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暠和他的作品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又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在十六国大乱时期,河西走廊的秩序确乎是比较安定的。在当时“割据之雄”中,李暠的经学文艺确乎是比较有名的。     

曹魏与世族关系考察

本文把曹魏与世族的关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考察:即曹操时期和曹操后时期。认为世族的支持是曹操得以起家和形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因素。世族与曹操的合作,并非迫于压力或是为了借曹操以兴复汉室,而是一种自愿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曹操始终如一表现出的亲和世族的倾向,一方面源于党锢之祸后世族政治态度的变化。曹操对世族采取了依靠利用与适当打击相结合的政策,较为成功。而自曹丕起,曹魏渐次放弃了对世族的打击政策,反予世族以较多的优惠,使世族势力在曹魏后期迅速膨胀。司马氏代魏不是世族与宦官地主对立斗争的结果,而是世族地主势力膨胀的必然结局。     

未及整合的政治群体--南朝寒门、寒人入政心态剖析

南朝寒门、寒人虽巳在政治上崛起，但入政后。普遍表现出种种不成熟的心理状态：首先是入仕发迹的“侥幸”心理；其次是“自视犹不敢与世族较”的自卑心理；再次是贪婪粗鄙的“暴发户”心理。这些心理特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南朝社会门阀观念仍然十分强大，使入政的寒门、寒人无法摆脱其影响，只得将自己定位在“士庶之别”的社会习惯观念之中。同时南朝士族虽巳衰落，但其势力足以遏制来自外界力量的撞击，加之寒门、寒人本身在出身、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差异，所以难以形成政治心理上的群体整合，自然比较士族来说要幼稚多了。     

浅谈魏晋时期士人家族观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魏晋时期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是随着士族社会的兴衰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也是根源于士族在乡村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所以本文探讨了魏晋时期门阀制度下士人的家族观。     

略论魏晋时期的门第教育

略论魏晋时期的门第教育朱乐宁魏晋南北朝的世族，大都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可以说文化是构成世族的一个必要条件，门阀士族非常重视自身（包括宗族和家庭）文化的建设。如沈约曾对人说：“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琅琊王氏）之盛者也。”①沈约把“爵位”与“文...     

东晋侨姓士族与江东世族的关系

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了东晋王朝。自衣冠南渡建立政权伊始,中央政权无时不操纵在门阀士族手中,其百余年的统治基本依赖于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本土江东世族的扶持。三国时期以来江东与中原地区形成的从政治到文化的隔阂,江东的吴姓大族和北方的中原士族在政治和经济权益分配等诸方面存在着本能的对立。北方士族要使新生的东晋政权在江东站稳脚跟,必须有意识地拉拢江东世族。北方士族南渡又必然要侵犯江东世族的既得利益,江东吴姓世族和北方侨姓士族,这种既相互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东晋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鲜卑史略

魏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大量内迁。时鲜卑诸族亦大批入居河西,势力最强的河西秃发鲜卑建立了“南凉”政权,并与河西其他民族进行了长期的争战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十六国时期的河西本土文学及其与南北各方的交流

在河西文学史上,十六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当时,中原大乱、战火纷飞,而地处偏远的河西相对稳定,成为士人向往的"乐土",在多年的经营下,渐成文化繁盛之地,文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南北各方的交流日见频繁,在当时北中国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魏晋南北朝谱牒档案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的修撰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兴盛，成为维护门阀士族利益、巩固门第统治的工具。     

魏晋南朝奢侈之风述论

魏晋南朝奢侈之风述论高卫星魏晋南朝时期，随着士族制度的兴起与发展，奢侈之风在整个统治阶段中逐渐蔓延开来，以至相延成俗。东晋人王导说：“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南齐书·高帝纪上》中也说：“大明泰始以来，相录奢侈，百姓成俗。”梁武...     

