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关系的嬗变——五四文学与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之比较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五四文学与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虽说在时间上紧密相接,但二者在创作宗旨、思想指向以及文学风格等方面都相差巨大。在启蒙语境下,五四作家们更多地侧重思想批判与文明批评;而在革命语境下,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则将文学作为政治批叛的武器,在创作中注入较浓厚的阶级分化意识和政治斗争意识。同样是父子冲突的题材,在不同的语境下就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透过"父"与"子"关系在这两个时期文学中的嬗变,我们不难窥见五四时期与三十年代在文学与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差异。     

“父子”伦理：从消解到建构——王安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父子”伦理是“家族”叙事主题一维,它或隐或显地存在于王安忆小说文本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以来,王安忆在“日常经验”与“当下生存”的背景下以一种“人本主义”却又不失“现实批判意识”的文化立场和伦理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念,书写了叛离传统的父子伦理这一主题,完成了从消解到构建的父亲形象塑写。     

论五四时期的伦理文化

五四时期,在不同思想的相互论辩中,伦理文化渐次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于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性伦进化等观念的变化,而且体现于民众伦理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具有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意义     

五四时期小说观念的变革

探究五四时期小说观念的变革,第一要务是打通戊戌与五四两个时段。五四小说观念是在“破”、“立”的互动中完成变革的。“破”体现为对旧小说的全面批判;“立”包括小说形式的重新确立与小说观念的彻底更新。小说观念变革从一个侧面展览了五四新思潮,彰显出五四一代在文化---审美上的抉择。     

五四时期诗歌伦理的建构与新诗创作

五四时期的新诗伦理以白话语言的运用为前提,集中体现在对白话新诗观念的接受和对新诗形式的认同两个方面。五四时期“文白之争”实质上是文学创作的伦理之争,预示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伦理转型。胡适对新诗理论的探讨和创作实践,形成了以白话为基础的诗歌新伦理,为五四文学的伦理转型创造了条件。胡适的新诗顺应了中国诗歌发展的需要,影响了五四新诗的创作潮流,新诗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伦理,逐步获得了文学界的伦理承认。     

走出爱的洼地——新世纪广西小说的爱情叙事述评

新世纪以来,广西众多作家对物欲、肉欲和门户观念等支配下的世俗爱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以生存为由的爱、接受游戏规则的爱和爱的懦弱者也提出了严正质问。与此同时,在理想主义光辉的烛照下,作家们书写了真爱的榜样,抒发了对柔情的赞美,对敢于担当者的高歌,使爱情走出了世俗的泥沼,迈向理想的彼岸,体现了介入生活的顽强的现实主义态度。     

由个人之爱走向国家之爱、人类之爱——重读《祖母绿》,由叙事时间开始

比较了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和《祖母绿》发表后在获奖与批评史上的不同命运,从叙事时间入手,借鉴现代民族国家关于个人、家、国关系的理论,发现曾令儿在25年的时间里走出一条由个人之爱向国家之爱、人类之爱升华的宏大之路。与此相对,钟雨用全部情感和灵魂发出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呼唤,从而实现了个人之爱。     

觉醒中的焦灼与苦闷——五四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

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举步维艰,在他们身上表现为反抗与妥协的两重性.一方面在觉醒的自我意识的推动下,他们对中国的旧传统、旧道德以及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展开激烈抨击;另一方面几千年来封建道德的残存与积淀,溶化在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向社会传统妥协.     

“五四”时期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演变——兼与“五四”一代人比较

梁启超后期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就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观的演变,其转变的关键原因是“一战”后他欧游的特殊经历.正当“五四”健将们全面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之时,梁氏却逆潮流而动,对西方文化进行现代性反思,并充分肯定中国文化,主张两种文化平等对话、交流,甚至以后者救助前者.他的这一中西文化现在“五四”时期是独特的,与“五四”健将们迥异,且已超出后者.     

