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校园欺凌:班主任应“有为”且“善为”

班级是学生在校生活的基本单位,班主任是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在防治校园欺凌中肩负重大责任,厘清班主任“为何而为”以及“如何作为”有助于提升班主任在防治校园欺凌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班主任的角色、职责和使命决定了其在防治校园欺凌中的担当;班主任可以尽早发现班级潜在欺凌因素、凝聚防治校园欺凌合力两方面入手做好防治工作。     

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中教师的角色建构

教师是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的中坚力量,帮助教师建构适当角色是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有效实施的关键。在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政策与干预项目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依据特纳的过程角色理论的主要观点,本文提出教师在校园欺凌防治工作中应承担关怀者、学习者、参与管理者、预防干预者、互动者等角色。同时,分析了我国在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中影响教师角色建构的障碍性因素,包括政策期待与现实期望冲突、“校园欺凌”概念存在混淆与泛化、治理目标与方案可操作性不强等社会因素,以及教师认知不足、动机不强等个体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和教师个体两个层面提出了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中教师角色建构的针对性策略,包括厘清校园欺凌的概念,构建有效治理机制,细化各参与主体职责,帮助教师形成正确认知、提升动力、提高能力等。     

防治校园欺凌：班主任的重要责任

<正>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是近年来社会关注、领导关心、家校关切的一个重要话题。学生之间的校园欺凌行为时有发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大量数据和案例表明,校园欺凌会对被欺凌者造成心理创伤,受害严重者会产生抑郁心理,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和健全人格养成。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防治校园欺凌方面的文件,进行顶层设计,提供基本遵循。班主任是学生成长的“精神关怀者”和“重要他人”,在防治校园欺凌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因此,     

防治校园欺凌的生命教育之维

随着校园欺凌事件愈演愈烈,学术界对校园欺凌的内涵、现状、原因以及解决措施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目前研究已从现状调查、原因追溯、措施探讨转向如何预防校园欺凌。防治校园欺凌的目的在于保护生命,因此.有必要从生命教育的角度探究防治校园欺凌的措施。班主任作为班级建设、班级管理的重要角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是其工作的重要职责。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究校园欺凌与生命教育之间的关系,以生命教育为切入点,探寻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的有效措施。     

对校园欺凌说“不”

<正>校园欺凌是一种有意图的攻击行为,常常发生在力量（身体力量、社交力量等）不对称的学生之间。就过往校园欺凌案例分析看,校园欺凌行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暴力欺凌、言语欺凌和孤立欺凌。情景案例中的小婷遭遇的主要是言语欺凌和孤立欺凌,面对这种现象,班主任需要从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两方面进行教育引导。     

大学生网络欺凌防治的中间群体教育模式

网络欺凌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多发,对大学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关于大学生网络欺凌防治,学校在教育管理的制度体系内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根本的问题是基层防治体系尚未建立,中间群体作为基层体系的作用被忽视。本文主要以中间群体为研究对象,重点对大学生网络欺凌防治中中间群体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有效发挥中间群体在防治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探讨,以期为大学生网络欺凌防治提供另一种思路。     

基于关怀理论视角下校园欺凌现象的审视与防治

关怀理论认为,校园欺凌是指欺凌者对被欺凌者实施攻击行为,最终造成被欺凌者身体、心理等方面受到伤害的一种行为。家庭关怀缺位、学校关怀缺失和同龄群体关怀缺乏是导致校园欺凌频发的主要原因。从关怀理论视角出发,提出在家庭方面,应推崇自由对话的家庭教育方式,引导孩子学会如何面对校园欺凌问题;在学校方面,可大力推行感化教育,补足校园欺凌治理的短板;在教师方面,要鼓励学生同龄群体间积极交往,共同抵制校园欺凌等防治校园欺凌的有效措施。     

大学生网络欺凌、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为了研究网络欺凌者及负性生活压力大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对江西师范大学、宜春学院等四所高校124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网络欺凌者自杀意念发生率显著高于无网络欺凌者,男生高于女生、有留守经历学生高于无留守经历学生;有自杀意念倾向者网络欺凌行为、负性生活事件总分均高于无自杀意念倾向者;男生、有留守经历、网络欺凌、人际关系障碍、学习压力、就业压力、无目标感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研究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对预防其自杀行为、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村中小学班主任如何应对校园欺凌

