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利制度变迁对企业技术战略的影响——以外资制药企业为例

我国专利法自1985年正式实施以来一共经历了三次变革,其中2000年的专利法改革是为了加入WTO做准备而将有关条款和TRIPs接轨,进一步加大了专利保护的强度,制药业作为典型的技术创新驱动型产业理应对专利制度变迁的反应很敏感。此研究利用中国1995至2005年间的专利数据,在定义企业整体技术范围的基础上,结合统计和计量方法从技术规模和技术范围两个角度研究了此次专利法改革对外资制药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发现此次专利法改革使得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范围收敛,技术规模扩大;但是对美国、德国和日本企业的技术范围和技术规模基本没有影响。     

高价值专利对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中国知网-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的面板数据,以2014-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企业高价值专利的衡量指标,运用资源基础观和信号理论,将专利、标准以及企业情境中的资源因素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讨了高价值专利对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规模的企业中高价值专利与技术标准化能力之间的关系差异。研究发现:(1)高价值专利有利于提升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2)企业规模对高价值专利与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即相比规模小的企业,大型规模企业的高价值专利对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大。     

专利产权情报研究以及我国专利产权情报利用现状的调查与建议

1985年4月1日,中国专利法正式实施。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如何充分利用专利法作为自身发展之“矛”,攻克技术高地,占领未来市场?又如何充分利用专利作为保卫自身技术成果之“盾”,捍卫自己的专利权,防御他人侵入自己的专利领地?这些都是在企业感到种种压力的今天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专利产权情报内涵、范围、特征的研究来探索企业如何利用专利产权情报为自身的技术产品开发、经营活动服务。并且,试图对上海市部分企业、专利事务所、科技情报所专利文献阅览室读者利用专利文献、专利情报情形的调查统计,寻找出目前我国专利产权情报方面的经验和不足,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基于ISM模型的企业专利组合核心特征分析

通过梳理专利组合的国内外文献,对企业专利组合的19个特征进行厘定,基于解释结构模型构建核心特征的递阶模型。专利组合的特征存在5个层级的结构关系;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和后向引证技术范围是影响企业专利组合的基础因素;专利组合的规模、范围、多样性与专利相关性和技术独占性是影响企业专利组合的根源性因素;专利组合质量与核心专利价值是企业专利组合的重要标尺。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基于1990～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

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控制了"南巡"和WTO等同期发生事件的影响以后,以1993年和2001年两次专利法的重大修改前后作为对比,检验加强专利保护是否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实证结果一致显示,更强的专利保护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然而,知识产权保护引起技术进步在高技术集中的省份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因此,短期内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加大地区间的技术差距。     

基于专利引用的企业技术竞争研究

从专利直接引用和专利共被引两方面讨论专利引用行为对行业技术竞争的影响。专利直接引用导致技术研发领域中创造性破坏效应的产生,企业在专利引用与被引的过程中改变知识存量与结构,从而影响自身技术实力的发展。专利共被引则通过第三方的专利集成引用行为揭示出潜藏的企业间竞争关系。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采集中国市场上RFID领域的技术领先组织的专利引用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组织通过专利直接引用获得的知识累计流入量对组织技术竞争力的提升(滞后1年)有正向影响;专利共被引(滞后2年)与企业间研发规模的一致性相关,但其对企业技术竞争态势的指示效度有待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征研究——基于1990～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

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控制了"南巡"和WTO等同期发生事件的影响以后,以1993年和2001年两次专利法的重大修改前后作为对比,检验加强专利保护是否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实证结果一致显示,更强的专利保护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然而,知识产权保护引起技术进步在高技术集中的省份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因此,短期内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加大地区间的技术差距.     

专利组合与创新绩效实证研究——以ICT企业为例

专利组合对知识密集型企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持续提高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已成为企业实施专利管理的基本分析单元。目前专利组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基于沪深主板上市的99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2013-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知识观理论分析专利组合的技术范围和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技术范围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专利组合多样性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技术整合能力在专利组合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权利范围在技术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企业专利合作网络与共性技术溢出

全球技术竞争已经从单体技术竞争转变为共性技术竞争、从企业核心技术竞争转变为行业共性技术竞争;"平台性"和"创新繁殖性"作为共性技术的核心特征,对共性技术的溢出和扩散提出了特别的要求。针对现有"共性技术"研究往往向前看,而将"共性技术溢出"视为自然而然的不足,本文以373家战略性新兴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的专利合作网络特征对其共性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专利合作网络规模与共性技术溢出间呈倒U型关系;企业专利合作网络相对中心度对共性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专有性在专利合作网络规模-共性技术溢出、以及专利合作网络相对中心度-共性技术溢出间均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推动了对专利合作网络与共性技术溢出绩效间关系的认识,也对企业构建恰当的专利合作网络与技术专有性、从而推动共性技术研发及溢出提供了启示和建议。     

公知技术抗辩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

本文旨在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事件演变的回顾,对公知技术抗辩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作一个梳理。一般地说,中国《专利法》(1984版)对于专利行政机关和法院的职能划分,在一定程度上给公知技术抗辩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中国特色。具体地说,《专利法》第3条规定了     

专利法与专利竞争情报研究

竞争情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成为继资金、技术、人才之后，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四大因素。作为科技含量最高的专利，越来越成为竞争情报的主要战场。专利法是以保护专利权人对专利享有垄断、独占的权利，从而刺激发明创造为出发点的，同时为我们更好地利用专利提供了一种法律支持。本文从专利法的法律条文出发，论述了如何利用专利法。更好地获取和利用专利竞争情报。     

