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卡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境遇及其应对思考

乌卡时代境遇既带给高等教育被动应对的“具身之感”,也需要高等教育主动做出“处变之略”。当前,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风险俱存,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思潮上升,全球经济发展与复苏脆弱乏力,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席卷全球,数字化转型也在推动治理体系的变革。这样的时代境遇亟待高等教育做出积极应对,也在重塑着高等教育的形态。面向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行动选择应是以创新内涵建设、结构优化、数字化要素更新、多元协同治理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协同发展、数字化转型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外部变化中寻找突围策略和发展机遇。     

全球化与中国外交应对

全球化是当前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在给中国发提供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带来挑战。面对全球化给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我国应有相应的外交策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改造国际体系；加强区域经济和安全合作；睦邻外交与全方位外交并举，以防范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外交环境。     

供求关系视角下的非传统性全球问题治理研究

全球治理的需求与供给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重大的现实问题。在需求层面,非传统性全球问题某种程度上具有的＂公共性和负外部性＂特征及国际社会高度相互依赖的特质呼吁非传统性全球问题治理的兴起。在供给层面,这些特征又决定了非传统性全球问题治理公共物品供给的内在机理,即超越传统＂主权国家＂概念图式下的治理,全球系统中的各行为体均试图加强紧密联系,逐步形成共同认知,为全球问题治理提供公共物品——建立共同的安全、繁荣与包容,以回应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及其治理挑战。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研究中需要厘清的问题

从美国的9·11事件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横扫中国的SARS病毒到索马里海盗的猖獗,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国际和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迅猛发展,安全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泛,安全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难以把握。因此,要在全球化浪潮中从容应对错综复杂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首先须全面认识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把握其基本特点、内在发展规律。当然,掌握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更好地为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网络安全的治理路径探析

网络安全威胁到从个人、企业、国家到国际社会等各个层面的行为体,具有国际性、复杂性、科技含量高和各国国内立法差异大等特点,属于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不能对之发挥作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办法类似于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传染病防控等全球公域的治理机制。当前,国际社会难以在网络安全领域达成新的国际条约。实践和形势表明,软法也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一种新型渊源;软法的大量存在,对于维持网络空间的秩序起着重要作用。求同存异是国际社会在网络安全的全球治理过程中应当采取的理性立场。     

打造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的全球伙伴关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深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布局为依托,特别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公共外交是补充",和世界各国人民交朋友,努力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及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范与风采。     

非传统安全治理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认识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新型大国关系是21世纪中国外交应对时代新局面所提出的外交新理念,它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大国间新型关系的构建创造了机遇,大国间合作开展非传统安全治理成为构筑新型关系的重要增长点。"合则两利",非传统安全治理可以从安全观念、安全合作、战略互信三个层级积极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而新型大国关系一旦构建完成,可以有效地预防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降低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非传统安全治理和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国际组织全球教育治理的路径比较研究——基于核心素养框架的分析

20世纪末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欧盟等三大国际组织遴选并确立了各自的核心素养框架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七大核心素养作为各国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的依据;经合组织通过PISA测试成功地将"核心素养"变成全球教育话题,致力于通过PISA测试推动各国教育改革;欧盟赋予成员国较大的自主权,帮助各国建构并落实各自的核心素养框架体系。这三大国际组织落实核心素养的过程具有全球教育治理的共同特征:从治理理念来看,全球教育治理以人类普世价值为基本目标;从治理主体来看,需要建构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助关系;从治理过程来看,需要建立动态向心的治理体系;从治理手段来看,应以详实的数据为依据制定"游戏规则"。     

全球化语境下全球问题治理的现状与前景

全球化加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与之相伴随的是,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无法依赖各行其是的民族国家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国家间以新形式的超国家、多层次的治理为基础通过多方面合作加以应对.但是,在全球层面上,还没有一个能够与全球公民社会对话的世界政府.如此要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无疑困难重重.     

