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乌托邦”－对普列姆昌德《仁爱院》的一种读解

论试图从创作主体论角度来分析印度小说家普列姆昌德《仁爱院》普列姆这个人物的观念性和“仁爱院”的乌托邦色彩,指出这是学创作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作家以社会主体、政治主体或其它主体角色代替了艺术主体;认为只有在艺术主体的自由状态、才能完全把握住形象、情节等其他学因素的艺术逻辑,创作出符合艺术规律的作品,论提出了作家主体应包括主体感觉和角色意识这一看法,可视为是对作家创作心理结构的一种新的触及。     

乡土乌托邦的破毁与重建——读解《边城》

对现实的深刻焦虑和对理想人性的追寻并存于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焦虑使他不能不将作品的故事处理为悲剧的结局,将这座人性的小庙破毁;而追寻则使他竭力将“边城”理想化,使其成为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伦理乌托邦.     

爱情乌托邦的毁灭——对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读解

犹太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喜欢探索谜一般的心理,他擅长剖析偏执的灵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茨威格刻画了一位一生都沉湎于爱情乌托邦里的陌生女人,激情的单恋,幻想的爱情以及她降低自尊,成为他人的客体,注定她的爱情乌托邦不可避免地毁灭,表达了作者失去家园的绝望,也预示着作者精神世界的崩溃。     

《纳尼亚传奇》——乌托邦的重构

C.S.刘易斯在20世纪以奇幻文学形式创作了《纳尼亚传奇》。纳尼亚系列包括七本书,期中在1956年出版的《最后一战》被授予了英国儿童最高荣誉奖,卡内基奖。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供娱乐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且还包含了深刻的社会意义。《纳尼亚传奇》的魅力之处在于作者以奇幻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作者重建一个田园式的,乌托邦社会的意图。本论文以托尔金的第二世界理论为基础,结合二十世纪社会的背景及反乌托邦文学,通过对奇幻的纳尼亚世界的介绍来彻底研究《纳尼亚传奇》,从而挖掘作者寄予幻想中的重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的愿望。     

反乌托邦与解乌托邦——《白银时代》与《1984》的比较研究

一直以来,王小波的小说《白银时代》被认为受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影响,人们把其和《1984》一并归入反乌托邦文学的范畴。事实上,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误会,在对乌托邦文学的悖反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     

“现时乌托邦”和“多种多样的乌托邦”

近年来,乌托邦研究日益活跃,这一现象与当前社会发展相关：资本主义前景如何？现代性的出路何在？“现时乌托邦”旨在根据当前的社会语境阐述乌托邦的意义和作用,“多种多样的乌托邦”则是从莫尔和布洛赫的乌托邦理论出发,探讨乌托邦的时空转换,乌托邦冲动与现实生活及文类的关系等,指出乌托邦的潜在力量及其在政治上的意义。     

“乌托邦”之后：《红楼梦》中“花园”的复式隐喻

“花园”具有自然与人工痕迹结合的特点。《红楼梦》中“花园”呈现复式隐喻的象征,包含了大荒山、太虚幻境、大观园以及《大观园行乐图》,具备了物理、自然、宗教、纸上园林的多重象征。大荒山象征着原始花园的母性隐喻,太虚幻境带有文人对乌托邦的想象,大观园则同时兼具乐园和失乐园,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矛盾特色,而作为画上园林的《大观园行乐图》代表了乐园和乌托邦的有限性,暗示了乌托邦的终将导向其对立面。这几类花园互相对应,间或有互通的途径。可以说《红楼梦》的“花园”不仅具有原型批判的意义,也承载着文人桃花源式的乐园理想与对乐园终将毁灭前景的想象,带有鲜明的反乌托邦特征。     

反乌托邦与存在——解读《我们》

如果说乌托邦是存在的正题,那么反乌托邦就是存在的反题。而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浮现的负面影响,是反乌托邦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小说不研究现实,而关注存在。反乌托邦经典之作《我们》则是对于存在的经典昭示,对人类的存在困境做出了精辟的阐释。反乌托邦作品是对于现代性的颠覆与解构,是研究人类存在的重要途径。     

《荷塘月色》中的“忽然想起”与“又记起”

在诸多的分析《荷塘月色》的论中，比较多的是谈论它的语言美、景色美，也有对它层次的分析，而很少有人去注意中的两个“忽然想起”和一个“又记起”。似乎这三个词语无足轻重，不需讨论。其实不然，这三个词语是作精心安排的。     

走近“乌托邦”——《边城》、《魔沼》比较探析

沈从文、乔治·桑都持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创作心态。二者的代表作品《边城》、《魔沼》显示出诸多相契之处。一方面 ,以其乌托邦色彩、返朴归真情结直抵人类文化的共性一隅 ;另一方面 ,以其自然生命理想与原始人伦理想展示出共同的艺术个性。而由来已久的中西文化差异也决定出《边城》、《魔沼》间明显的差异 :前者弃置现实 ,深含沉迷理想 ,力避现实阴影的无奈情绪 ,后者心系现实 ,凸现抗争之气     

