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运迁转与汉晋骚体赋体式演进

汉代骚体赋中儒学意蕴浓厚,推动了骚体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因违背楚辞本身重自由抒情和摹写的特质,而陷入文体僵化的局面;魏晋骚体赋由汉代的重讽谏劝教原则向重抒情、个性和生活化等方面转变,儒家经典中文学性最强的《诗经》、《周易》与楚辞深度融合,促进了骚体赋的时代新变。     

简论赋、比、兴的发展源流及其影响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来源于《周易》.《周易》中的赋、比、兴具有以“比”为主,兴的数量较少,比赋合用,比兴合用,且形象性、艺术性、文学性还不够明显等特点,可以说《周易》是赋、比、兴的萌芽期.随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人们思维方式的日益成熟,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逐步得到发展并走向成熟,这也是后代文学史作重视《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原因.到了楚辞中,赋、比、兴走向融合,比兴呈现群体化、象征化,形成象征体系,达到繁荣.之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已经完全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对后世的诗词、文学批评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诠辞衡赋，首发其声：司马迁赋论探赜

司马迁可视为汉代首位赋论家,其赋论散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之中。司马迁赋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以“辞”泛指楚辞,以“辞赋”泛指汉初赋作,以“赋”特指楚辞或汉赋之单篇作品,体现了乱中寓整的辞赋观;其二,受“《诗》之风谏”的影响,提出了赋以讽谏的赋用论;其三,兼顾赋之思想性、艺术性,倡导文质并重的赋艺论。     

扬雄“诗人之赋”义证

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评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但是＂诗人之赋＂涵义隐晦,引发了后人的诸多揣测。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和扬雄本人作品中的＂诗人＂一词及《左传》中＂赋＂的用法,可知扬雄所谓＂诗人＂指《诗经》作者,＂诗人之赋＂即为《诗经》中的作品。     

简论苏轼“变赋”的审美特征

在中国赋史上,苏轼是“变赋”的创始人,”骈、散融汇”的开拓者。他有意识地追求赋的“新变”,既吸收了诗骚、汉赋、骈赋的传统精粹,又向“现代诗化散文”似的方向转变,并从题材的开拓到艺术的创新,从意象化抒情盲志到意境的象征超越,皆多所建树,在理论与实践上确立了“变赋”的体式和审美特质,为新赋体注入了艺术审美的活力。     

关于“骚”“赋”之同异问题——兼论吴子良等批评《文选》别“骚”于“赋”之得失

“骚”与“赋”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从一般的意义上说，“骚”当合于赋；而严格说来，“骚”自与一般的赋有所不同。吴子良只知屈原作品可以入赋，而不知《楚辞》本身之特异处。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仅一部《楚辞》而得自为一类；从体学的角度看，所谓“骚”域不出《楚辞》。就今存献考察，南朝别“骚”于赋的现象盖仅出现在宋时孔逭与梁代昭明太子分别所编之总集及传为[唐]张绩所补[梁]任昉的《章缘起》内；《心雕龙》至多是准别“骚”于赋。显然，南朝人更多的还是将“骚”纳入赋中的。     

浅谈赋

两千多年来,赋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以其自身特有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进,从骚体赋到散体大赋、抒情小赋、骈赋、律赋、文赋等。它的产生与《诗经》是密不可分的,班固、皇甫谧、挚虞均认为赋是“古诗之流也”。刘勰     

简论苏武“变赋”的审美特征

在中国赋史上，苏轼是“变赋”的创始人，“骄、散融汇”的开拓者。他有意识地追求赋的“新变”，既吸收了诗骚、汉赋、骄赋的传统精粹，又向“现代诗化散文”似的方向转变，并从题材的开拓到艺术的创新，从意象化抒情言志到意境的象征超越，管多所建树，在理论与实践上确立了“变赋”的体式和审美特质，为新赋体注入了艺术审美的活力。     

简论苏轼“变赋”的审美特征

在中国赋史上,苏轼是“变赋”的创始人,“骈、散融汇”的开拓者。他有意识地追求赋的“新变”,既吸收了诗骚、汉赋、骈赋的传统精粹,又向“现代诗化散文”似的方向转变,并从题材的开拓到艺术的创新,从意象化抒情言志到意境的象征超越,皆多所建树,在理论与实践上确立了“变赋”的体式和审美特质,为新赋体注入了艺术审美的活力。     

楚辞与王粲的《登楼赋》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著作,它的流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之文学,从骚体到汉代骚体赋再到六朝赋一路走来,继承与创新并存,到了王粲的《登楼赋》,无论从内容还是体式它都表现除了一种楚辞精神的回归,是楚辞精神在发展继承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复兴,也因此成为了六朝赋之典范。     

楚骚与汉代抒情赋

先秦的抒情作品严格说只有《诗经》和楚辞,研究汉代的抒情购,沟通两具时代血缘关系相近的抒情文学体裁,可以认识抒情主体的思想变化和对抒情体裁的继承与发展,汉代抒情赋体现出作者在新的封建政治统治下的心路历程,人格变化和主动向道家思想的追求,体现出伴随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女性形态美的欣赏和汉代士人的婚姻观念,在表现形式上,继承并发展了楚辞纪行,写景抒情的手法,使之更加自觉,细腻,和文人五言诗一样,汉人已有意识地追求创作主体和外在景物的沟通。     

