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齐“立事”陶文的新发现与认识北大核心CSSCI

田齐"立事"陶文历来备受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丰,但以往研究对象多为收藏采集品,出土地点不明,其考古研究价值大受影响。本文在收集整理近年来新发现的出土地点明确的田齐"立事"陶文资料,尤其是新泰一中大批经科学发掘、层位记录明确、陶文载体可复原的"立事"陶文基础上,初步探讨了"立事"陶文的属性、题铭形式、目前发现范围与功能以及"立事"陶量的制作与进制等相关问题。作为齐国特有的一种工官题铭制度,这些出土地点明确的田齐"立事"陶文,为考证战国时期齐国疆域、军事活动和经济制度、地区交流及古文字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既有助于从考古学角度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也使得陶文研究与考古工作紧密结合,为陶文深入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论夏王朝存在的依据

商王朝之前存在一个由夏族人建立的夏王朝,这在较为可靠的先秦文献中有充分的论述。考古学为夏的存在提供了坚实依据,传世文献有关夏的一些记载得到了考古上的印证,地下出土夏至东周时期有关夏史的金文、甲骨文、竹简、陶文、骨刻辞等文献材料,也为夏的存在提供了实证或旁证。     

莒县陶文与战国秦汉时期官市研究北大核心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莒市”铭漆耳杯证明,山东地区于西汉时期存在“莒市”这一机构。但有关“莒市”的具体情况,如地理位置、机构设置、所属职能、延续时间等问题并不明确。莒县城区近年出土了一批陶文,并发现4处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遗址。这些发现推动了“莒市”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根据现已发现的资料可知,“莒市”位于今山东省莒县县城南部,延续时间约为战国早期至西汉中晚期,其性质为大型手工作坊聚集区,所涉手工业门类至少包括制陶、漆器制作、骨器制作、冶金铸造、铸币等五种。“莒市”遗址的发现直接证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官市不仅具有货物贸易职能,还是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场所。官市内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与产业化特征。     

商代陶文档案探析

陶器与陶片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档案载体,商代陶文是记录殷商文明的历史档案。通过与殷墟甲骨文相比对,大部分商代陶文都可以释读。诸多考古发掘材料与研究表明,商代陶文不是原始刻划符号,而是历史悠久的古文字资料,记录了我国上古时期农业社会的面貌。     

清代奉直大夫高寅生墓志铭考

清代奉直大夫高寅生墓志铭出土于河南省邓州市桑庄镇尹集村,刻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现由其后人安放在高氏进士陵园。其墓志铭简要介绍了墓主人高寅生先世及生平情况。高寅生为光绪二年进士,曾任兵部主事转员外郎。其家族为邓州著名官宦世家,曾出过5位进士、2位举人,在当地影响深远。此墓志出土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尤其是家族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墓志的题铭者毛昶熙、书丹者潘祖荫皆为当朝重臣。尤为重要是潘祖荫还是清末著名书法家和收藏家,此墓志的发现为研究潘祖荫书法艺术也提供了重要参考。     

“襜褕”考

"襜褕"是为数不多的见诸传世历史文献的汉代服饰名词,《说文》:"襜,衣蔽前,从衣,詹声。"《释名·释衣服》:"襜褕,言其襜襜宏裕也。"可见"襜褕"乃依据形制而命名的一种汉代服装,且根据史籍记载有"童容""褣""襜襦"等多种称谓。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不断增多及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汉代衣物疏中也屡见有关"襜褕"的记载,由此可见,"襜褕"在汉代已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服装。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传世与出土文献,并结合出土考古实物与图像资料,全面考察汉代襜褕的命名、形制、材质及色彩、穿着等级及场合等方面问题,系统梳理了这种汉代服装的形成与发展脉络。以此为切入点,结合汉代其他见诸文献的服装称谓探讨有关汉代服装的命名特点,就服饰名物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略作思考。     

从出土文献看先秦藏书

先秦时代由于年代久远,藏书情况只能从传世文献的记载中略知一二,但出土文献为先秦藏书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与新史料.殷墟甲骨的考古发掘与文字研究,使商代王室的所藏之书、藏书之所与藏书之人等问题得到解决.周代出土文献的载体有甲骨、青铜器与玉石等实物,它们为研究周代王室藏书与诸侯国藏书种类与内容提供大量资料.战国出土文献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简吊材料,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战国楚简大量出土,以郭店竹简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为代表,它们是对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也是研究战国私人藏书的重要资料.     

