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出版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诚战士——怀念金灿然同志

金灿然同志离开我们14年了。他生前在中华书局主持工作期间,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和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革命胆识和开创精神,一直为我们钦敬和怀念。 1958年初,为了加强领导和规划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以齐燕铭同志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中华书局为它的办事机构,以整理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同时适当出版古典文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由金灿     

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复刊

中华书局总编室编印的内部刊物《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出版了复刊后的第一期。今后将陆续编印,大致每两月一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是一九五八年创刊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出版,前后八年共出版七十八期。这个《简报》是根据齐燕铭同志的倡议创刊的,齐燕铭同志当时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并兼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负责人。他亲自拟定了刊物的名称     

别有价值的出版人“庆寿”书

近期,陆续读到中华书局新出不久的四册图书:《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92-2001)、《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陆费逵与中华书局》。这是我国古籍出版的重镇——中华书局九十局庆之时推出的系列纪念性、献礼性图书。书目及大事纪要,可以让人简要直接地了解中华书局的贡献及历史;《我与中华书局》,则是同题征文的结集,收录了大量围绕中华书局涉及书、人、情、     

喜看一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自从党中央发出整理出版古籍的指示以后,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制订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9年规划,中华书局等专业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常用而又急需的古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去年的工作反映出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受到各地的重视。以前搞古籍出版工作的,只是中     

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出版探要

民国时期丛书的出版十分繁荣，其间短短几十年出版了大量古籍丛书。古籍丛书出版的兴盛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民营出版机构成为当时古籍丛书的主力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与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是当时古籍丛书的集大成者，它们的出版说明，民国时期的古籍整理、编辑与出版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蓦然回首 星光灿烂——建国40年文学出版述略(三)

四、古今作家作品集的出版初具规模中国古代大作家集的出版当首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工合作出版的《中国古代大作家集》。这是一套中国历代最重要作家的全集校注本,在总结历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映当代中国古籍整理的新水平。其中的《曹植集校注》已于1985年出版。近二三年陆续出版的还有中华书局的《李太白全集》、中国书店的《苏东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关汉卿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李渔全集》、齐鲁书社的《郑板桥全集》等。《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和《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以收作家诗文集为主。前者已出版的有《白居易集》     

罗竹风同志与《辞海》——罗竹风同志逝世周年祭

1962年夏天,罗竹风同志因《杂家》事件,离开上海市出版局的岗位,来到当时的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参加正在紧张的《辞海》修订工作。从此,他完全沉人这个“海”中,朝朝暮暮,尽心尽力,殚精竭虑,倾注心血,为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而付出了大半生。     

齐燕铭与古籍整理纪略

1958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同志即担任古籍小组组长。那时的小组成员,大约将近二十人,有范文澜、翦伯赞、陈寅恪、陈垣、郑振铎、顾颉刚、冯友兰等,人数虽不多,却都是国内外著名的第一流学者。我从1958年夏天起由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调至中华书局,那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同志也即古籍小组成员。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出版社,那时的中华书局可以说是在齐燕铭同志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金灿然同志就中华书局的总体规划以及某些具体选题,都经常向齐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也时常写信给灿然…     

从《庚己编》书名之讹说起

明人陆粲《庚已编》,兼具历史笔记和志怪小说的特点,流传较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九十年代又重印,书名一直被误作“庚巳编”。本文从该书书名之讹说起,联系点校本的一些问题,具体论述古籍整理必须注意的三个方面:整理应以研究为基础,掌握必要的文化常识,具备相应的文字素质。进而谈说古籍整理出版的相关问题。     

肇端既深沉 转而加邃密——新世纪前夕中华书局总经理宋一夫一席谈

岁末寒冬，北京的阳光依然鲜艳明媚。怀着对历史久远、以出版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而著称的中华书局的敬仰，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华书局总经理宋一夫。以下是记者对宋一夫总经理的访谈。 记者：从1958年我国成立古籍整理规划委员会，并确立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机构始，中华书局在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作出了哪些突出的贡献? 宋一夫：从1958年中华书局成为我国专门整理、出版古籍的出版单位始，国务院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办公室就一直设在中华书局。应当说中华书局为我国几千年累积下来的优秀古籍的整理出版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首先归功于党和…     

