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对考古研究的意义

礼制的发生与发展,完善与成熟,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经历,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国文明的基本脉络。这些礼制在"三礼"中多有记载,笔者便主要从"三礼"对研究楚国礼俗制度的意义、"三礼"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丧葬形制的意义两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考古研究提供参考。     

荀子的礼分思想与礼的阶级化

“以和为贵”虽然是儒家礼学的中心思想,但儒家主张的“和谐”,原本就不是没有差等的“齐一”。孔子主张“正名”、“仁民爱物”,孟子认为“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或劳心,或劳力。”都隐含了“维齐非齐”的观念。荀子的“礼分”思想,无疑地可以视为这种观念的延续。只是荀子的礼学思想,较之孔孟,多了分具体实在。荀子的礼分思想,也很清楚说明“明分使群”的必然与必要。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人与人之间的差等,也就很自然的必须被强调,唯有确知了差等的存在,人才能确认自己的权限。而维持差等的方式,除了大众心理自觉的认知,更可以加上外在的限制,使得人群间界线分明、各守其分。这些外在的限制,依托着礼的面貌,在《荀子》书中有了朴素的开端,而在秦汉之际的儒者手中,被完全确立了起来,礼的阶级化于焉完成。本文之研究,旨在整理荀子的“礼分”思想之大要,并探讨其与阶级化礼制的关系。     

关于《周代乡乐考论》和彭林先生的批评

《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夏之卷刊载了李婷婷的《周代乡乐考论》一文,秋之卷又发表了彭林先生的批评文章《说乡乐、房中之乐与无乐——评〈周代乡乐考论〉》,反映了该对于学术争鸣的认真态度,也反映了彭先生不避长幼,为学术尊严而发言的可贵精神,后学自当引为楷模。本人完全赞成彭林先生的意见,并再申述一二李文存在的问题。无论是“乡乐”、“房中之乐”还是“无乐”,都是上古的礼乐,其出自《仪礼》有关诸篇即是证明,涉及“乡饮酒礼”、“乡射礼”和“燕礼”等有着严格规范的古代礼学。上古用乐有着严格的制度化要求,这是治中国音乐史者…     

刘师培的春秋左传学研究与家学传统

刘师培继承承家学,治《春秋左氏传》,颇有家法。但刘师培没有续成家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编纂工作,而董理汉儒旧注而成的《春秋古经旧注疏证》,偏离了家学传统;刘师培在家学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左传学礼、事、义三大课题,分别是对家学的传承、拓新与偏离;刘师培对《左传》义例的研究,尤其偏离了家学中不杂今文学说的根本宗旨。刘师培对家学传统的承继与偏离,反映了晚清古文经学对乾嘉传统古文经学的深化与变革。     

说乡乐、房中之乐与无筭乐——评《周代乡乐考论》

《仪礼》的《乡饮酒礼》、《乡射礼》和《燕礼》等篇有关于乡乐、房中之乐和无筭爵的记载,对三者的理解,学界自来没有分歧。最近看到《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目录有《周代乡乐考论》一文,从题目看,似乎作者有新见或心得,颇觉欣喜。但三读之后,相当失望,全文逻辑混乱,不知所云,甚至缺乏基本的常识。全文未作分节,但可约略分之为四部分,今依顺序简要评述如下。第一部分,作者征引了《仪礼》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中郑玄、贾公彦的四段文字,作为全文论述的基础。这一部分属于纯粹的列举材料,最不应该出问题。但是,居然也明显…     

戴圣生平和《礼记》的编选

戴圣是汉代著名的礼学家,治学、从政主要在汉元帝、成帝时期。先后两次为《礼》经学博士,官至九江太守。他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至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的三十年中,以《记》百三十一篇等文献为依据,编选《礼记》四十九篇,配合今文《礼》教授弟子,传授礼学。     

《丧服》用杖制度考论

丧服是用特殊的服饰表示对死者的哀痛 ,是古代宗法制度最集中的体现 ,也是礼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通过集中考察杖在服丧期间的使用情况 ,推求其背后隐藏的制度 ,从而对丧服在古代礼制中的意义有一更清楚的认识。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

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古人很早就有“廉”的观念,《周礼·小宰职》说:“以官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楚辞》说:“宁廉洁正直以自清兮,谁知吾之贞廉。”古人认为,“廉”是国家之所以能存在的四大支柱之一,《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是,古人很少把“廉”     

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中“龙”与“dragon”的互译问题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对外传播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跨文化传播论坛”余音绕梁，为业界瞩目，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同时，由研究中心精心策划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智慧传播——赵启正论交流艺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危机事件报道案倪分析》等图书也颇受业界好评。研究中心的境外涉华舆情研究也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借助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平台，将引进来并走出去的相关成果供读者交流分享。 本文从语言学、历史学，特别是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审视了“龙”与“dragon”的翻译及更改问题。并认为，把中国的龙直接译作西方文字中的毒龙dragon，以及把西方的毒龙dragon直译为中文的龙，这种译法很不科学，并对树立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有害而无利，今后中国出版的汉英和英汉词典里关于龙的英译和dragon的汉译必须修改。     

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创获——张寿安及其《以礼代理》评介

以研究明清学术思想史而著称的台湾学者张寿安副研究员,历经“十年磨一剑”的潜心研究,于1994年推出其代表著作——《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以下简称《以礼代理》)。这部著作问世后,在海峡两岸学术界乃至国际汉学界均引起关注,一再获得好评。首先是在作者供职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荣获“首届年轻研究人员著作奖”,奖评意见指出:“这部著作从繁杂之原始资料疏理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解释途径,充分运用考证及经学方法,彰显礼学研究的思想性,把问题摆在历史脉胳中,取得承前启后的效果。其主要贡献是恢复了清中叶儒学思想转…     