走进OECD教育指标体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由全球34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在当今全球化、国际化的教育时代,各国政府日益重视全球教育发展的现状和经验。OECD作为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之一,以定量数据分析为基础,制定了可供国际社会衡量比较教育发展的"OECD教育指标体系",为各国的教育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现实境遇与路径选择

习近平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是为当前人类卫生健康危机的考量,而且是对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长远谋划。目前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国际合作存在诸多障碍:人与自然的关系失当;民粹主义思潮流行;各国文化差异导致治理理念的分歧;政治体制差异导致治理方案的分歧;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卫生健康"问题缺乏必要准备。"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应当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推进全球化深入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挥国际多边协调的作用,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坚持合作互助,健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了人性本位中的"生命安全"理念和"休戚与共"理念,有助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文化发展。     

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人民本位、综合安全与总体治理

国家安全治理的价值旨归是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引导与规约,规定着国家安全治理实践的延展空间。将"人民"作为国家安全治理中的价值主体,不仅是国家安全治理实践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安全治理中各种价值的结合点。"人民本位"要求在国家安全治理中坚持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等相统一的综合安全观。其中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两个基础。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以及综合安全的需求,也提出了国家安全总体性治理的要求。这一总体性的治理结构以统一领导、集分结合为设计原则,并且需要通过法制化建设为战略性治理给予指导。信息资源集成则是安全治理体系有效运转和实现前瞻性治理的基础。     

突发公共事件视角下的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

自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与东盟高度关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使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增加了新的内容。2003~2005年,中国与东盟在抗击“非典”、印度洋海啸救援和应对禽流感等突发公共事件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合作有待加强,也有广阔的前景。     

对当前我国治理危机问题的思考

当今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凸显,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互交织,使得政府的治理能力面临着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防范和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西化、分化"战略是政府治理能力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应对和处置不稳定因素引发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是政府治理面临的最大"内忧",尤其是2008年以来接连出现一系列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使我国政府治理面临重大考验.     

新时期“非传统腐败”的特点及其治理途径

传统的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进行钱权交易的过程。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时期社会转型,传统的腐败逐渐演变为非传统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合作,温和腐败和跨国腐败等。其高度的隐蔽性和巨大的危害性严重阻滞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该文通过对非传统腐败特点及其类型的分析,提出了在新时期下应对非传统腐败的治理途径。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格局的转换

新冠肺炎疫情通过影响国际格局转换的诸多因素而促使国际格局的加速转换。其基本逻辑在于疫情首先冲击了国际格局转换的经济基础——全球经济体系及其生产和供应链,促使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格局的经济脆弱性尽显;其次促使大国力量对比逐步均衡化,基于各国抗疫能力所显现的软实力影响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推动国际政治博弈日渐显性化、国际抗疫合作两极化,以及全球安全的非传统化。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需要安全的抗疫合作。基于当前新冠疫情对国际格局与全球安全的严重冲击,中美应始终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行抗疫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国际实践比较分析

后冷战时期,国家安全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对国家主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非国家行为体和不同国家在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实践上存在差异.     

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的逻辑动因和作用机制以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化危机加剧与全球治理赤字上升的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也亟待转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的逻辑动因包括改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抗争以及制度重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治理嵌构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作用机制内部不同行为体互动的基本逻辑。治理嵌构视角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的作用机制包含关系型嵌入、结构性嵌入以及规范性嵌入三种路径,反映了各行为体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相互融入、彼此沟通的网络化嵌构过程与依附共生关系,体现了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行为体同外界各种机制的互动互建进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面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治理地位下降、新兴国家参与治理受到制约、多边网络合作的治理模式受到挑战等治理困境。我国应通过促进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高等教育治理道路现代化来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     

论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发挥全球治理体系在全球变革中的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作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为世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发展提供新的制度性公共产品。     

走向善治之路:全球各国成人学习与教育治理进程研究——基于《全球成人学习与教育报告》的分析与思考北大核心CSSCI

2009年,《贝伦行动框架》提出了成人学习与教育(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E)治理的目标——"善治"。为此,"善治"理念逐渐融入各国成人学习与教育治理实践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发布的三份《全球成人学习与教育报告》,揭示了全球各国成人学习与教育治理的走向:一是关注治理权力下放;二是注重治理主体能力建设;三是倡导跨部门合作。同时,该报告也呈现了各国在成人学习与教育治理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相关问题,如"善治"整体发展进程有待推进、治理能力客体建设不健全、合作治理未能真正实现以及协调体系不完善等。为此,借鉴全球各国成人学习与教育治理的发展趋势和问题,我国成人学习与教育治理需要系统地实现"善治",注重拓展能力建设的幅度、强化合作的深度以及完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