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后新闻业时代”

21世纪初开启的“后新闻业时代”,如今进入迅速展开的历史阶段,一种不同于传统新闻业的新型新闻业态正在成长。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丛是造就“后新闻业时代”的根本动力。数字新闻业是“后新闻业时代”的实质所在,它意味着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交流,人与人通过新闻方式的交往、交流,进入数字交往、数字交流的主导状态,受制于数字技术的内在机制。在生态结构上,后新闻业时代主要表现为融合新闻生态的初步生成;在新闻生产方式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多元新闻生产主体结构的形成;在新闻收受、消费、运用上,表现出更强的主动性、互动性和场景性。后新闻业时代的变迁方向是,智能新闻生产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的关系将成为新闻业面临的主要关系。     

再论“记者”之名的由来

日本新闻界于19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频繁使用汉语中的"记者"一词指代新闻人,大约十余年后,上海《申报》以及其他报刊的报人通过译报以及与日本文化人的交流得知这一术语,并将之载于华报之端。在报刊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记者"在20世纪之初成为了中国新闻人的代名词。     

图书馆与读者法律关系定位的再定位——对“民事法律关系论”的质疑

"民事法律关系论"回避了图书馆与读者法律关系的产生是以相应的法律规范为前提,无视图书馆管理活动受行政法规规范的事实;无视图书馆设立的目的与任务及现有的管理体制;把公权力具有的服务性与商业性的服务对等;不区分行政法上"物"的概念与民法上"物"的概念的区别.从认识事物的角度上看,出现只看局部不看全面、只看表象不看本质的视角偏差,从而造成理论的缺陷及价值的缺失.     

论记者与编辑关系的和谐统一

新闻中的记者和编辑虽然是完全不同的两者,但是他们却都是新闻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分别在新闻工作的播报工作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一个优秀的新闻机构需要两者的相互协调,确保新闻工作的良好开展。     

再谈“文件论”——与陈兆祦先生再商榷

本文对陈兆礻吴先生在《档案管理》2004年第3期上发表的《谈谈“文件论”》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再商榷。认为“文件论”有许多缺陷,一些档案现象用“文件论”的观点根本解释不清。在广义文件概念下的文件运动周期不仅只有文件和档案两个阶段,而且还有图书、报刊等多个阶段。“文件”不仅只有文件和档案两种归宿,还会有资料、图书、报刊、文物及其他信息记录材料(或称文献)等多种归宿。     

汽车与“运输”——新闻与宣传关系再探

一、关于新闻与宣传的三种理论在我国新闻理论界,关于新闻与宣传的关系问题,众说纷纭,概括起来,目前有这样三种颇有代表性的理论。一是新闻就是新闻,宣传就是宣传,两者之间毫无关系,有人一言蔽之为并列说;二是新闻就是宣传,宣传涵括了新闻的全部外延,两者是重叠的     

舆论监督异化:企业“拜山头”——“新闻敲诈”之考辨

新闻学界普遍认为,"新闻敲诈"的概念最早由马克思使用,该词是据马克思作品翻译而来。言下之意,该词当属德系外来词。然据笔者考察,马克思关于"新闻敲诈"的概念与近现代学界、业界、官方所使用的"新闻敲诈"含义并不匹配,也不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马恩全集》)的记载,其中文版是在俄文版基础上转译,虽参考德文手稿,但笔者猜测该词的含义已偏离了原义;同时,从词汇学的角度看,中国本土亦具备产生"新闻敲诈"一词的客观条件。     

何应钦与“亲日派”之再认识

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在中日关系、国共两党斗争、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上和尔后迄今的许多史中,国民政府内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与“亲英美派”对立并左右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亲日派”。然而,时至今日,对“亲日派”并未有明确界定,而何应钦一直被当作“亲日派”的代表人物。本拟就“亲日派”的界定、国民政府内在抗战爆发前是否形成了一个亲日的政治派别、应该如何认识何应钦的亲日思想及亲日妥协的历史活动及他是否是“亲日派”首领等问题作一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增刊”,期刊之瘤?——增刊的异化浅论

