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境界说"探本

"境界"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品词立论的主要标准.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真"、"隔"、"胸襟"、"气象"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以"境界说,,为核心的王氏诗歌美学体系."境界说"本之于其"忧生"与"忧世"并重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其概念多采自传统诗学,而融之以西学精神,是传统诗论精华与西方诗学精神合铸的一块精钢,本质上则仍是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王国维“境界说”探本

“境界”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品词立论的主要标准。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真”、“隔”、“胸襟”、“气象”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以“境界说”为核心的王氏诗歌美学体系。“境界说”本之于其“忧生”与“忧世”并重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其概念多采自传统诗学,而融之以西学精神,是传统诗论精华与西方诗学精神合铸的一块精钢,本质上则仍是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王国维意境说新解——忧生之思与新审美维度的融入

王国维意境说在意境流变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首先,王国维将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哲学忧生之思注入意境说,蕴含深刻的现代美学内涵。其次,王国维以词话形式兼容西学,造成了王国维意境说术语内涵不明确和研究的多样性。王国维意境说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意境说"的参照。     

“忧世”与“忧生”——中国古代忧患诗歌史论纲

古代抒情诗以愤忧怨伤情感为主,这一情感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忧世与忧生。忧世是儒家入世的情感,表现为忧君、忧国、忧民三位一体的内容。忧生是道家对生命本体的忧患,表现为生死之忧、生活之忧与生存之忧三大主题。忧世与忧生情感的交融互摄产生两类忧患诗歌,形成抒情诗歌史上两种文学时代。忧世时代诗人们发抒着忧国忧民的怀抱,文学主张是言志、务实,这一时代占据着抒情诗的大部分时空。忧生时代专注于发抒自我情感,文学主张是缘情、表现。两个时代互相交替,以忧世时代为主,忧生时代为辅,形成一部忧患诗歌史     

夏中义“忧生诗学”研究的方法理路及反思

夏中义站在人本立场,用发生学的研究方法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建立了＂忧生诗学＂的体系。在本体论层面,他以＂忧生诗学＂贯穿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在方法论层面,他既吸收了影响研究的合理内核,又将其上升到发生学研究的层面,分析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思想的深层次原因。这种研究理路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把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视为被动消极接受的弊端。其实,王国维的思想一直纠结在＂忧世＂和＂忧生＂之间,到最后终于向二者告别。仅用＂忧生诗学＂概括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不能说明其诗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的启示

“忧生”情怀是王国维的“忧生诗学”建构的原动力,其“忧生诗学”的产生是中西文化、诗学交融化合的产物当代理论界同样处于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消解与融会的时代,如何学习王国维中西文化交融的学术态度以及宽广的学术视野,并把人生问题的探问与学术活动或诗学创造相贯通的方法,以化别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诗学理论,这就是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带给我们的启迪。     

王国维意境说新解——忧生之思与新审美维度的融入

王国维意境说在意境流变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首先,王国维将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哲学忧生之思注入意境说,蕴含深刻的现代美学内涵。其次,王国维以词话形式兼容西学,造成了王国维意境说术语内涵不明确和研究的多样性。王国维意境说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意境说”的参照。     

《论语》中的“忧”与“不忧”

"忧"是人人生而有之的情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忧"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内涵。《论语》中的"忧"分为"非仁者之忧"和"仁者之忧"。"非仁者之忧"是对自身财富性命等产生的忧虑;"仁者之忧"则是一种主动承担起的对"道"的责任感。非仁者终生困扰在个人的忧虑惊惧之中,而仁者则可以抵达一种"不忧"的境界,这种"不忧"是发而皆中节的七情之正,是以道义为乐的自足之心,是浑然与物同体的天地之境。     

王国维《蝶恋花·百尺朱楼临大道》解读

王国维《蝶恋花·百尺朱楼临大道》以楼头女和陌上行人为对象,勾勒出他们的生存状态,揭示出他们都将老于尘嚣之中的命运。词人以双重视角做观照,直面众生的悲剧,饱含着浓重的忧生忧世的意识,凸显了词人所力争的“第一义”,将诗人的哲思和哲人的诗情完美地结合起来。     

学统的转型与道统的延续——转型视野下的《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体现了学统的转型与道统的延续.学统的转型表现在:王国维将逻辑、思辨之力量注入了《人间词话》,预示了不尚逻辑之学统的转变.道统的延续表现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表达了其“忧生”、“忧世”之情与对“生命超越”的追求,延续了道统“为人生”的精神.     