“原点”:一种教育乌托邦的理想重申

诗人聂鲁达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对教育的理解和把握亦当如此。媒体连篇累牍的教育报道,持续兴奋着我们疲惫的神经,教育似乎日益茁壮成为一门显学。而高考后某地考生集体撕书等最后的狂欢不啻为一种吊诡?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学了那么多知识之后,不仅没有一种心灵的富足,反而是精神的虚无     

从林语堂小说《朱门》看“孔教乌托邦”

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古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形象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接受。林语堂以其丰富的西方学习、生活经历对西方文化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中国形象"非常熟悉。他知道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什么样,也知道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的方式。因此,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注重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吸纳和利用。从小说《朱门》可以看出林语堂是如何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西方的"孔教乌托邦"形象加以利用的。     

从“危机”看《老残游记》中的乌托邦

《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以讽刺地批判现实丑恶为特点,然而作者刘鹗在创作时回避了他心中的中国真正的危机——革命与被殖民,在文本内部以及现实层面两方面都呈现出言不由衷的沉默。在他清醒地面对现实的言论里,展现出他所想象的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形象,强调地域性和国际间的平等关系。但对传统的眷念和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使得清醒的认知最终屈服于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与毕达哥拉斯主义——对《乌托邦》的一项新解释

通过挖掘莫尔早年对皮科和卢奇安的翻译,以及与伊拉斯谟的交往,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两种形式。《乌托邦》最明显的三个特征——财产共有、劳动和对科学与技术的热情——就是这两种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结合。对乌托邦宪制的细致分析表明,乌托邦岛本质上是一个异教版的神权政体。此外,通过分析莫尔的两次人生选择,指出了不能把希斯拉德的观点等同于莫尔的观点,莫尔的真正贡献在于发展了一种天主教版的入世禁欲主义。     

音乐“乌托邦”

乌托邦,即"理想国",是人类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梦幻世界。而在音乐的世界里,才华横溢的歌手们也为我们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希望美好的梦想都能化为现实。悠长假期,让我们和范玮琪一起分享甜蜜幸福《爱,在一起Together》;和创作才女徐佳莹一起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人生》;与张靓颖一起《倾听张靓颖》,展现真我本色,回归音乐的本质。     

“乌托邦”——萨德的精神“避难所”

“乌托邦”是指现实社会中实际并不存在而作者所凭空构想出来的经济、政治社会。在文学作品中 ,这种构想都寄托了作者的一定思想 ,如“桃花源”就体现了陶渊明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逃避。那么 ,萨德的“乌托邦”所托起的不正是萨德精神“世外桃源”的一片希望吗 ?不正是萨德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于现实生活的厌倦 ?这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     

中国无政府主义——二十世纪初的“乌托邦”

近代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无政府主义思潮则是其中颇为引人注目,并发生重大影响的一种。无政府主义主要反映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封建制剥削压迫的反抗,在本质上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它历史地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但由于其自身显露的肤浅性、空想色彩等种种弊端,五四后,当更多的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国门并吸引了更多知识分子后,它最终也只能在中国的国土上走向衰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乌有之乡＂。     

新媒体艺术的创作主体——从“独白”走向“对话”

主体这一观念具有悠久的发展历程。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主体是状态和性质的承担者,法国哲人伽桑狄(Pierre Gassendi)认为主体是现象的承担者,德国哲人康德认为主体是思维运动的承担者,但卡尔·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切入,认为主体是实践活动的承担者,是客体存在意义的决定者。艺术创作主体亦是如此,即艺术创作活动的参与者,以及艺术作品价值的决定者。本文将从艺术视域结合相关案例浅谈新媒体艺术创作主体的消解。     

人的存在与乌托邦——读张炜《融入野地》

当代作家张炜面临乌托邦的消解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试图通过对人和世界的物化或异化事实的揭示，阐明回归人的本真态的必要性。世界已解构了人的原生态，人在面目全非的世界中承受忍受和孤独的压迫。人的出路在于通过非语言的语言即体悟和艺术达及生命的当初。“野地”是人存在的根据，是人通过时间回溯获得的未来前景。“融入”是“野地”的在先结构。张炜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状态的揭示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在此岸建立超越性的彼岸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张炜在超验与体验中不能自拔。     

克里斯塔·沃尔夫《卡珊德拉》的女性乌托邦书写

战后德语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小说《卡珊德拉》中构想的斯卡曼德河畔的洞穴是富有代表性的女性乌托邦书写。沃尔夫的女性乌托邦思想根源于德语文学中乌托邦书写传统、浪漫主义女性思想与矿山喻象,在核威胁阴霾笼罩的时代环境中,小说采用重构经典神话的叙事策略,在反英雄叙事中张扬和谐共处的群体价值观,以“主观真实性”写作原则颠覆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在对女性乌托邦的想象性建构中反思启蒙理性,觅求超越对立的真实生活,构建自然与精神都能诗意栖居的生态乌托邦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