“增刊”收费,目的是“创收”,这在期刊界不是秘密。“增刊”发表的大量文章,多为学术垃圾,对学术进步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对学术浮躁、失范、腐败,却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自由与自然的统一——论康德“一般的艺术”学说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艺术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一般的艺术”、“美的艺术”。他将艺术与自然、科学、手工艺区别开来,指出艺术是自由之物,而非自然之物、雇佣之物。康德在肯定艺术因筑基于理性之上是一种自由艺术后,又指出真正能够称之为艺术的是美的艺术,是自由和自然的统一,是一种当它同时显得像是自然的艺术,是带有无目的性的形式合目的性的艺术。艺术尽管有客观实在的目的,违背了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但当艺术由自由艺术成为自由与自然统一的艺术后,自然美和艺术美之间的绝对界限就消失了。正是这种自由和自然的统一,使艺术完成了一般与特殊、直觉与思想、想象和理性的统一从而提供了向自然目的论过渡的中介。     

“零”之惑——出版物数字“0”体例统一质疑

零,用做汉字的数字,在出版物上使用时,应当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198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以下简称《试行规定》)。汉字数字写法与阿拉伯数字有如下对应关系:     

背后的真相——美国曾计划在台湾搞“政变”

1991年11月19日，孙立人将军在台中市去世，出殡队伍长达一公里，与蒋氏父子去世时的送葬队伍不相上下。其实，孙立人并不是因美国企图以他来取代蒋介石而遭囚禁才引起人们关注的。早在1942年，他率不足一团之众，在缅甸取得仁安羌大捷，营救出被围困的英军七千余人和五百多名战俘(一半以上是英国人）     

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舆论监督是权利 ,不是权力 ,但它和司法独立一样都是受宪法保护的。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司法不能封闭 ,新闻自由不能滥用 ,二者应该明确各自的行为方式。论文最后探讨了新闻媒介报道和监督司法的五个要点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群众路线”与“群众办报”的关系解读

"群众路线"、"群众办报"因其宏大的统摄范畴而成为我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焦点话题,但以往的研究却将二者割裂开来,仅仅将其归置于"新闻事业的群众性"逻辑命题下,忽视了两个概念内在属性、逻辑的一致性。笔者将从历史与逻辑两个层面来梳理"群众路线"与"群众办报"的辩证统一性,以期展现二者关系的全面图景。本文认为,从"群众路线"到"群众办报"在历史沿革中是一种自然的过渡;体制安排、话语呈现及价值指涉则从逻辑层面构筑起二者的有机统一性。     

“深阅读”之争议与再思考

学界关于深阅读的理解仍存在着诸多争议,未能满足实践繁荣下的理论需求。本研究从深度阅读推广目标设置、方案设计、绩效评估的理论需要出发,在梳理既有文献、析出争议焦点的同时,基于专家调查结果分析不同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观点冲突的根本问题在于研究者对于深阅读的实现机制与价值诉求存在不同见解。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提出深阅读是一场读者深度参与的主体间性对话,其价值一方面表现为阅读的应用实践价值、道德实践价值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读者精神性与社会性需要的满足及其所赋予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可持续的阅读动力。图3。表2。参考文献39。     

“异化”与“创新” ——当代科技类博物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自然史博物馆是公共博物馆初创时的主要形态,其后发展演变出多种形态。本文通过分析国际科技类博物馆发展历程及其背景,指出科技类博物馆的实质是构建和传播理性科学知识,其存在意义是奠定人作为世界主体的现代社会的知识基础;科技类博物馆呈现显著的发展阶段性,其收藏价值、组织目标、社会作用相应调整和改变。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当代科技类博物馆需要坚持构建和传播理性知识的信念,拓展成年观众群体,鼓励观众参与科学研究过程,服务所在地地域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