社会公平: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功利主义之分歧

五四时期各种主义竞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识形态背景。从社会公平的视角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的公平思想、权利平等思想、分配公平思想;功利主义者主张优先选择基于功利之上的正义原则,即功利原则。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关于社会公平之分歧实质在于方法论、阶级立场和终极目标的不同。     

五四性爱叙事小说与性启蒙

五四性叙事小说曾长期被排除在“正统学”之外,其在二,三十年代的盛行的与时代的需要是相应的,与个性解放和“感时伤怀”的时代精神并不背离。     

论五四乡土小说死亡叙事的悲剧美

五四文学革命不仅是一场以个性精神反叛传统观念的思想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审美与艺术革命。在这场艺术革命中,五四乡土小说家有着突出的表现,尤其是其死亡叙事以悲剧表现死亡,完成了对传统死亡表现艺术的颠覆。这种悲剧风格的表现方式不仅丰富了死亡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审视死亡的另一视角,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中国人改变回避死亡的民族心态,以积极的态度思考死亡,从直面死亡的勇气中使生命意志得到升华。     

码头工人与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码头工人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和先锋之一;码头工人在各业工人中“给帝国主义的打击最大”;码头工人在运动中有始有终,是上海总工会的坚定支持者。码头工人的不足也限制了其革命的坚定性。     

五四小说家及其创作简论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确立了五四时代的立人标准，五四小说家的人的价值取向却与此有着不小的重心位移。这种有所侧重的价值取向规范着他们的人格自塑，也制约着、影响着他们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五四小说家及其创作是伟大的未成品。     

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而作

从《新青年》创刊到北伐战争前夜,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论战主要环绕着中国文化出路和中国社会出路两大中心议题而展开,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空前所未有。这场文化论争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变革的产物,反过来又为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过渡到新民主主义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结果为马克思主义登上中国现代历史舞台并日益成为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澄清了道路！     

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思想探析

＂个性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的提倡和发扬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最大的成功。在这场思想大革命中,启蒙思想家们都高举个性主义的旗帜呼唤国人的＂个性＂,但他们的理论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本文主要梳理了鲁迅、胡适以及创造社作家的＂个性主义＂理论。     

五四时期青年的形象塑造——以青年学生自杀事件为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在这个时期新旧思想交替,社会秩序混乱,传统与现代相互较量,社会问题亦层出不穷,自杀现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青年学生是当时社会的希望,被视为社会活力的象征,天然地承担了拯救国家命运,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他们的自杀更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激烈的自杀方式、悲愤的遗书如同表演一样将青年个人自杀事件带入公共领域,是青年对自我形象的一种建构;而作为观众的社会各界通过媒体报道、追悼会纪念、公共讨论更是对青年有着不同的形象塑造。     

五四时期的朱德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在其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革命者很快由上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还有一类人，他们在社会上权高位重，生活优裕、却也转而信仰马克思并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朱德就是典型。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过程，是常人难以比拟的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研究五四时期朱德思想的这一转变，从中可以窥见五四运动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     

对五四时期传统文人画批判的反思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古典写实绘画为参照,批判传统文人画,认为不重视形似是造成文人画衰落的根本原因。现在,一百年过去,回头来看,发现五四时期对传统文人画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首先,传统文人画受老、庄思想影响,重视对艺术家内在情感和情趣的表达,有自己独特的造型原则;其次,从绘画的本质来看,衡量文人画好坏的标准始终不是形似;再次,从艺术发展史来看,东西方艺术都走向了不重形似的道路;即使当前中国美术教育,重视对学生写实能力的培养,也没有使他们的创新能力有很大提升。所以说,五四时期提出的放弃形似造成传统文人画衰落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传统文人画的衰落另有原因:一是传统文人画笔墨语言的模式化;二是艺术家的个人情感被哲学情感所掩盖,失去了个性。两个原因共同作用,促使传统文人画走向了衰落。     

"五·四"运动时期广州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的特点

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广州人民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不屈服于各种反动势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该运动具有发动早、持续时间长、活动形式多种多样、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和互相支持等鲜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