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财政与政府诚信:重塑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重要线索

当前中国政府财政运作规范化不足的主要表现是 :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不足 ;财政体制的稳定性较差 ;税收政策调整过于频繁 ;地方政府政策缺乏必要的延续性。通过对广东“阳光财政”改革的考察可以发现 ,广东的经验为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重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诚信政府的建立可以采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演化轨迹 ;需要强调立法监督机构在“阳光财政”进程中的作用 ;在地方政府层面上要以推行“三步曲”式的预算规范化改革进程     

我国地方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的力场分析——基于武汉市成立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执法局的思考

武汉市成立城市管理局和城市管理执法局,由城市管理执法局统一行使以前由七大部门共同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引起了我对于我国地方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的力场的思考。我国地方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锐意进取的地方政府领导集体、政治体制、编制和财政的压力、地方政府机构严重的职能交叉等方面的动力,也存在着职责同构、部门利益、代理缺位、机构磨合等方面的阻力。这些动力和阻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我国地方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的力场。在我国地方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动力是主要的,即我国地方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的力场总体来说是推动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进程的。     

群雁高飞头雁领

“群雁高飞头雁领”,是民间用来比喻在办一件事情的过程中领导者重要作用的谚语.如果用它来形容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中领导机构和领导者的作用,那就起码有三个层面的涵义:首先是国家决策与执行层面,这是决定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方向和规模等基础性和根本性因素的“领头雁”;其次是地方政府,因为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基本上都由地方管理,一个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领导决心、水平和能力;再次是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领导班子及其主要领导,一个职业教育机构能否发展,发展的快与慢,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干劲和智慧.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现仅就国家决策与执行层面这个“领头雁”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谈些看法.     

地方实践与教育不平等——关于代课教师的社会学分析

文章从制度入手,在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社区层面上对我国当前的代课教师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教育意义在中央和地方存在差异,地方政府采用“谋利”和“规避风险”的行为,致使农村地区教师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使代课教师得以存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生成逻辑、政策响应及问题前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生成了由价值引领、目标生成、重点突破、综合改革到行动纲领的发展逻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既是这一发展逻辑的反应,也为建立科学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起到深刻的指导作用。高等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亟待国家制度规范和地方政府的行动支撑相结合。从实践层面来看,地方政府和教育系统给予积极的政策响应,集中表现为“地方政策强化系统集成,改革协同推进;强调统筹兼顾,分类设计”等两个主要方面。伴随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加快评价改革步伐,提高实际成效,从立足根本、破例并举、引导分流以及主体协同等四个方面提出了问题前瞻。     

“校闹”立法的实证分析及其完善建议

我国现有中央层面的“校闹”立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文件,而地方层面的“校闹”立法共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30部。这些法规和规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学生伤害处理的相关地方立法中涉及“校闹”问题;一类是在学校安全管理的相关地方立法中涉及“校闹”问题。通过对福建省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分析,可以发现福建省与“校闹”有关的地方立法在立法目的、适用对象、原则、生命教育、法律服务、保险、“校闹”行为、舆情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县管校聘”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及扩散机制研究——基于中国286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是促进师资均衡配置的重要举措。本研究基于我国286个地级市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法探究了“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在我国地级市层面扩散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的扩散过程呈现典型的S型曲线特征;省内其他城市的竞争压力、上级政府行政命令和上下级财政关系是影响城市政府采纳“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的关键因素;“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在我国城市政府间扩散的作用机制主要为横向竞争压力、自上而下行政命令、自下而上财政依赖和双向吸纳推广。据此提出政策建议：省级层面加强对“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的统筹管理;分层次遴选改革示范区,实施分阶段的督导检查和标准化考核。     

“整体型政府”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介绍“整体型政府”的概念及内容,阐述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整体型政府”改革的内容、实践经验,在剖析我国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碎片化”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西方国家以协调和整合为核心的“整体型政府”改革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的启示.     