目前,校园欺凌的总体比例较高,危害较大。遗憾的是,农村中小学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的相应防治措施更是较少。实际上,防治欺凌,学校管理尤为关键,本论文着重从校园管理——班主任的班级管理方法上探索预防校园欺凌的有效措施。     

移情对中学生网络欺凌的抑制:性别、年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调查了中学生移情对网络欺凌的影响,经描述统计、回归分析及调节作用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网络欺凌在性别、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2)移情对网络欺凌有显著负预测作用;(3)性别在情感移情对网络欺凌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年级在认知移情对网络言语欺凌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校园欺凌防治的旁观者干预模型及其本土化建议——以芬兰KiVa计划为研究对象

校园欺凌防治是世界性难题,芬兰KiVa计划最大的特点是将防治校园欺凌的主体从家长、老师、被欺凌者转移到旁观者。其理论基础包括旁观者干预模型、情绪反馈、责任分散等。受“儿童不成熟”观念的影响,我国传统校园欺凌政策往往将家长、老师等成年人作为防治主体,而儿童仅作为治理的客体。实际上,儿童作为欺凌事件的重要参与者,能够处理与其认知能力相当的事务,且这是其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方面。校园欺凌政策的制定应充分重视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作用,具体而言,可根据不同年龄群体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通过移情训练、树立利他主义榜样、教化道德包容、增强集体认同感等方式,激起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同理心,增加帮助行为。     

针对学生欺凌特征精准实施欺凌防治中的学校专项保护

2016-2020年国家对学生欺凌实施集中整治期间,欺凌事件发生率逐年下降,但其危害仍不容忽视。对相关网络舆情事件的统计表明,学生欺凌现象学段集中在初中,时段集中在放学后,欺凌行为性别差异明显,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多为密接关系,欺凌诱因多为生活琐事,受欺凌者应对能力较弱,对欺凌者惩戒力度偏低。在学生欺凌防治中精准实施学校专项保护,应当做到以下五点：重视宣传教育,提高拒阻能力;抓住重点对象,防治有的放矢;留心关键细节,及时消除隐患;管控多发场所,第一时间制止;加强综合治理,发挥威慑作用。     

旁观者干预校园欺凌的理据、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既往校园欺凌防治研究,将欺凌事件产生与发展归因于欺凌者或受害者具备特定性格特征,从而给出以老师、家长等成年人作为治理主体和针对性矫治欺凌者与受害者性格特征的策略,事实证明,治理效果不彰。校园欺凌中欺凌者的行为是在与其他同伴的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应从群体交往互动的社会层面重新解读校园欺凌,相应地,校园欺凌的治理要着重改变其他同龄旁观者对待欺凌的态度,并将学生视为欺凌治理的重要主体。校园欺凌旁观者包括四种类型,其中,受害防御者在干预欺凌发生、影响欺凌走向与消减欺凌损害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对此应采取措施促进其他类型欺凌旁观者向受害防御者转变。影响欺凌旁观者向受害防御者转变的因素包括学校、班级反对欺凌的环境与文化氛围,受害防御者及其责任的明确程度,旁观者的认知同理心和情感同理心程度。据此,可通过组建圆桌会议、成立欺凌处理小组、开发反欺凌模拟游戏等方式促进旁观者积极干预校园欺凌。     

心理学视域下校园欺凌的形成机理及对策

校园欺凌是国内外中小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心理学角度考察其成因、探索相应干预措施有着重要意义。有关欺凌事件直接参与者的研究表明:部分欺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反社会行为或认知特征,欺凌行为也是青春期个体获取、维护社会支配地位的一种手段;某些"另类"特征、情绪和社会交往问题会让儿童青少年成为易受欺凌的对象;欺凌和受欺凌都可能导致个体情绪、行为等方面的适应障碍,其不良影响甚至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欺凌-受欺凌者是最不稳定的一类角色,兼具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两者的缺点,适应状况通常最差。班级内的同伴生态、旁观者的行为和朋友关系都会影响欺凌事件的发生几率及所导致的后果。某些家庭和父母特征也是与欺凌行为联系密切的危险性或保护性因素。积极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也能对其后果起到缓冲作用。但缺乏培训的父母和教师,通常无法及时准确地识别欺凌事件并做出有效应对。当前教育实践中,可以有效防控校园欺凌的措施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面向特定相关群体的单水平干预,二是要求学生、家长、教职员工等都要参与其中的多水平干预。     