散体大赋抒情性研究

散体大赋具有抒情性,它以铺张扬厉的笔法抒写了对汉帝国的赞美之情;同时,它又继承了《诗经》讽谏思想,对汉帝国的奢靡予以讽刺;它抒情写志,反映了汉代文人士大夫独特的思想感情;它是由骚体赋到抒情小赋过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抒情赋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刘歆《遂初赋》抒情象征系统的特殊性与时代必然性

《遂初赋》情感抒发的精神之旅转而变为写实,与此前的征行、远游类辞赋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借以抒情的象征对象具有特殊性,借星宿喻仕途进退,借史抒怀,借景抒情。《遂初赋》所表现出的这些特殊性与西汉末年特殊的学术背景、文学背景有密切关系。本文将依次分析阴阳灾异政治话语的盛行,《左传》等古文经的渐渐受重视,对大赋创作价值进行反思的文学背景等一系列问题。     

两汉音乐赋研究综述

汉赋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儒士文人承《诗经》、《楚辞》创作的一种文体。其中,音乐赋十四篇,留存音乐内容之赋三十篇。其内容承载着丰富的乐舞形象,阐释着汉代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厚内涵。汉音乐赋研究已涉及源流、题材、艺术手法、思想等范围,但缺少对具体的乐舞内容的系统论述。我们应利用汉代美术作品和出土文物交验互证,挖掘其丰厚内涵,以呈现汉代经典礼乐文化。     

“侧附”说与赋体创作生态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首次提出赋体写作的“侧附”说,并指向“言务纤密,象其物宜”的奇巧“小制”,又以“理贵侧附”的范畴界定,以彰显赋“理”的意义。对此,前贤于“侧附”的词义诸如“从旁附会,有所寄托”类的文辞表达,有所言述,但对关乎赋体“寄托于物象”类的写作方法,则鲜有专论。而从赋体的创作生态着眼,对“侧附”的释解必须关注赋体的两个视点,即“赋体”(小制)与“赋理”(理贵);于中探寻,又可发现赋史由小制延展到从“谋篇”到“句法”的创作路径,同时由“理贵”旁渲寄托又引申出对赋体创作“比法”介入的思考。     

论赋体文学咏物之"法"——从祝尧赋论谈起

祝尧所论赋体文学咏物之“法”不仅仅是比兴,更确切地说专指自喻——被祝尧奉为咏物赋之典范的作品皆为自喻赋,祝尧在张华《鹪鹩赋》题解中亦明确地指出所咏之物与“我”的比喻关系。祝尧推举自喻赋有三方面原因：比喻赋“以情为本”而较一般咏物赋更富情韵,取喻“切至”,“体物”多有“不粘不脱”之妙。     

赋史述略

赋是一种非文非诗或是兼有诗歌散文特点的特殊文体.它既有散文的铺叙直陈而无其散漫无韵,它有诗歌的音韵节奏而又无其严整格律.但是,对于赋这一文体定义的界定,却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所掌握的.《诗经·大雅·烝民》“毛传”云:“赋,布也.”王逸《楚辞章句》云:“赋,铺也.”刘熙《释名》云:“敷布其义谓之赋.”钟嵘《诗品》云:“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文选·<文赋>注》云:“赋以陈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朱熹《诗集传》云:“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而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则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文选·<三都赋序> 》云:“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者也.”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无非诗.”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诗与赋未离也.”又司马迁《司马相如叙传》云:“作辞以讽谏.”扬雄《甘泉赋序》云:“奏《甘泉赋》以风.”《羽猎赋序》云:“聊因《校猎赋》以风之.”皇甫谧《三都赋序》云:“昔之为文者,……本乎劝戒也.”又《西京杂记》记司马相如云:“赋家之心,包括宇宙.”又,“依类托寓.”皇甫谧《三都赋序》:“赋也者,所     

从“赋”、“赋政”本义看《大哀赋》的创作价值

从“赋”、“赋政”本义来看,赋本身具有朝政实用性,赋的产生源于朝政生活的实际需要。烽烟四起、国家危亡之际,夏完淳用《大哀赋》重新承担起了告天子、告天下的赋的社会功用,体现了赋体文学本质的复古与回归。在国家危难之际也用《大哀赋》体现了士子、臣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显示了其博大的济世情怀和深挚的爱国热忱,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清代赋论的赋体书写

以赋论赋是一种独特的赋论形式,肇端于白居易《赋赋》,罕见于宋元明,直到清代才蔚为壮观。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清代“赋体观”的突破,推尊赋体,不以骈、律为鄙,自觉将赋体的“铺陈”用为赋论阐述。外在推力在于试赋政策,而文人争胜之心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考察清代赋论的赋体书写,“论赋赋”在形式和理论两方面都有重要的开拓价值,彰显了清代赋论的独有特色,其在于极致铺陈、寓虚于实、融古入律及颂扬当朝。而在以赋论赋的背后,则是清代赋论研究的一个侧面,从而窥探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     

论饶宗颐《选堂赋话》中的赋学批评

饶宗颐先生不仅创作多篇辞赋,而且还致力于辞赋批评,其赋学批评理论主要体现于《选堂赋话》一书中。《选堂赋话》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辞赋批评方面建树颇多。其所论述的问题主要包括赋体的起源及功用、楚辞与诗的关系、楚辞在汉代的流播、赋中语词名物的训释、赋体的演进历程、历代名家名篇、赋学文献推介、赋作题材考论等。该书视野开阔,脉络清晰,内容全面,分析深刻,考证准确,评骘精当,在赋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