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文第一人称“我”之功过

一、立功之我大多数考生之所以喜欢用第一人称我来写人记事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有的作文命题者有意引导,如2009年重庆卷生活有很多故事,你可能是故事的参与者,也可能是故事的聆听者,也可能是故事的评论者,2009年浙江卷根据歌词表达的主旨,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与阅     

“隐”之总结与复古文论的省思

西晋到齐梁间的复古文论并不是简单的恢复儒家传统,而是以“温雅”为本,追求诗歌有多重意蕴的深隐幽微。在与折衷派、新变派的讨论中,中古文论又逐渐明确了诗歌要兼有融微之“隐”与姿致之“秀”的审美要求。     

功过再议语体文

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1月向各省发布训令,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4月份又发表通告,废弃此前     

从急躁走向理性──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两场论争

以往把“问题与主义”、“整理国故”这两场论争中一方的代表人物胡适视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反动文人”,这种批评方式其实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见：倡导者皆出于改革中国社会的爱国目的。运动之初,他们急迫地“别求新声于异域”．能团结一致;继而表面上因“谈不谈政治”而发生歧义乃至分化．实际上均非不关涉政治,其分歧恰在如何面对政治。论争促使双方从急躁走向理性：按照各自的政治信仰、人生追求、学术思想等理性的选择和各自信奉的理论武器之异．加之又都企望以自己的理论改革中国社会．终因中国国情的适应性．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导致两类知识分子裂变。所以,这场论争实质上是用什么理论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之争,它们都属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论争。     

民初章士钊政治“有容”论之评析

本文通过对章士制政治“有容”论的评析,企望对把握章的主要政治思想作一尝试,并由此进一步认识民初舆论界在民主宪政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略论鲜于枢“复古”书法思想之意义

鲜于枢是元代初期著名的书法家,与赵孟颊同为元代书法巨擘,有“南赵北鲜”之称。其“复古”书法思想对书法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李白精神”之解说

"李白精神"这一新的命题,是对李白更全面的认识和更高度的提升。本文从积极进取、顽强不懈的追求精神,张扬个性理想的狂傲精神,蔑视权贵、抨击时弊、抗争现实的反叛精神,热切关心国势民生、投身报国的强烈爱国精神四个方面对"李白精神"给予解说,以对"李白精神"有具体的认识和理解。     

“独立之精神”和“傲成习性”

陈寅恪先生始终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陈先生担任中古史研究所长，陈先生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克思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日本明治时期“德育论争”之刍议

日本是近代迅速崛起的亚洲第一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封建社会时期日本在吸收借鉴中国教育的同时,注重培养“大和魂”教育。19世纪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868年,明治政府以天皇誓言的形式发布了《御誓文》,表明要“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并以此为开端,全面改革旧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资本主义教育体制。他们沿袭“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是非勉后世，功过任评说——“历史人物纵横谈”专题讨论会

以“历史人物纵横谈”专题讨论会为主任务,设计了“策划会议方案”“评价历史人物”“整理发言提纲”等学习活动,引导学生结合人物生平事迹、时代背景、当今影响、文化心理等来深入“纵横谈”,落实“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学习任务群,培育学生核心素养。     

明清两代“格调论”之比较

明清之际,是我国古代文论完善与总结的时期。各种文学主张逐渐系统与完善,或主神韵,或倡性灵,或扬义理、考据。作为封建正统文学理论的维护派——格调论,由明代偏重诗歌形式至清代注重诗歌内蕴的发展历程,开辟了中国诗学批评的新思路。     

梁漱溟的“中国问题之解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各种救济中国的理论、实践中,梁漱溟独树一帜,他认为中国问题是一严重的文化失调,要走一条“民间道路”,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直到二者没有分别,中国问题就算解决。本文对梁漱溟的“中国问题之解决”理论作一简单概述,包括中国问题是什么?中国问题靠谁来解决?怎样解决等问题,使读者加深对这一观点的理解。     

“文艺复兴运动”与“文学复古运动”之比较

“文艺复兴运动”和“文学复古运动”是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出现重大转折时期,在中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所掀起的两场重大改革运动。这两场改革运动虽然历史背景不同,内容存在差异,但对当时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章士钊一生“三指要”

章士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在长达七八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主要从事逻辑研究，柳宗元研究和《论衡》研究，本文介绍了章著《逻辑指要》和《柳文指要》的学术价值。章士钊未完成《论衡指要》就离世，本文旁搜远绍，钩稽其阶段性的成果，以飨读者。     

论唐代“中兴”危机与复古思潮之关系

唐代在经历短暂“中兴”之后再次进入患难重重的危机之中,这致使唐代士人的“中兴”观念受到了尖锐的现实挑战,也使他们对于本朝“命数”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杜佑与权德舆分别代表了中唐士人从制度与道德两个方面克服这一“中兴”意识的努力,而权德舆所代表的道德思路最终成了中唐的主流。这一思路促成了一种新的“中兴”观念,其不着眼于政治,而以“复古”为路径达致道德精神之“中兴”。此种“中兴”事业遂造就了中唐思想文化之辉煌局面。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向意识形态论争转化之过程——兼谈胡风的“跨界”

抗战时期,文艺理论问题已成为构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并关系着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文艺理论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之争并介入文艺论争。在这一过程中,胡风通过积极参与论争显示出他在左翼文艺界的特殊地位和异质性,促使文艺论争跨入了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论争,因而胡风的"跨界"逸出了文学理论问题探讨的范畴。     

中华文化公案：“止戈为武”之争

《左传》中关于楚庄王“夫文,止戈为武”这一命题的记载在中华文化史上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对这一命题的不同理解,引发了语言文字学和哲学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论争。语言文字学层面主要是对“武”字在文字结构方面所涉及到的问题的分析讨论,哲学层面主要是对“止戈为武”这一命题隐含的战争观、军事观、武德观等进行的考察探讨。所以这一论争具有训诂学和文化社会学上的双重意义。     

建国初期海外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海外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态度不一，但大量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则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在当时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阻挠下，海外知识分子顶住重重压力，克服各种困难，毅然踏上了归国之路，显示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情结。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发挥自己的特长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使命感，构成了建国初期海外知识分子爱国情结的基本元素。建国初期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报效祖国的举动和爱国情结，对于现实中国极具弘扬的价值。     

爱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以梁启超串联“顺乎世界之潮流”为例

课程标准要求的历史教学要重视课堂教学的多样性,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求学生能与老师积极互动。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利用课堂40分钟的时间给学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并充分体现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学生历史基本能力,成为一线教师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尝试利用某个历史人物贯穿课堂教学始终,利用人物串联整堂教学内容进行相关探索。下面以"顺乎世界之潮流"一课为例说明之。     

30年代小品文论争中的“闲适”话语

20世纪30年代小品文论争围绕＂闲适话语＂展开。对于与鲁迅论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的观点是正确的,30年代的小品文论争也大抵如此。文章就论争的焦点＂闲适＂话语进行客观地呈现,以期指出30年代的小品文论争中的＂闲适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