专利组合与创新绩效实证研究——以信息通信技术企业为例

试图基于知识理论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确定专利组合技术范围、专利组合多样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基于沪深主板上市的99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2013—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知识观理论分析专利组合的技术范围和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技术范围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专利组合多样性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技术整合能力在专利组合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权利范围在技术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充分公开”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的理解和适用

“充分公开”是专利法理论中的一个专门术语，这一术语并没有直接出现在中国《专利法》的具体法条中。但是。各国专利法如美国和日本的专利法、《欧洲专利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中都有类似的表述。我国《专利法》第26条第3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如何理解“清楚、完整”和“充分公开”，     

技术能力、东道国经验与国际技术许可——境外企业对中国企业技术许可的实证研究

基于企业资源观视角,本研究构建了技术能力和东道国市场经验影响企业国际许可中使用排他性策略的模型。以2002年至2011年中国知识产权局专利许可备案数据中收集到的529份境外企业对中国企业进行专利许可合同为样本,检验了许可企业的技术能力构成对其采取排他性许可的倾向的影响,以及东道国市场经验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技术能力越强,在国际许可中采取排他性许可的倾向越低;企业技术深度越大,在国际许可中采取排他性许可的倾向越低;东道国市场经验越丰富,企业技术能力与采取排他性许可的倾向间的负向关系越强;东道国市场经验越丰富,企业技术广度与采取排他性许可的倾向间的负向关系越强。     

对中国药物专利现状的初步分析

中国专利法从1985年实施以来，已有20多年的历史。至今为止，公开的中国药物专利数量已经突破10万件。本文拟尝试对这些公开的专利文献在总量的变化和技术内容方面作一些初步的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专利申请中的战略动机——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在近十年来中国专利申请量激增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企业专利申请动机的战略性变化.基于一项全国范围的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因子分析,证实了企业专利申请中存在的竞争阻碍、声誉和交换3种战略性动机以及行业和企业规模的差异性影响,此外,发现了专利的声誉效应对中国企业的显著重要性.采用多元Probit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专利动机变化的影响因素,验证了研发效率、竞争反应、技术合作和战略协同假设,发现政府直接干预对专利保护可能存在“挤出效应”,并因此对企业技术保护动机产生了消极影响.最后,得出了重视专利的战略价值、提高专利申请标准等管理启示和政策建议     

湘潭地区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现状调研报告

2007年9月19至2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文献部组成以黄迎燕处长为调研组长的三人调研小组前往湘潭，针对第三次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中的“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课题开展企业调研活动。此次调研根据湘潭市知识产权局的安排，以两个知识产权工作试点企业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和湘潭平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为主，紧紧围绕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课题，深入企业开展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的调研与宣传，     

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

正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是伴随我国1985年专利法实施,于1986年由国家批准组建的从事专利技术开发与综合服务的行业性企业,提供全面、权威、专业化的专利(知识产权)服务。目前主要业务为被侵权委托的中国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应对NPE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风险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研究目的]相较于实体企业,NPE企业的专利诉讼行为将对被诉企业造成更大的威胁。近几年,在以标准为基础的信息通信行业中,鉴于标准必要专利的高价值性,NPE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尤为突出。通过研究这种诉讼行为,有利于企业从源头上进行提前预警和防范,有效规避诉讼风险。[研究方法]通过近三年在信息通信行业中NPE利用标准必要专利所发起的40个诉讼案例为研究样本,建立TOE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析在信息通信行业NPE频发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的影响因素,利用不同因素的条件组合探讨企业面临NPE的诉讼风险。[研究结论]NPE商业模式、NPE企业规模、被诉企业规模、诉讼国家法律对NPE的友好度、专利有效性和专利必要性均为信息通信行业中NPE提出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的充分条件。规模越小的投机型NPE企业,最有可能针对大规模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发起诉讼。其次,当信息通信行业企业规模越大时,NPE企业的专利有效且为必要时,法院所在国家的法律对NPE企业较友好时,也容易引发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当被诉企业规模大,NPE企业规模小且NPE拥有的专利被无效的可能性大时,即使法律对其诉讼有优势,一般也不会发起诉讼,此时诉讼风险最小。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范建议。     

何时进行专利许可？考虑创新规模的企业专利许可时间决策研究

专利技术许可已经成为开放式创新时代企业获取创新利益的重要方式,而何时进行专利许可是企业面临的重要决策问题。本文根据专利的法律化过程将专利许可时间分为专利申请-公开之间、公开-授权之间以及授权后,重点考察不同创新规模条件下企业的专利许可时间决策差异。通过将专利公开效应与授权效应纳入到企业专利许可时间决策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企业创新规模与专利许可时间决策的关系,即：（1）企业创新规模增加会导致专利申请-公开之间许可的概率增加;（2）企业创新规模增加会导致专利公开-授权之间许可的概率先增加后降低,即企业创新规模对专利公开-授权之间许可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3）企业创新规模增加会导致专利授权后许可的概率降低。然后,本文利用2001-2015年中国企业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且第一次备案许可的11865条发明专利进行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以上所有理论命题。本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创新规模企业的专利许可时间决策机制,对我国企业技术转移策略选择以及技术转移政策设计具有重要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