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管理创新

贵州经济社会要实现跨越发展,政府必须进行管理创新,促进职能转变,以增强政府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政府管理创新与职能转变应着力解决好观念、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的内蓉,从而使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视角中的独立学院制度构建

独立学院组织从三个层面被“嵌入”中国高等教育“组织场域”：社会规范层面主要由教育部所制定的强制性政策法规进行构建;社会关系层面在独立学院与社会的博弈、独立学院与普通民办高校的博弈及地方政府的“推力”下进行构建;文化一认知层面通过“嫁接”公办高校与坚持“非营利性”组织两方面进行构建。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的州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进步主义时期是美国历史上解决城市化危机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时期。进步主义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政府机构改革,其目的是完善国家机器,使政府机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项改革在州、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取得巨大成就,尤其在市政府、州政府和州议会改革方面。通过改革,美国州、地方政府的效率大大提高,政治民主化进一步加强,贪污腐败现象得到遏制,其改革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西部县级地方政府执政能力评估模式的构建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对于县级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评价是推动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条件。将评估的价值取向定位于“提升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建设和谐县域社会”,建立以政府内部管理为核心,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主线,包括行政管理能力、经济发展能力、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层面的评估模式。     

辖区政府间竞争的制度框架:美国的经验及其启示

本文从联邦、地方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了美国辖区政府间竞争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宪法、法院以及联邦补贴构成联邦层面的制度框架,地方政府自主权、地方政府间合作机构以及地方政府间契约则是地方层面影响辖区政府间竞争的主要因素和机制,在社会层面则介绍了居民们多样化的需求表达方式以及直接参与治理对辖区政府间竞争的规范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这种制度框架对中国的启示有:竞争优先的理念,理性划分中央与地方间关系,法治化框架,以及政府职能方面供应与生产的分离。     

素质教育再探讨

清思 反思 再思——关于“素质教育是什么”的再认识 在中国，“素质教育是什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得到了回答。一个是政府决策层面，由政府决策系统承担，以文件、决定、计划、法律等方式做出回答。纵观20余年素质教育的相关文件，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是决策层对素质教育的一贯表达；而实施素质教育的范围、要求、重点随形势和认识的变化有不同表述。另一个层面是中小学的实存状态。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对“素质教育是什么”的认识存在误区，表现为三点：     

我国体育反贫困事业的成效与深化研究

我国体育反贫困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器物层面上体育公共设施普及率大幅提高，精神层面上体育文化软实力明显提升，经济层面上发展活力显著增强等方面。后脱贫时代，体育反贫困虽然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但只要牢牢把握国家建“制”、地方增“智”、个人扶“志”的方向，有针对性地以反贫困政策为根本指引、以精准反贫困为主要途径、以全面提升素质能力为根本目的、以推行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为主要任务，必能形成中国特色体育反贫困的深化路径和方案，进而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建构和实践经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现状与未来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新供给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开出的药方,用此药方诊治地方普通高校发展中结构性矛盾,就要清醒认知两者的关联与不同。结合地方本科高校及其他主体意识层面和行动层面的现状,提出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地方本科价值诉求去完善相关政策理念并构建相关立法。在政策层面或法律制度中规范政府权力清单,明晰政府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过程中的宏观调控职能;市场负面清单明确市场主体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社会责任;高校负责人责任清单有利于高校应用型改革方案持续性。同时,地方本科高校内部制度也要完成与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重构同步。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创新扩散——基于政策文本的“时间—结构—内容”分析

数字政府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引,分析数字政府相关政策文件成为引导数字化改革、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举措。选取数字建设典型案例,运用文本分析与扎根理论方法,研究地方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政策演进逻辑、政策扩散特点及政策焦点转变的议题,结果表明：“时间—结构—内容”分析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地方数字政府的演进路径、政策扩散特点及建设焦点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政策演化逻辑与注意力投入呈现“起伏式”变化;从结构维度上看,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政策扩散向“纵深式”发展;从内容维度上看,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政策焦点由“碎片式”向“平台式”“规范式”过渡。     

中国政府技术效率测度:2001-2009

政府技术效率缘起政府效率,是能够用硬指标量化的政府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主要指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通过构造政府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能够用于测度2001-2009年间中国大陆省级地方政府技术效率。测度结果表明:在整体层面上,我国省级地方政府的高技术效率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精简和高效工资投入;在省域层面上,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技术效率始终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技术效率有所提高,比较而言,东中部地区的政府技术效率相对较高且相差不大,西部地区则相对很低。     

论“地方政府企业化”及其破解之策

“企业化政府”和“政府企业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企业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其负面效应也逐渐凸显出来。地方政府企业化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与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地方政府财政危机、GDP导向的绩效评价体制、片面的发展观和不完善的监督体制。破解之策是要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和绩效评价体制,进一步发展基层民主。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挤出效应"研究

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需要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目前，各地主要通过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本文对109个农业县(市)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教育经费和县级财政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县级财政获得上级转移支付大幅增加的同时，教育经费占全县财政支出的比例反而下降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出现“挤出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造成这种“挤出效应”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并没有给予地方政府足够的激励，造成了地方政府不完全执行政策，从而出现了“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