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R&D投入的计量分析

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为依据,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深入考察近年来我国R&D投入的增长变化情况.我国R&D经费投入连年高速增长,企业作为我国R&D投入主体的地位日益加强,我国R&D经费在投入类型上更加倾向于试验发展.但是目前我国R&D的投入强度依然很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经费投入的比例失衡,政府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继续加大我国R&D经费投入,提高R&D投入强度,特别是加大政府R&D经费投入,协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的比例,是我国科学技术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青岛市R&D投入水平的评价分析

R&D经费和R&D人员是衡量R&D活动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旨在通过参照国内外R&D活动情况与青岛市R&D投入水平的对比分析,并对青岛市R&D投入水平在国内外所处的位置予以评价,以期探索青岛市R&D活动卓有成效的发展途径,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参考。     

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与执行结构分析

从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与R&D强度的发展变化、R&D研究类型结构、基础研究执行结构三方面对我国基础研究强度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单纯依靠增加R&D和基础研究经费的绝对额总支出并不能直接增加或快速增加R&D和基础研究的强度;我国R&D经费总额的快速增长和R&D强度的持续增加都建立在试验发展经费总额和比例增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提高高等学校执行的R&D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比例,来提高基础研究的强度。     

产业创投并举外商投资助力--政策先行提升北京科技服务水准

一、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北京市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实施的逐步深化,北京地区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增长,科技活动更加活跃,科技创新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科技实力和竞争力实现了新的跨越.2003年北京地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额继续位居全国第一,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7.0%.     

从R&D数据统计调查看河南省科技活动的特点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是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又是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科技厅正式发布2000年河南省R&D资源清查数据统计公报中显示,河南省R&D经费和从事R&D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数量保持着增长的势头.在产出方面,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数量也比上一年显著增加.这些信息反映了河南省科技活动保持着活跃性和稳步发展的态势.     

贵州省R&D经费投入浅析

本文将在分析贵州省R&D经费投入总体情况的基础上,从R&D经费的来源出发,深入分析影响R&D投入强度的各种因素,提出实现R&D投入强度目标所需采取的措施。     

我国企业与政府R&D经费投入最优比重测度

分析对近年来R&D投入来源结构的变动情况及其成因,并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模型测度我国R&D经费的最优采源结构.研究表明,我国目前R&D经费来源结构中企业占较高比例并不意味着企业R&D投入主体地位的确立,政府R&D投入增长缓慢是导致我国R&D来源结构未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原因.因此,应继续加强企业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大政府R&D投入的力度.     

中国R＆D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分析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1992-2006年中国的R&D投入、固定资产投入、劳动力投入及GDP 增长情况等数据,用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了对R&D投入的几点建议.     

贵州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贵州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利用2001～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科技活动人员数和R&D经费投入等数据,测算出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得出贵州省经济增长与科技活动人员、R&D经费投入均高度相关,且R&D经费投入对经济促进作用更显著的结论,并结合贵州实际,提出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     

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

R&D(科研和开发)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所以R&D的投入应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持续地进行技术创新的基本保证.1998年我国R&D投入占GDP的比例只有0.69%,与发达国家2%、3%的水平有相当的差距.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只有1.27%,远低于发达国家5%、10%的水平,而投入的绝对值更无法比拟.从R&D经费的来源来看,我国主要靠政府投入,约占50%,企业只占23%左右;在发达国家,企业投入只占40%-60%.     

不同活动类型技术创新单要素效率研究

为获取各创新要素投入对技术创新效率的贡献,本文区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分别估算我国各地区不同活动类型技术创新要素投入的单效率,结果显示:基础研究的各创新要素投入单效率高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要素投入单效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RD经费效率高于RD科技人员效率,试验发展的RD科技人员单效率高于经费单效率,科技论文和专利作为要素投入的单效率很低,新产品开发经费效率较低,各创新要素投入单效率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我国创新要素单效率区域差异较大,各省份具有不同创新要素效率优势,各地区在加大创新要素投入的同时,更应提高RD经费和科技人力产出效率,扭转科技论文"数量论"和专利"供给导向"。     

变与不变、同与不同:中美研发经费投入再比较

基于20世纪80、90年代中美两国研发经费的比较,本文对90年代至今中美两国研发经费投入进行再比较。研究发现,尽管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已有较大变化,但在投入结构与投入主体方面却并未改变:美国依然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我国似乎并非如此;美国主要是联邦政府在支持研发,我国地方政府的研发投入不仅与中央政府相当,而且上升趋势明显;美国研发投入基于市场失灵理论,而我国则似乎更多的是基于“重视”。在公共财政投入绩效日益为各界关注的情况下,建议积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和政府作用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优化我国研发投入理论;在稳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完善科研统计的条件下,尽快优化调整研发投入结构、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投入,特别是进一步探索地方政府研发投入的适宜规模,考虑逐步减少地方政府的直接投入。     