《中国陶瓷简史》(英、法、德、汉文版)

中国传统文化丛书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系列精品图书,已出版的有《中国画发展史纲要》、《中国民窑瓷绘艺术》、《中国历代皇帝陵墓》、《中国古塔》、《中国古代木刻与新兴木刻》、《中国青铜器概说》,新近又出版了《中国陶瓷简史》英、法、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对接电路

辛秋水在《学术界》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文化,具有“阴柔性”,以“仁”“义”“礼”为交际原则,讲究人情,注重面子,是一种道德本位的德行文化。儒家思想统治着中国的古代社会,它排斥法治,主张德治,再加上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奉行的是人治原则,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法治缺位,不过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思想就没有参考价值,因为：     

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一个中国国际问题学者的思索

作者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战略，以及大国关系。他常有国际形势评论文章或言论见诸媒体。曾发表论文《美国“新帝国论”和整合外交》、《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等。出版专著《第三条道路和新英国》，即将出版专著《国际秩序转换和东亚和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直属外交部。是从事国际问题综合研究的机构。[编者按]     

风雨铸诗魂

口讷、内向的尹树义，由于“讷于言，而敏于学”成为大兴安岭的一位奇才。奇就奇在四十几岁就出版了二十一本书，其作品集除了诗歌、小说、散和学理论专外，还有电视剧、电影、歌剧、广播剧、舞剧等。他曾数十次荣获各种学奖，先后出版有诗集《尹树义作品集》(上、中、下)、《远离赤道的主题》、《荒原之星》、《北方的寓言》、《中国玄诗流实验诗——东方神话》、《海水谣》等；散集有《有树的大风景》、《呵护生命之灯》等；长篇小说有《寻找生命》、《野孩达瓦》；中篇小说集有《北方丈夫》；电视学《最后的莫日根》等，是个多才多产的诗人。还有一奇就是他年纪轻轻就屡遭蹉跌与磨难，生活中充满了常人难以遭逢与承受的传奇经历。     

读者反馈选录

《对外大传播》第11期部分读者反馈: 当日本读者看到《东京,“外交”和“外宣”在这里握 手》话题之后,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受日本日中友好会馆 村上立躬理事长的委托给《对外大传播》主编寄来了该学 会编著,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 作出贡献的日本人》卷一和卷二。     

《易经》对儒道两系的影响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家的经典是“五经”,按汉代以后的排列,它们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道家的经典是“三玄”,按魏晋以后的说法,它们分别是《易》、《老》、《庄》。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历史上泾渭分明的儒、道两系,竟均以《易经》为自己的哲学坟典。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后世的学者争相以前人的经典作门面,还是儒、道两家本出于一源?从这一意义上讲,探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联系,便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应解决的首要课题。然而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文献与传说的真假难辩,检阅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掉了。于是,谈儒者始于孔、孟,说道者肇自老、庄,而在此以前的中国哲学,则只留下混沌不清的一个疑团。为了解开这一疑团,笔者曾在《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1期上撰有《〈易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集中阐述了《易经》中所包含的以“阴阳”为载体的两性文化的世界观和《易经》中所运用的以“周易”为形式的素朴辩证的方法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易经》的上述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怎样影响和制约着儒、道两系在以后的形成和发展。     

礼制对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影响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礼"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具有强烈的等级差异和道德色彩的思想体系和制度。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带有着"礼"的浓厚色彩,"礼"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本土资源,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分析礼制的特点,阐述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     

朱光潜与黑格尔《美学》的翻译

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的《美学》受到家庭环境的、个人求学道路以及自然美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朱光潜开始翻译该书,一方面是研究黑格尔美学基本原理、《西方美学史》的需要,同时是建立中国美学学科的需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朱光潜翻译的该书第一卷出版,第二卷书稿在"文革"中抄走,重新找到后,他悄悄的继续翻译,并完成了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翻译,"文革"结束后,该书三卷出版。该书的翻译是研究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需要,对了解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有重要意义。     

程憬及其中国神话研究

(一) 我们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后在上海和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上看到,当年历史学界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人活跃在论坛上。他的名字叫程仰之,又名程憬。他的才学显然受到了卫聚贤先生的赏识,才能够在那个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一连发表了好几篇有分量的神话学论文。如《古神话中的水神》、《古蜀的洪水神话与中原的洪水神话》(均见《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9期)、《古代中国神话中的天、地及昆仑》(《说文月刊》1944年第4期)等,都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刚交五十年代,这位青年学人就昙花一现般地从学术界消失了。 1950年,程憬的遗孀沙应若女士把程先生的一部27万字的遗稿《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托付给了德高望重的史学界权威顾颉刚先生,请他设法帮助出版,以实现程先生的遗愿。经过顾先生的努力,曾有一家出版社于1955年把这部稿子排出了清样,但并没有出版。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决定把程著收入他们主编的“民间文学丛书”,并请顾先生为之写序。顾先生欣然从命,很快就把序文写好了。由于“大跃进”,反右倾,文艺界的小整风,等等,接连不断的运动,这部写于四十年代的书稿,终于未能得以出版。最近,我因撰写关于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派的文章,从他的女儿顾潮编著的《顾颉刚年谱》(中     

“玩物”一定“丧志”吗？

路新生在《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发表的《“尊德性”还是“道问学”？》撰文指出：对于朱熹一派“锱铢必较”的考据学风,阳明有“玩物丧志”之讥。对于“纯知识”,中国传统文人的“玩物丧志”的批评貌似振振有辞,实亦不经推敲。“玩物”何必一定“丧志”而不能“养志”？以“纯知识”的考据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