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

“以为诗”是中国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后世论多认为始于中唐的韩愈。当笔认真考察了唐前中国诗歌发展史之后,却惊奇地发现：“以为诗”并非始于韩愈,而是始于早韩愈400年的陶渊明。所谓的“以为诗”,即以散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入诗,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如散般的平实自如、天然入妙,能够更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而这一切在陶诗中都有鲜明具体的体现。“以为诗”的运用,使陶诗更为亲切、平和,贴近人心,一种如叙家常的真切动人由此而生,这与陶渊明的为人及其诗歌朴素自然的风格是极其协调一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为诗”陶渊明是韩愈的老师。     

《山民》的寓言化解读

《山民》的作者韩东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派”的代表人物。所谓“先锋诗派”也被人称为“后朦胧诗派”,是我国当代诗坛上继“朦胧诗”与“寻根诗”之后出现的一种诗歌现象。如果说“朦胧诗”更多地表达诗人的主观情绪.“寻根诗”更多地关注诗歌的民族文化内蕴,那么“先锋派”诗人则一反常态,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实际与个体存在中。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下)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上)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戴着镣铐的前行——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

中国新诗是从有着两千多年辉煌历史的古典诗歌发展而来的,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延缓了新诗的发展过程。自“五四”文学革新后,诗界开始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求出路。20世纪后期诗歌回归其本质意义,同时也伴随着对诗歌语言形式的探寻。     

古典诗词审美中的情感介入方式

诗是主情的艺术,被公认为中国诗歌集大成者的杜甫,人称“诗圣”,而有“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之称的梁启超则说他是“情圣”。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又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可见,情感是诗歌的灵魂。然而异彩纷呈的诗中情感方式也自然会是多样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李金发与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传统

李金发的诗歌开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史的纪元 ,自李金发始 ,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一般的新诗乃至与中国传统诗歌拉开了美学思维和艺术形貌的距离 ,从而体现出真正富有法兰西恶魔派风格的“异质”。象征主义最根本的异质性 ,在于它情绪的“颓废”,然而 ,李金发象征诗的思想构成和情绪构成依然与这一时代的新诗保持某种相通的联系。与一般的新诗在深层思想倾向上的同构性的体现 ,对于李金发的象征诗 ,许多人一面进行异端性的排斥和批判 ,一面又不知不觉地受着它的影响 ,与其同步发展。     

诗学：向生命本体的深入——读吴思敬诗学新著《心理诗学》

诗是心灵的艺术。黑格尔早就指出：“诗的出发点就是诗人的内心和灵魂。”对诗歌本质的这一表述,已为中外诗歌的广泛实践所验证与认同。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也走着由外而内的深入与转型。广大青年诗人更是把诗看作一种生命本能的冲动,把诗当作生命的存在方式,提出“诗的生命的瞬间展开”、“人类心灵的深处呈现”、“一种莫名的震颤”。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以诗译诗”：一种必须坚持的诗歌翻译观念

中外学者之所以共认译诗之所以难,主要在于诗歌独立的文体特征;如果对于诗歌没有基本的了解与认识,到位的译诗是不可能出现的。“以诗译诗”作为一种新的译诗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一个“诗”是指对本我民族里诗之共识;后一个“诗”,是指所译对象的美质与美形。只有当两个“诗”相生相融的时候,绝佳的译诗也就产生了。在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界,如果有一批译者能够长期践行“以诗译诗”,则是中国诗坛之幸,世界诗坛之幸!     

品味语言 启发想像 揣摩意境——诗歌教学的钥匙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今优秀诗歌浩如烟海，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由此观之，“诗教”是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诗意教育呼唤自由时间

诗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希腊艺术鼎盛时期,神话、史诗、悲剧、喜剧、诗歌、音乐是希腊教育的主要教材。诗人是公认的“教育家”“第一批哲人”,艺术和诗人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中国是重视“诗教”的国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立”诗与教育的渊源在今天继续受到重视,许多教育家都在提倡“诗性教育”,要让师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现代格律诗与外国诗歌汉译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翻译中存在着不顾原作格律的问题,造成了外国诗都是自由诗的误解,产生了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歌翻译家在译诗中注意还原原作的格律,被卞之琳先生称为“译诗艺术的成年”。外国诗歌格律原貌的展示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创作实践相结合,有助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确立,从而推动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语文课堂上的诗歌教学

诗歌是什么？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歌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外名人对于诗歌也各见仁智。艾略特在《诗歌的作用》中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最敏锐的感觉。”诗评家吕进先生认为“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     

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

中国是一个诗国,诗歌创作的历史源远流长,诗歌欣赏也由来已久。吴季札观乐,即结合赏诗,孔子、孟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知人论世”等,也与欣赏有关。魏晋以来,人们欣赏诗往往别有神会。梁代钟蝾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从文论的角度,探讨过诗歌欣赏问题。赏鉴诗歌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但要正确、深入地欣赏诗歌,却并非易事。     

现代美学观照下的古典“诗品”——古代诗论札记

“诗缘情”显示了诗歌生命的内在动困与美的形式特征;“境与心”是对诗的审美心理的深层描述;“冲淡”体现了古典诗歌重“含蓄”、“自然”的美学方向。这三者一方面总结了诗歌本体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诗学在禅宗融入之后的突破与进展,诗歌艺术开始浸染着诗人的主体人格。     

“鬼诗”故事与雅俗文学的互动研究

在中国古代,鬼的故事可谓源远流长。其中有部分鬼还能够作诗,出现了大量的“鬼诗”故事。这些所谓的“鬼诗”典雅隽永,在后人裒集诗歌、编订诗歌总集的时候,它们也堂而皇之地列入其中,名日“鬼诗”。甚至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还有“鬼诗”的诗歌批评。于是,无形中,它们成为雅俗文化互动的一座桥梁。本文分析“鬼诗”由俗入雅、以雅融俗的文本功能,同时分析其审美特色,以展现“鬼诗”现象中雅俗文化的互动。     

重审中国新诗的建行问题

自五四新诗诞生以来,学界对诗的建行问题关注颇多,有不少学者将其与诗的分行视为可以互换的一组概念。然而,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这一问题,可以发现：诗的建行古已有之,实际上相当于古典诗歌中的“建句”,而分行却是中国新诗现代变革过程中产生的形式革新,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一概而论。在系统梳理诗歌建行与分行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试对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做出新的界定,并通过考察中国新诗建行的技巧与功能,进一步探讨诗的建行与诗的内容和艺术表现之间的内在关联。     

教师诗学素养提升的途径

新时代诗歌教育要从诗教传统中寻求根源,使诗歌教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人才成长培根铸魂。新时代诗歌教育要在促进传统诗教与现代诗教的融合中切实做到“以诗教”,即将“修身”“育心”作为诗教的内核,充分应用中华优秀诗歌作品文本资源、中华诗歌文体资源,紧攥诗歌教育融入时代的美育特质,创新诗教育人模式。     

汉代诗论——“诗言志”向“诗缘情”发展的无意桥梁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本质和功能的两个命题,它们的转变有一个很复杂的历程。虽然汉代诗学以诗歌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但却多次不自觉地拈出所谓“止乎礼义”的“情”,无意中为“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化架起了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