产融结合对企业不同类型研发投资影响研究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业深度融合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有何影响？本文使用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探究了产融结合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发现:（1）产融结合对不同研发投资存在非线性效应,对研究阶段投资表现出显著抑制效应,而对试验开发阶段投资呈现出“N型”影响特征;（2）产融结合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具有异质影响。随着分位点提高,其对研究阶段抑制效果更明显,对试验开发促进效果不断加强,但存在最优界限;（3）随着产融结合程度加深,其对国有企业研究阶段投资具有明显挤出效应,而对开发阶段促进效果显著;相反,能够提高非国有企业研究阶段投资水平,而不利于其试验开发阶段投资。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通过产融结合进行外源融资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研发类型,选择与自身创新能力相适应的产融结合水平,为达到提升研发投资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R&D资源配置、空间关联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R&D投入规模和R&D资源配置的区域TFP增长模型,并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考察区域TFP增长和R&D活动的空间关联特征,着重探讨R&D资源在区域内部研发主体间的配置结构与区际间的空间再配置效应对地区TFP增长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中国区域TFP增长和R&D活动均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和空间俱乐部集聚特征;（2）R&D投入规模对区域TFP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区域内R&D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偏低,相较于企业和高等学校而言,科研机构R&D配置份额的增加更有利于促进TFP增长;（4）区际间R&D资本和R&D人员的流动均能够显著提升区域TFP,而R&D人员流动的作用效果更强。无论是当期模型还是滞后模型,上述结论均具有稳健性。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调整R&D支出总量,优化R&D资源配置,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基于微观主体的研发投入与经济发展关联度国际比较

以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为基础,从科研经费的三大执行部门的角度,结合各国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投入情况,对比分析了我国与其他国家三大研发执行部门的研发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投入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R&D经费支出和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与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相关关系,且科技人员投入的关联性更高;高校和企业的科研人员投入,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较高;我国企业科研人员的投入以及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需要进一步提高.     

企业研发投入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模式——基于中国与主要国家企业研发数据的比较

利用101个国家和地区18076个非金融企业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主要将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印度6个国家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强度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得到：第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全球研发,中国顶级企业研发投资规模与之相比差距较大,经济增长缺乏引领全世界技术创新的核心企业的支撑,且依靠能源、原材料消耗和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第二,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分布特征比较发现：中国能源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差距较小,反映了国家对绿色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视;中国信息科技行业企业的研发强度在本国所有行业的企业中较高,但企业研发投入规模过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产业链的延伸;中国企业在医疗保健、消费者非必需消费品行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与发达国家差异较大,主要受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经济复杂度制约,这将影响中国产品品质与质量的升级;第三,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年龄分布特征和规模分布特征比较发现,中国高龄企业、小型企业研发投资规模过低,新创企业、大型企业研发投资强度高。     

融资约束下的研发与长期财务风险

基于融资约束视角,公司投入多大研发才不至于显著增加长期财务风险？采用面板分组回归方法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料显示：在不考虑融资约束限制时,研发密度和研发投入增加均会显著减低长期财务风险,研发密度和研发投入与风险呈U型关系,当研发密度超5.75%才会显著增加财务风险。融资约束显著加剧了研发带来的财务风险,研发与风险近似扁平J型关系,当研发强度在3%左右时,对应长期财务风险较低。管理者可参考公司销售收入与资产状况,制定适合自己的研发比例,为创新投资决策提供借鉴。     

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经费支出调查分析：以创新型企业为例

基于对499家创新型企业长期追踪问卷调查，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经费结构特征。结果显示：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经费投入额相对集中于3000万元以下；R&D经费是主要支出项，中试费用占比较低，技术引进费用是重要支出，三者之比为1∶0.5∶0.4，以及不同起点、不同产业的经费结构等。由此有三主要结论：一是创新型企业已进入需要基础研究的创新发展阶段，开放性是其目前基础研究活动的典型特征；二是创新型企业已开始自发组织大范围产业技术创新合作，凸显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三是企业技术创新尚处于重技术获取而轻技术应用开发的阶段，“在别人地基上盖大楼”的自主创新特征显著。同时也提出了支持创新型企业基础研究、加强中试等政策启示。     

R&D主体对区域经济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2009-2015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从经济贡献率的视角对我国企业R&D活动的主体地位进行了再检验,并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企业及政府两大R&D投入主体对区域经济的非线性差异性影响。研究认为,以R&D投入的经济绩效为评价标准,我国企业主体地位尚未真正建立;处于不同科技水平的地区,不同R&D主体的经济绩效存在差异：科技发展水平低于第一门槛时,政府R&D投入更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过第一门槛时,企业才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科技水平超过第二门槛时,政府和企业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趋于一致。我国现有研发活动中,政府和企业超过70%的R&D投入份额位于第二门槛之上,因此引导企业向中等科技发展水平地区的R&D投入,同时增大政府对科技落后地区R&D活动的扶持和补贴应成为我国科技政策的重要目标。     

研发投入对高新区集聚发展影响的门限效应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参与国际高技术领域竞争的重要平台，研发投入是高新区集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构建非线性的门限回归模型，探讨研发投入对高新区集聚发展影响的门限效应，并通过分组回归对门限效应的异质性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资本投入除了受到自身门限的影响对高新区集聚发展产生逐渐减小的抑制作用外，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高新区集聚发展呈现出“抑制-促进-抑制”的作用效果；研发人员投入受自身门限影响对高新区集聚发展产生逐渐变大的促进作用，而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才规模比人才质量对高新区集聚发展更有利。在对门限效应异质性进行分析时发现，仅在高校科研水平较高地区才具有门限效应，高校科研水平较低地区的研发投入对高新区集聚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国家在制定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时应当综合考虑高新区集聚发展水平、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地方高校科研水平的差异，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因地制宜地引导高新区的研发活动和集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