字注、外文注。     

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得失论

王浩《苏诗编注集成》是清代最后一部比较有特色的苏诗注本，该书在编年上有许多新发明，对苏诗的评点亦间有可取之处，然注释绝少贡献，大多由冯应榴《苏忠诗合注》删削剪裁而成，又不标示出处，其尤为不当，还好就自己的些小发现而自我欣赏，甚至借掊击前人而抬高自己。     

宋人对《文选》李善注、五臣注的评议

自《文选》学史上的两种主要注本即李善注与五臣注问世后,对其优劣的评价一直没有间断.散见于宋代笔记等著作中的札记在评价两种注本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褒扬李善、抨击五臣,其对五臣注的评价多采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通过对《文选》注释的详细比对发现,宋人的评价并非客观.宋代一般知识阶层中盛行的是五臣注,苏轼等人对李善注的褒扬,最终导致了《文选》合并本、单李善注本的刊刻问世.     

《文选》李善注引《法言》考

《文选》李善注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被誉为“考证之资粮”;《法言》是西汉著名学者扬雄的著作,是汉代重要儒家著作之一,李善注中多次引用《法言》。本文将对《文选》李善注中对《法言》一书的引用情况进行考证。     

从城父地望看《史记》三家注中的地理资料

《史记》三家注中有丰富的地理资料,由于注释体例不一,也不主于一家之说,三家注中关于地名的注释往往是非莫辨,地望难明,而当中所蕴含的宝贵经验亦因此多为人所忽略。《史记》“城父”三家注的注释即属此类。通过穷尽搜罗三家注关于城父的各条注释,分析三家注注释地名时产生混乱的原因,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三家注注释地名的特点,以便有效利用三家注中的历史地理数据。     

《思玄赋》旧注归属问题拟测

张衡所撰《思玄赋》除收入张衡别集外,《文选》与《后汉书》均保留了原文。胡刻本李善注《文选》中,《思玄赋》旧注下小字云:"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疏略,而注又称愚以为,疑非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中,相同篇目注下虽题名"衡注",但依然保留了李善的观点。两种版本中,李善只简单辨析了其所引旧注并非张衡自注,而《思玄赋》旧注何以"行来既久"以及到底出自谁手,都需要重新探讨。     

读注琐议

“著书难,注书更难”为古诗文作注,洵非易事.清代学者杭世骏曾说:“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黄本骥也说:“著书难,注书更难”.这些话的确有道理.著书是直抒胸臆,言其所知而避其所不知,兴到笔随,不受拘束.注书则必须考察作者的语言环境,思想感情.摸清其思路,找出词语的出处.正如杭世骏所说的,“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因此,注释古书,并非“人皆可为”的事情.宋代范成大曾     

《史记》三家注称引《汉书》考校

《史记》三家注中,各家多称引《汉书》,其条数之多已不可详记之。所言或直引,或意引,或直云《汉书》,或以篇名称之,或省称之,亦或不云出处。所言内容或列异文,或释史文,或辨正误,或考证史实,难以统而理之。然其中亦多裨益于校史者,今笔者仅以三家注中直言《汉书》者,刺取数条,略加考校,以就教于方家。     

李善的征引式注释

李善《文选》注第一次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后世的诗文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本文就李善注征引内容的来源、征引的方式、李善采取征引式注释的原因以及李善征引式注释的学术地位做深入探讨。     

《韵语阳秋》注(选载)

《韵语阳秋》二十卷,宋人葛立方撰。此书在各代诗话中篇幅较大,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名物考证和作品评骘,历来多为学者所征引,对研究古典诗歌具有一定价值。葛氏去唐代不甚远,引证唐人诗多与今本不同,即录当时人篇翰,亦有与现行传本或异者,当是彼时所见版本如此。这从古籍的校勘来说,今天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古代注家有的只注词语或史实出处,有的既注出处又兼释意义,还有的在注中偶尔附有评论。前几年我在繁忙的教课之余,欲为《韵语阳秋》作注,并想另辟一个新径,终因学殖荒废和时间紧迫不果。今年暑期,日长多暇,才鼓起勇气勉强完成三卷。其注释除了兼顾出处及意义之外,还在每章后写有参考专文,或补充其不足,或阐述其未尽,或揭示其精到,或纠正其误失,少则数十字,最多也不过数百。虽然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在内容的见解方面,恐怕仍不脱前人窠臼。这仅仅是一个尝试。     

论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文选》及其注释的接受

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文选》五臣注、李善注都作了积极自觉的接受。洪氏大量征引五臣注并作了相应的处理,《补注》中对五臣注的征引要远远超过李善注的数量,但并不意味着洪氏更加看重五臣注,而是李善对王逸的注释未能赞一词使得狭义的李善注在骚类中没有出现。李善的注释体例在方法论层面上对洪氏影响或更加深刻。     

杜诗"伪苏注"与宋文化关系管窥

在杜诗伪注中,"伪苏注"的影响最为广泛、危害最为巨大.它的产生,不仅与当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学理论密切相关,还与当时宋学的时代精神有关.宋学强调"断以己意",高扬主体意识、淡化客观史实,造成了一种为证明"己意"而任意臆改史实、伪造典故之风."伪苏注"在注杜过程中,托名东坡,杜撰历史,伪造出处,作为一种解释方式,不过是宋学精神的一种异化而已.     

五臣注《文选》注释体例考

<文选>五臣注在训释词义、解说句意、注音、征引典籍、解题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注释体例.梳理五臣注的注释体例,为确定五臣注的原貌,从而对李善注与五臣注的混乱情况进行区分提供了可能.     

论明州本《文选》李善注的减注

明州本《文选》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居后的六家本系统,编纂上有明显的重五臣倾向。在二家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多为对李善注的删略。李善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善同五臣某注＂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不做任何说明、径直删去的＂暗删＂。被删略的李善注,与保存的五臣注都有所差别,个别地方的注文甚至差异较大。明州本进一步增强了秀州本的删注体例,有些地方已经超出了这种体例本身的范围。     

《文选》李善注京都赋引诗考论——以卷一班固的《两都赋》李善注为例

《文选》李善注引诗文献来源有五种:《毛诗序》、《毛诗》、《韩诗》、汉诗(李陵诗)、《左传》所引《逸诗》。引诗中风、雅、颂均有涉及。引诗的作用分成五类:一是解释句子,二是解释词语,三是注出及解释典故,四是注明赋文引诗的出处,五是注出赋文中诗经词句的出处并连带引出毛苌的解释。引诗中出现的异文多是音同字异,对于意义影响不大。     

《吊屈原赋》先唐注秤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旬。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