吕叔湘的编辑出版生涯

吕叔湘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长达70年的语言研究和语言教育的生涯中,对编辑出版事业倾注了颇多的心力,有着卓越的建树,甚至可以这样说,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同编辑出版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精湛学术造诣的编辑出版家。 早在20年代末期,吕叔湘在历史悠久、名师荟萃的江苏省苏州中学任英文教员兼教务主任。在紧张的教学工作和繁重的教务活动之余,他参加了《高中英文选》的编注工作。这部《英文选》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吕先生从事编辑工作的开始。 这部《英文选》共三册,所选课文共约120篇,体裁多种多样,散文、诗歌、短篇小说、戏剧、童话和议论文等,无所不包,风格各异。     

庆祝十六大展示出版繁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展"举行

为了展示《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达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图书出版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展”,展览的开幕式于2002年     

也谈再版书的序、跋、说明

读了1980年第二期《出版工作》上吕叔湘先生《关于再版书的序、跋、说明》的短文后,很同意吕先生说的,“历史就是历史,不容抹杀,也无从抹杀,版本史也不例外。”但“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根本不是这样做的,流毒也很深广。就以吕先生提到的《资治通鉴》来说,1956年6月第一版标点本前面原来是一篇长达十页的“标点资治通鉴说明”,这个说明我以为是写得比较好的,不仅简要的介绍了作者与作品,而且详尽地阐述了这次标点、分段、校注的原因、过程和特点,交代了点校者加工的全过程,最后还     

编辑与学界的情谊——编辑工作掇忆

前些日子，中华书局编辑祝安顺同志，把中华书局近期出版的两本书送交我，说：“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提到您，因此交给您，请看看。”我一看，原来是陈星同志所著的《说不尽的李叔同》和《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陈星同志是一位中年学者，现任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教授，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编辑工作研究会理事长。他在这两本书的后记中提及，祝安顺同志曾约他为中华书局写一本关于弘一大师与丰子恺交往方面的书，     

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思考

近年来,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出现了一个兴盛的局面,令人鼓舞。1990年底,新闻出版署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总结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经验,研究问题,进一步组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92年3月新闻出版署又举行了全国首届优秀古籍整理图书评奖活动,评出优秀古籍整理图书117种,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今年5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为大会题词、宋平、李瑞环为大会发来贺信,全国十余家报纸对会议情况做了报导,盛况空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关怀,进一步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我有幸参加了近年来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这样三次大的活动,颇有感触,谈几点意见,就正于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同行。     

工匠精神与百年中华

谈到中国的出版界,历经百年风雨的中华书局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百年的历史、丰富的出版经验和首屈一指的编辑队伍,使中华书局在海内外学术文化界享有盛誉.近年来,中华书局为履行出版的文化使命,发扬工匠精神,在古籍整理出版的基础上,逐步优化图书结构,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大众图书,形成了守正出新、多元并举的出版格局.     

抉隐探微发掘真相

黄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和文献学家,也是研究唐史卓有成绩的学者,同时还精于篆刻。他治学勤奋,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近年来,前后结集出版了《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是他在一系列相关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讨论北齐、北周至中唐政治发展演变的著作。     

我与《文选学》

正《文选学》,今人骆鸿凯著。这是一部研究《文选》学的专著。在我的藏书中,有三种骆鸿凯的《文选学》。第一种骆鸿凯的《文选学》,是中华书局于民国三十年(1941)三月出版的。这是第三版,精装一册。它的初版本是中华书局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出版的。此书是友人、昆曲史专家刘致中先生1963年12月于南京旧书店购到的。他知道我是研究《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赠送给我。此书对我研究《文选》,影响极大。在我得到骆鸿凯的《文选学》之前,我手头只有一部     

祝愿与期望

最近看到贵刊1996年第1期,感到内容丰富,文章形式多样,均涉及当前编辑、出版、发行中的实际问题。这样一份刊物,无论对湖北省或全国出版工作者,都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使大家得到交流经验、增加知识的机会。 在这一期中,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蒋曙晨同志写的《吕叔湘同志谈出版工作》一文。吕先生一向是我们编辑工作者敬佩的一位长者和学者。但他负担的工作很多,即使在北京,也很少能见到他,听到他的     

程毅中：“向阳湖是文革博物馆的一部分”

李：我刚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办公室．他送了我一本您新近出版的线装《月无忘斋诗存》,装帧实在精关．正好请您题个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