校园欺凌现象的心理学分析

校园欺凌行为对受欺凌者的身心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同时也影响到欺凌者的人格发展走向。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产生校园欺凌现象既与欺凌者的同情心缺失、基本需求匮乏有关,也与家庭监管缺失、社会不良环境影响和惩罚机制不完善有关。应从加强学生道德教育、满足儿童需求、纠正公众认知偏差、增加欺凌者的违规成本等着手。     

“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及其法律责任

校园欺凌频发已成为社会和政府广泛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对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已经展开,但是对于校园欺凌的基本概念尚未形成共识,这对于有效防治、深入研究校园欺凌不利。清晰厘定校园欺凌概念是有效防治该现象的必要前提。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是不同的概念,长期将二者混为一谈,对于治理该现象不利。校园欺凌概念应该从狭义上界定,它不应该包括校外入侵,也不包括教师作为受害人的现象。狭义校园欺凌产生的法律责任可以分为三类:学生作为欺凌者的责任,教师作为欺凌者的责任,对校园欺凌行为管理不力者的责任。这些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完善法律并对这些责任进行相关规定,才能够有效依靠法律手段防治校园欺凌。     

职高学生校园欺凌行为与人格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

本研究旨在探讨职高学生校园欺凌行为与其人格倾向、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研究抽取了168名职高学生,采用EPQ与MHT对被试进行测量,并通过班主任和学生干部的评价来选定欺凌者.研究发现:欺凌者比非欺凌者更外倾,精神质更高,且欺凌者较非欺凌者更容易冲动,女生欺凌者比男生更容易获得恐怖感和更容易过敏.此外,研究还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危害和干预措施进行了探讨.     

校园欺凌的损害与赔偿——以A生案为例

校园欺凌事件中,被欺凌者的身心健康会遭受严重损害,甚至会诱发精神疾病。对被欺凌者的人身损害,欺凌者及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校园欺凌事件中学校如果存在过错,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对校园欺凌事件,要尽量做到事前预防与事后安抚;建立家校协同机制,防治校园欺凌;强化欺凌者之间的连带责任,减少以多欺少的行为发生。     

校园欺凌中被欺凌者的关注与思考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被欺凌者作为校园欺凌中组成的一部分,他们是受害者也是属于弱势的一方,更应被人们所关注。校园欺凌中的被欺凌者存在着性格内向、不善与人沟通、自我认同感低等特征,校园欺凌行为对受欺凌者学习、心理、身体等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采取相应举措,如学校加大重视程度、引起家长重视、提升受欺凌者应对能力等,降低校园欺凌对被欺凌者造成的危害。     

青少年感知教师公正性如何影响校园欺凌行为？——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的结构方程建模

校园欺凌是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反社会行为、暴力犯罪的显著预测因素,学校是防治校园欺凌的关键阵地,而教师扮演着预防者与干预者的双重角色。青少年感知教师公正性能否降低欺凌行为,又是如何影响校园欺凌的？研究者尝试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探究青少年感知教师公正性对校园欺凌的影响以及学校归属感、道德推脱在其中的作用,通过对1,077名中学生的调查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感知教师公正性越高,学生实施校园欺凌的可能性越低,感知教师公正性对校园欺凌的影响通过学校归属感（情感）与道德推脱（认知）的链式中介作用得以实现。校园欺凌实际上是一种恃强凌弱的不公正、不道德的群体过程,学校归属感使得学生愿意遵守校规班纪等指令性规范,但是当感知具有群体原型领导者特征的教师不公正时,学生会将其作为描述性规范的标准,而将不公正辩护为群体内的普遍行为,激活将责任归咎于权威或强调群体决策的道德推脱机制进而实施校园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