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与秦政文化

1995年夏,在陕西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发现了数量罕见的秦代封泥,其数量总计2000多枚,堪称历次封泥出土之最.它的出土揭开了"封泥档案"的神秘面纱,从而倍受人们的关注.     

西安考古的重大发现:两千多枚官印封泥堪称秦代活字典

西安北郊近年陆续发现了带有官印文字的秦代封泥,迄今累计已达２０００多枚。专家认为,这是我国继１９７５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睡虎地秦简之后,秦代文字出土数量最多、学术研究价值最大的一次发现。封泥是古代用胶质粘土封缄于竹简牍文书、进贡物品的包装之上,然后在封缄之粘土上盖上印章的遗存。它起始于东周,秦汉最盛,终于南北朝。这批秦代封泥１９９５年首次出土于西安北郊秦代宫殿章台遗址附近,为相家巷农民在田中挖肥料坑时所发现,后辗转流入北京文物市场,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路东慧眼识珠,多次出资搜购看来“不值钱的泥块”１０００多…     

陕西为什么迄今尚未发现秦简牍档案?

1995年西安北效汉长安城遗址2千多枚秦封泥的出土，再一次说明陕西故地应该有大量的秦竹简、木椟档案出土，然而，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并非如此。那么，作为秦时中央官署的主要书档案——秦简牍哪里去了呢?针对这个问题，笔在考证秦封泥时，初步揭示和发现了其中的“奥秘”，结合最近考古发现，综述如下，以飨档案界广大读。     

秦简封泥所见秦厩官名初探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和陕西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中出现不少有关秦厩官名的内容,其中一些官名未见于传世文献。本文试图通过出土的秦厩官名资料与传世文献合证,探讨其职司范围及官名、品秩等问题。     

"十一五"档案事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档案事业发展新的五年规划。前十年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与我国的综合实力的提升同步，我国档案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十一五”期间，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制定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要在总结经验、研究分析新情况、     

《韩非子》“将马”之“将”当“牸”误之说辨正

清代顾广圻提出《韩非子·解老》中的"将马"之"将"当为"牸"之误。检视顾氏的校记《韩非子识误》,可以发现:顾氏只提出质疑,并未改动《韩非子》原文;顾氏用来支撑其观点的两条证据均有可商之处。最近被重新释读后的七方秦官印和西安相家巷秦封泥上发现的官称"将马"等文字可为《解老》"将马"之"将"不误提供佐证。     

抓住机遇 开掘进取 开创我市档案事业发展新局面——2006年3月2日在全市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十一五”时期是西安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四化理念，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也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了做好我市“十一五”期间的档案工作，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已于今年1月19日转发了《市档案馆（局）关于加强“十一五”时期全市档案工作的意见》（市办字【2006】6号），同时，根据全国、全省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我们制定了《西安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意见》和《规划》就如何在“十一五”期间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档案事业发展全局，促进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提出了要求，是新时期全市档案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     

从"编纂"到"编研"

有关“编研”一词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1960年在档案专业刊物《档案工作》上使用了“编研工作”这一术语；1980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文件中使用了“编研工作”一词。由此开始，一方面是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继续深化；而另一方面却是新的研究领域，即档案文献编研理论的开辟。但在相当长     

在新的起点上谱写新的篇章

刚刚过去的“十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与之相适应，“十五”期间我国的档案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档案工作服务机制不断创新，档案工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功能得到拓展；中国特色档案工作管理体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档案保管利用职能全面加强；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档案工作，档案信息化建设稳步有序推进；档案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我国在国际档案界的地位不断提高。“十五”时期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为“十一五”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档案是……文件"命题的质疑

对“档案是……文件”命题的正确性提出疑问。提出扩大的“文件”概念也难以涵盖现实中存在的大量非“文件”性档案。阐述了档案不是文件转化的、文件与档案不是同一事物、档案形成在前而文件形成在后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