王国维与庄子的文化渊源

王国维与庄子有深刻的渊源。这种渊源不仅表现在王国维在其文章中直接袭用《庄子》的语言以成其文化肌理,还表现在其诗词经常化用《庄子》语汇所呈现出的庄子式的"逍遥"理想,而庄子"无用之用"的观念也在王国维这里滋生了价值评判功能,为其建构现代学理提供了借鉴。这些事实上的关系乃是庄子在王国维这里切入现代文化语境,参与现代文化建设之的据。     

从《诗论》看朱光潜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重解和建构

从《诗论》可以分析,朱光潜对王国维美学思想进行了辩证重解。在诗歌本质和功用方面,朱光潜认同王国维超功利性审美独立价值观,在“超脱观”基础上,把“人生艺术化”作为美学旨归;从生命层面,朱光潜颠覆性地重解王国维“境界说”等美学术语,在理论构架和深层思理上摒弃了王国维感性和零散型特点,以《诗论》构建了严整科学的现代美学学科体系。     

金石学、考古学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兼谈“二重证据法”的地位和出土文献的价值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王国维既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在坚持＂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的同时,广泛占有地上地下的资料,相互比勘,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释证文献,建立古史体系。＂二重证据法＂不是虚玄的历史哲学,而是切实可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不能否定。当代简帛佚籍研究出现了盲信出土文献的现象,实乃未能很好地继承王国维的学术遗产。王氏强调＂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这正是当代学者正确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价值,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精英与大众之间——王国维对席勒“游戏说”的接受

20世纪初,王国维引进了席勒的“游戏说”并对其作出了自己的发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审美现代性进程。本文从来源与选择、引进与变异、阐发与疏离三个方面对王国维对席勒游戏说的接受进行了分析,认为席勒游戏说忽视了现实实践的一面,王国维的古雅说则弥补了他的不足;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中国如何在精英与大众之间进行审美现代性启蒙的难题。     

论王国维“非功利”的美学观

王国维在对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美学观的批判和对西方康德“审美无利害”、席勒“游戏说”以及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美学观的借鉴基础上,提出了非功利的美学观。非功利说是王国维整个美学理论的核心,它强调文学的独立的审美价值,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国维悲剧结局的理性之光

国学大师王国维去世已70余年了．然对他死因的纷争却始终未停。本认为，导致他自杀的原因主要有：复杂的时代、社会背景；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封建传统化和叔本华悲剧哲学的影响；自身矛盾而又忧郁的性格。王国维是为“理性”而死的，是为他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化观”而死的。他的死是“理性”的悲剧，是化的悲剧。     

以“沈腰潘鬓”而“担荷罪恶”——王国维如何把李煜推高至“释迦”“基督”的地位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李煜作品的评价认为,李煜＂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对此学界解说纷纭。从王国维的学识背景、哲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等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在对人生的追究与考索方面,王国维与李后主有相似之处,这是把李煜推高至＂释迦＂＂基督＂的教主地位的原因。     

境界创造浅论

王国维认为诗词的本质是境界,而境界的创造首先要创作主体能观物、观我,对物、我两个审美静观的对象做到洞然于心。创作主体在静观之时要善入善出,入则体物体情能真而切,出则能写之。这是境界创造的酝酿阶段。境界的创作王国维特别强调“真”,一是所写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二是要忠实自然的表达;这要求创作主体要做“赤子”。在具体创作时,王国维提出“不隔”的标准,以之衡量语言、用典、借用境界等问题,反时不真切的借用语言典故和境界。王国维的境界创造论是中西文艺理论结合的成果。     

王国维校录《张子野词》发微

王国维校辑本《张子野词》是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词学文献,本文首先揭橥其文献特征和流播过程,并对其校词的特色、存在的误区等进行讨论.以此为基础,探讨《张子野词》对王国维词学建构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分析王国维探讨张先词时对“境界”说的体认,随后探析王国维并不特别看重张先词的原因,并以此为例探讨其论词标准.最后讨论王国维在创作方面对张先词的潜在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