临淄汉代镜范与铜镜铸造业

临淄齐国故城内发现出土的汉代铜镜、镜范以及镜范出土地点附近的冶炼遗迹遗物,说明临淄汉代铸镜业的生产规模大,生产的铜镜数量庞大。临淄在汉代的铜镜铸造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孙子》研究——关于《孙子兵法》早期形态的一点认识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的一批汉简,简文有《孙子兵法》残简。简文发表以后,一些学者对这批木简作过研究。李零先生曾在《考古》1983年第六期上发表了《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性质小议》一文,就《孙子》残简发表了极有见地的看法。李学勤先生在《〈孙子〉篇题木牍与佚文》文中也就《孙子》残简与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篇题木牍,提出了非常精到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他认为"竹简本的《孙子》不限于今传本的那十     

《越国史稿》所征引的卜辞材料考辨及相关问题

《越国史稿》大量引用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增加了研究的可靠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以甲骨文中过去误释为"戉"的字为基础来讨论商王朝和越国的关系,把释读不十分可靠的"上虞"和与越国关系不十分明朗的"夷方"作为考察对象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要在研究中尽量避免这些问题,需要古文字学界和文史研究者两方面的共同努力。     

谈杭州萧山区南朝墓M1新出墓砖铭文

2013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老虎洞南朝墓M1出土13件带有文字的墓砖。这些墓砖按其文字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宋景平元年太岁癸亥七月许作"砖,12件。砖铭揭示该墓年代上限为南朝宋景平元年,即423年;许姓人物应该是墓主的亲友,也是制作相关墓砖的负责人。另一类是"会稽永兴西乡相藏里许督自书之"砖,1件。其中"乡"、"督"等字写法较为独特,值得注意。砖铭表明其内容为墓主自定,而该墓砖很可能是在墓主生前就制作好的。此砖是萧山在六朝时期称"永兴"的第一件实物证据。值得注意的是,砖铭中出现了具体的乡、里名,可能是浙江省内首例,为研究六朝时期萧山地区的乡里制度提供了新资料。本文对其中疑难字作出释读,并对其中"自书之"、"乡里"等行文格式加以探讨。     

腰玉横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范文虎墓玉带具的考古学观察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有一套出土于安徽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妇合葬墓的素面玉带具。墓主范文虎是南宋与蒙元战争后期的重要高级将领,掌控着南宋的存亡;降元后步步累迁至平章政事、尚书右丞,成为"南人"之中入元官职最高者。范氏墓中出土多件玉制品也因形制特殊、质料上乘成为元代玉器研究的断代标准器。本文选取其中的玉素面带具,重新审视其出土情况以探究墓中相关随葬品的空间关系;并从当前考古出土文物、图像以及文献资料,对唐末五代乃至宋元时期中国汉地玉带具的流变做一梳理;以范氏玉带为例,复原与解读唐宋时期从单鈌单挞尾"方团"玉带到双鈌单挞尾"排方"玉带的演变、使用和名谓。同时对宋元时期盛行的一类"束带"类带具也有所阐述。     

考古资料中的蛇和相关神怪

蛇是自然界的一种动物，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些神怪的原型，我国第一部神话总集《山海经》中就有许多蛇怪。由于历史的原因，《山海经》也和大部分历史典籍一样具有错论和脱漏，人们对其中的神怪多迷惑不解。然而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中具有丰富的神怪资料，这些资料是古代神话的真实写照，是研究古代神话和宗教观念的重要资料。实际上，这些出土地点清楚、时代明确、鉴定准确的考古资料，不但在研究古代神话上具重要意义，在研究和探讨《山海经》上亦具价值。从考古学上看，这些资料大都是古代陶器、青铜器、漆木器上的图像资料。这些图像资…     

