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仁闻见的会昌法难

文章从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入手,广泛引证古文献的有关史料,就会昌法难的经过、规模以及君臣对毁佛的态度诸问题作了探讨。     

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探微

西汉文、景时期，功臣、外戚的势力已经基本解除，同姓诸侯王转而成为中央皇权的主要威胁。文章采纳贾谊“众建诸侯”的建议，剖分齐、淮南；景帝在用晁错之策削吴、楚的同时，又将梁分为五、赵分为六，以削弱王国的势力。文、景的分国是借推恩之名、行削藩之实的一石二鸟之计。通过文、景、武三朝的分、削，藩国自析，再也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了。     

略论杜黄裳在元和削藩中的作用

本文认为,杜黄裳在元和削藩中,不但发挥了开悟宪宗定策削藩的创始作用,而且在军事运筹和政治革新诸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杜黄裳是一位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削藩名相。     

贾谊、晁错、主父偃削藩主张之比较

西汉前期,地方诸侯王国问题一直困扰西汉中央政府,以贾谊、晁错、主父偃为代表的政治家力主削藩,他们在提出削藩主张的历史背景上,以及对地方诸侯王问题的认识上有相似之处,而在削藩策略和削藩成效上有很大差异。笔者认为贾谊、主父偃的削藩主张切实可行,而晁错的削藩过于急躁,如果处理得当,是可以避免七国之乱的。     

权利概念新论——与方孔先生商榷

对方孔先生提出的权利即是人性需求加被法律许可的观点,笔者从自然法是否真的存在,权利的概念是否是实在法上的产物,人性如何界定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权利的新理解,即从权利的相关因素入手综合其关键性特征进行综合定义。     

“江山之助”新论——兼与汪、丛二先生商榷

刘勰所期待的"江山之助"应是在某种特定情感的驱动下,创作主体恰当地利用"江山"的启发与帮助,走出片面模山范水的文坛怪圈,创造出物、情、辞相统一的作品。刘勰之后,受不同时代各种文论思潮影响,"江山之助"得到进一步开掘,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刘勰首倡之功绝不可没。     

《金瓶梅》作者新论——兼与张远芬、许志强二先生商榷

本文就《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兼与张远芬、许志强二位先生商榷，认为 贾梦龙擅长词曲，贾三近熟谙官场的互补性以及在宗教意识、精神气质、思想心态、创作风格、亲情关系、方言风俗诸方面的共通性，足以保证父子二人合作完成《金瓶梅》的写作。     

孔尚任罢官原因再探——兼与程荣华先生商榷

探明孔尚任罢官原因,对正确解读他的作品有着积极的意义。程荣华先生的“《通天榜传奇》罢官说”证据不确。从孔尚任罢官后与友人唱和的诗歌、经济变迁以及宝泉局收购废旧小钱等情况来看,可以认为,孔尚任罢官主要与宝泉局收购大量的铅多铜少的小钱有直接关系     

尚可喜归降后金原因分析——兼评尚可喜生平

在尚可喜的人生旅途中,叛明归后金一直是一个学界争论的话题,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都必然探讨其叛明归后金的原因。本文在综合众多史料的基础上,从明与后金双方政治、军事等方面分析了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分析尚可喜叛明归后金的原因,并指出尚可喜一生中的重大建树。     

回归与落实——兼与赖配根先生商榷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我第十一遍阅读完赖配根先生的文章《2006:新课程行进的坐标在哪里》的时候。我想在此谈些一己之见,渴望与赖配根先生商榷,同时也与广大读者交流。     

回归与落实——兼与赖配根先生商榷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我第十一遍阅读完赖配根先生的文章《2006：新课程行进的坐标在哪里》的时候。我想在此谈些一己之见，渴望与赖配根先生商榷，同时也与广大读者交流。     

文学与审美意识形态——兼与童庆炳先生商榷

人们的审美意识(对于"美"、"丑"、"悲"、"喜"等等的意识)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此即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其他具体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并列位置。文学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全方位"性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形式,是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审美等这些意识形态的交汇、出入之所,同时,文学还是非意识形态性的社会意识———科学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是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场。从以上观点来衡量,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具有非科学性,又具有非合理性。     