十六国时期河西农牧经济的新发展

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较以往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较为混乱的时局中，五凉政权立足河西农牧业，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流；二是在汉魏以来河西核心城镇发展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河西城市群，并且具备了后世河西城市的某些特点。     

论东晋私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

东晋文学景观之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同其所施行之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晋教育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在东晋教育中,文学教育在士庶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均,士族接受了较全面的文学教育,而贫寒庶民则缺少足够的文学教育。这种士庶之间文学教育的失衡、不对称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东晋文人群体阶级构成的士族化,并进而使底层经验、底层生活无法通过文学得到有效的传达。其次,在人格教育方面,东晋士族家教所极力塑造、培植之人格乃狭小之家族人格,以致一般士族文人普遍缺乏民间视野、民族意识与天下情怀,反映到文学上便是表现故国之思、复国之志以及丰富民间生活之类文学作品的极度缺乏。     

五凉敦煌学者刘昞述论

<正> 五凉时期的河西地区,由于它特殊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背景,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儒学的特盛之地。一大批中州有名的硕学宿儒为避战乱、纷纭而至,一个个本地杰出的“士人”破土而出,偏居一隅的河西遂成为当时学者名流们的渊蒌。他们广立     

3—9世纪崇重“旧望”的价值观及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兼论郡望内涵及功用的演变

崇重旧望是3—9世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它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因有多种,但旧望世代拥有文化和人物上的优势及旧望名士在宗族乡党中所起的精神领袖作用才是最根本的因素。唐代崇重旧望的价值观更为发展,表现在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更为深广,如标榜郡望之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仅限于士族阶层,至唐代则蔓延到全社会。郡望的内涵和功用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由战国秦汉时期指“原籍的郡名”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指称“郡中显贵的士族”;由明确祖籍所出之基本功用发展为具有了区分士庶尊卑贵贱、维护门阀社会等级制度的礼的功用;至唐代,则蜕变为一种象征士族传统社会地位的文化符号,失去了礼的功用。     

论曹魏的选举制度和士族化过程(续完)

对于九品中正制,学者们论述得不少,这里只讨论九品中正制与曹魏政权的士族化。 汉魏之际,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经济完全占到了统治地位,商品货币关系趋于中断,两汉时期势力雄厚的商人地主阶层也随之退出了政治历史舞台,历史发展的趋势正朝着士族门阀专政的方向发展。建立在封建田庄经济基础上的曹魏政权,不能不为其基础服务,不能不顺乎历史发展之潮流。这就注定了曹魏政     

北魏对河西的经营和开发

河西是北魏统一北方的最后一个地区,既所谓“新附”之区。对此,北魏采取有力措施,一方面用武力消除北凉残余势力,巩固统一;另一方面实行农牧并举的经营开发战略,使河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为隋唐河西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士族定义之粗见

士族政治这一特定的文化现象,它源于西汉,形成于东汉,至东晋发展到高峰,在南朝时趋于衰弱,最后亡于唐宋。在这段长达近九百年(约公元25年——907年)的历史中,长期垄断了中国封建政治舞台,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影响之深,令人叹为观止。自东汉至隋唐,政治舞台风风雨雨,改朝换代之事屡见不鲜,然士族地主垄断、控制政治之局面却从未改变。东汉至隋唐的政治斗争,表面以各政治集团的胜负为胜负,实为各士族集团的胜负为胜负。因此,对士族政治这一特定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的意义不言而喻。古籍称士族之名繁多,有士族、氏族、世族等;又有冠族、名族、势族、甲族、盛族、右族、世胄等;还有旧族、右姓、郡姓、旧门、高门、名门、盛门诸多称呼。其名虽多,均可用“士族”二字概括。     

从河西魏晋墓葬壁画看文化的共生与融合

河西魏晋墓葬壁画题材丰富,其中有大量壁画图像反映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民族交流、文化融合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图像生动再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各族人民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将这些墓葬壁画图像与历史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探讨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农牧业并重经济结构、宗教信仰和民族交流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     

五凉佛教史简议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即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而作为丝路咽喉孔道的河西走廊,在佛教传播上无疑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五凉佛教,即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佛教。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五凉割据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由于经济、政治、地理、民族诸因素,一方面保存了汉魏以来的传统文化,另一力面又积极接受了外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区域。探索这个特殊文化区域内的佛教,应该说是五凉史研究中的又一重要课题。     

南朝国婚的门第观和人物观

南朝国婚形态是东晋的继续和发展。门阀制度和人物风尚对南朝国婚影响甚大。南朝国婚和东晋时期一样重视门第等级和人物才能品性等素质,但南朝国婚婚选倾向荫华势弱之族和清虚退让之士。南朝国婚门第观与人物观的变化反映了门阀制度和门阀士族走向衰微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