西汉楚国“玉舞人”组佩研究

"玉舞人"组佩是汉代玉器中独特的门类,盛行于西汉早、中期,佩带者都是女性贵族。目前全国经考古发掘的"玉舞人"组佩墓葬有20余座,分布在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江西、北京、广州、江苏等地,但可复原的组佩并不多。徐州西汉楚国王室墓中发现有7处陪葬"玉舞人"组佩,可复原的组佩有7组,是出土"玉舞人"组佩最多的地区。徐州出土的"玉舞人"组佩皆出自西汉楚国刘氏宗室的女性高级贵族墓葬中,不仅玉质精良、样式独特、雕刻精美,而且有明确的考古信息。这些重要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玉组佩的发展演变、汉代的组佩制度、"玉舞人"组佩的编排方式以及佩带者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思想文化视野下的《周易》九、六爻题

<正>由传世本《周易》和出土《周易》的材料可知,至迟于战国时,爻题已开始使用。阳爻和阴爻为何用九、六来指称,至今纷纭未决。本文拟综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爻题九、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一不论八卦和六十四卦产生的时代谁先谁后,六十四卦产生的时间一定足够早。如,1958年,山东平阴县朱家桥商代晚期墓M9     

等级最高的周墓

10月17日，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第一座最高等级、被专家推测为周公或周王的第18号墓葬正式发掘，专家表示：如果被盗情况不严重，墓葬内将可能出土大量带有铭的青铜器，这些字足以改变目前人们了解到的周代历史。     

略论昔鸡簋铭文

本文对周原遗址贺家村出土的昔鸡簋铭文的关键字词、所记礼制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昔鸡簋铭中的"▉"应读为遏,训为止。"遏偪姞于韩",义即嫁偪姞于韩。昔鸡为送者,故韩侯用贝、马傧赠昔鸡。昔鸡簋铭文所记与《仪礼·士昏礼》相合。昔鸡簋为西周国族研究提供了新史料,偪或即姞姓之密须,其地在今甘肃灵台附近;韩乃武之穆,初封或在冀北之固安,西周末徙至晋南;昔氏为周大夫封昔者,其地或在今河北巨鹿附近。昔鸡簋之年代在西周昭王、穆王之际,簋铭所见王姒究系时王之后,抑或先王之后,还需再做讨论。本文指出,周代嫔妃的称谓不仅关系周代礼制,更涉及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面向数字人文的出土陶器器形知识匹配方法与应用研究

出土陶器作为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标识物,对其进行知识揭示和有效利用,对于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承载社会记忆、构建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着眼于考古文化研究中的现实问题,本文提出出土陶器器形的知识匹配方法,对促进相关领域知识重用和共享、解决人文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信息冗余和知识迷航等问题均有重要作用。首先,本文通过对出土陶器与考古学文化的关联路径的分析,明确了针对出土陶器器形的知识匹配方法在替代传统人文研究中的隐性知识关联环节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其次,通过知识结构解析和知识向量表示,展示了针对出土陶器器形进行知识组织的方式和效果;针对陶器器形,从属种和整部两种维度分别提出不同的相似度计算方法,以及对陶器器形知识匹配程度进行量化评分的具体方法。最后,以从察吾呼遗址、焉不拉克遗址和莫呼查汗遗址中抽选的20座墓葬的出土陶器器形数据为例,验证上述方法在史前文化分期研究问题上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20个目标墓葬的分期结果与考古学界综合出土陶器类型和墓葬形制得出的矫正分期结果的吻合度达84.21%,这充分证明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考古公开课》的传播策略与文化认同建构

考古遗存既是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一种媒介,考古出土遗迹、遗物透过自身的形象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文明历程与文化信息,考古文博电视节目《考古公开课》以公共课堂的形式成为观众探寻中华文明的桥梁.该节目设置别出心裁,塑造出考古知识的全新媒介形象,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和传播策略对中华历史文化进行艺术化表达,并深度诠释和传播了"工匠精神",...     

先秦时期的虎符

"虎符"是古代战争中调兵的凭证,在不断地考古发掘中就有考古实物出土,在古文献记载中也看到了特殊情况下虎符的使用情况,由此看到虎符是君权和军权的重要体现,在先秦时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