比喻只能顾此失彼——兼与王瑞汉先生商榷

王瑞汉先生在《语文知识》1998年10月号《比喻不能顾此失彼》一文中提出:“比喻只用本体和喻体的某些方面相似,但如果只盯住相似的这些方面,忽视不相似的那些方面,也会给比喻带来伤害。”此说恐不够妥帖,其实比喻都只能是顾此失彼的。作者运用比喻来说理,读者通过比喻去明理,一旦作者读者达到各自的目的,便“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钱钟书),比喻不过是渡河之“筏”,示月之“指”,猎鱼兔之“筌蹄”,换言之,作者在说理文     

修辞学性质刍议——兼与郑荣馨先生商榷

修辞学的性质历来有争议。骆小所先生在《修辞学的性质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修辞学是一门边缘科学”,“修辞学属于大语言学”。一个部门挂三块牌子,也许可以办很多事情,但也可能职责不清,性质不明。笔者坚持大多数人自觉反对,不自觉认同的修辞学属艺术学的观点。仅这一点说,我和骆先生是一致的。至于郑荣馨先生在与骆先生争鸣的文章(见《修辞学习》1996年第5期)中把我列为“艺派”代表之一,倒使我感到受之有愧。我们承认骆文在理论及表述上是有点问题,仅就“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而不属于科学部门”这句话来看,较审慎的表述似应为:“修辞学属艺术学而不属自然科学”。尽管如此,细读该文,这一认识还是明确的。又若要避免理论上出现漏洞,在我看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人文科学内部,修辞学属艺术学而不属于语言学。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骆文在语言表述上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于修辞学属艺术学的观点能否成立。故笔者     

项羽“善遇”刘邦原因析——兼与韩兆琦先生商榷

鸿门宴上项羽之所以"善遇"刘邦,根本原因在于鸿门宴前、鸿门宴中、鸿门宴后十四五个月内,项羽就没有认识到刘邦的威胁性,没有认识到刘邦会是他日后独霸天下的敌手.那种认为项羽在鸿门宴之所以"善遇"刘邦,是因为项羽恭敬慈爱,是因为刘邦是武安侯、待定关中王的认识,项羽杀不了刘邦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清代江西清节堂初探——兼与梁其姿先生商榷

清代是贞节观念发展到极致的时期,新出现的慈善组织——恤嫠会或清节堂,旨在救济或收养那些贫苦无依的年轻寡妇。江西在清代共设立了4个清节堂,且最早的清节堂创立于1872年,在管理上是以官督民办为主,但官府并不直接参与清节堂事务的管理。清节堂有三种社会功能：收养贫困的贞女、节妇,保护自愿守节的孀贞,以及帮助入堂节妇抚孤养老。     

释“刊”——兼与杨绳信先生商榷

“刊”在唐宋以前是“削”“修改”之意,唐宋以后才有“雕板印刷”的意思.因此,西汉时期文献中的“刊”并不证明此时已有雕板印刷.     

李达脱党原因新探——与苗体君先生商榷

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却脱离了他亲手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事业的一大转折。笔者针对苗体君先生否认李达脱党与张国焘、陈独秀之间矛盾有关,希望通过挖掘新的材料,探求真实原因,恢复李达脱党的本来面貌,并希望能从中了解李达这些宝贵的人生经验,得到人生的启示。     

为王祈一辩——兼与穆俊浪先生商榷

北宋诗人王祈,年轻时写过一首咏竹诗,有两句云:“叶垂千口剑,竿耸万条枪。”作者颇为自得。不料苏东坡见后批评道:“好则好矣。只是十条竹竿,共一片叶也。看王大夫(祈)诗难得不笑。”此后,王祈这两句诗一直被人当作夸张失真的典型,加以笑话。最近,《语文知识》上有穆俊浪先生一篇论夸张的文章,再次对它提出了批评,认为它     

也谈高考作弊——兼与郝洪才先生商榷

《教育与职业》２００２年第２期上发表了郝洪才先生的《从高考作弊说开去（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郝先生提出：“高考作弊究其原因，与我们的高考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制度的不公平又成了作弊的诱因之一”，并列举了七省市不同的高考分数线，然后指出“面对高考作弊，笔者无意为作弊开脱，但是看看不公平的现实，又觉得作弊也是对不公的一种反叛”。对于作弊的这种解释，无论如何都给人一种牵强的感觉，甚至是歪曲事实的感觉。本人特在此直陈陋见，以求教于郝洪才先生及各位大方之家。高考制度固然有其不公平的一面，像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