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常州钱氏兄弟的诗歌创作

钱维城、维乔是清代常州钱氏家族最重要的人物,钱维城是乾隆极为赏识的文学侍臣之一,维乔亦紧追其兄,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兄弟二人由于所受的教育及成长环境的大体相似,在诗歌创作上呈现出很多相似的追求,强调“诗画相生”,着意追求真性情;且二人都对李白、杜甫、苏轼十分敬仰,崇尚三者的精致高格,并将之作为自己一生的精神追求.由于生活内容与诗歌旨趣的大体相似,二者的诗歌内容与题材就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个体及人生际遇的差异,二人在诗文情怀及诗歌体式选择上又呈现出些许不同     

《南部档案》清代州县诉讼中的“中证”考察

“中证”是清代州县诉讼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大多来自身份多有交叉的宗族系统、乡里组织以及士绅阶层.除在堂审阶段作证外,中证还可以参与调解纠纷、勘验案情,并于堂审结束后为当事人作保.中证参与诉讼,为知县对案情作出裁断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刑名幕友与清代法律教育

刑名幕友在清代的法制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清代刑名幕友在清代司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刑名幕友之间法律传承的特点来说明刑名幕友之间的这种法律传承是清代法律教育的主要方式。     

论法律诉讼中的经济分析

经济学作为一种“制造理解”的工具,在诉讼中可以发挥很大作用。这种作用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认定案件的事实依据,二是可以为法官裁决提供参考标准。这种作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所以,经济分析对于法官来说非常重要,法官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分析能力。     

清代天花的预防治疗及其社会影响

清朝时期天花横行，人们谈痘色变，他们想出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以预防。这一时期预防天花的做法大体上有避痘、祈神和推行种痘术。而许多民间医生也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治疗的方法，这些方法虽略显稚嫩却也初见成效。同时在传染过程中，天花对清代的医药事业、政府政策和司法审判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清代抄家案件与抄没法律

现存清代的抄家档案很多,从这些档案所见的抄家案件来看,可以分为：有权势的大臣、违反法纪的官员、＂文字狱＂、亏空钱粮、反抗朝廷的团伙及手段残忍的杀人犯等五类。抄家案件的处置明显区分为严惩、减等、从宽三种类型,在处置过程中既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有君主的喜恶爱憎。清代法规体系是以律、例、则例、事例、章程、成案等为主,以中央部院衙门和地方官府颁布的禁约为辅,构建了彼此相连的法规体系。因此在分析抄家案件时,既要看到法规的一般适用情况,又要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重大抄家案件有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在具体审判过程中淡化政治因素,采取＂政治案件经济办＂,既显示出法律为统治者工具性的特点,也表明政治斗争复杂性的特点。     

关于代位权诉讼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代位权作为我国合同法上规定的对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种权利救济方式,目前已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市场经济民事活动中。本文从权利人行使代位权的角度出发,对诉讼的公平性和可操作性、诉讼管辖、诉讼标的,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诉讼地位等主要法律问题进行了阐述,以期能对代位权诉讼有一较为完整的认识。     

奖赏制度与清代社会简论

赏与罚是历代惯用的统治手法,二者相辅相成,交相为用,赏用以劝善,罚用以惩恶。相对于刑罚来说,奖赏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清朝历次重大事件均伴随大规模的奖赏。清代奖赏制度是多层次的奖励系统,其名目之多,范围之广,通贯全朝,涉及所有阶层。奖赏成效与国力盛衰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也涉及奖赏过程中受赏者荣誉感与心态变迁。奖赏制度不过是恩威并施的手段而已。国势日衰后,尤其晚清时,面临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为笼络人心,大量运用奖赏手段,使得滥用现象非常普遍,不仅起不到预期效果。反而败坏了社会风气,丧失了维护统治的重要职能。     

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但由于我国相关立法的缺位,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其应否具有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法律地位又如何体现,这成为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可忽视的问题。     

清代温州瘟疫与社会应对

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灾害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清代温州瘟疫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在地方政府、民间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采取刊刻验方、辨证施治、隔离检疫、疫后救济等积极的防疫抗疫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疫病的发展和蔓延,这些措施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清代归绥城市的社会流动

归绥是清代归化城和绥远城的统称,清代是归绥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突出体现在人口迁移上.归绥作为典型的边疆移民城市,移民性使社会处于一种开放的环境之下,城市的人口流动与社会阶层流动极其活跃.本文立足于清代的归绥城市,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试图指出归绥城市社会流动的特征以及这种现象反映出的社会深层次变化,并对从中体现出的归绥城市的结构性变化进行剖析.     

清代官媒的法律功能及其流弊--兼论晚清有关“治法”与“治人”关系的思考

既往零星的研究对清代官媒的认识存在诸多不确之处.实际上,清代官媒除了作婚姻媒介人之外,尚充当清朝合法买卖人口的中证人,并承担看管、解勘女犯以及为犯奸女犯择嫁等法律事务.而承担看管女犯的官媒,在实践中常常有违律例而非法羁押女性犯证,以谋其私.有清一代,在羁押女犯的制度设计上,屡屡更张,但流弊如故,其间每多引发时贤对“有治法,而尤贵有治人”的省思.     

清代亳州的社会救助体系

清代亳州的社会救助体系由中央政府实施的优老、蠲免,地方政府设立的善堂、仓储设施和民间义行构成。该体系集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面向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以扶危济困为目的,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此外,由于灾荒较其他地区更为频繁,亳州地区社会救助设施的建立及其运行均体现出地域性特点。     

清代民事法律文化：在理想类型与客观事实之间——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述评

黄宗智先生之学术,不仅注重史料收集和具体细致的问题论证,而且有意识地遵循了其“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的认识方法（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希图以此突破“中国中心观”或“西方中心观”的理论怪圈,实现中国史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建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亦然如此。     

清代四川茶叶与乡土社会简论

欲认识乡土社会,茶叶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新角度。清代四川茶叶与农民生计关系较大,见证了农民之间社会关系的常态与病态。通过川茶,部分农民为一些商人的活动提供了条件,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由此而生。茶叶为农民与商人的分工创造了机会,又成为他们互相联系的纽带。商人对川茶贸易做出了较大贡献,其中陕商、徽商地位突出。茶叶与部分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官吏等相联系。它还是城乡社会风俗的显著因素之一。川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将引起进一步关注。     

清代回疆的法律适用

本文分别论述了清代回疆适用的法律，法律适用的主体以及回疆法律适用的特点，指出清代回疆法律适用具有法律本身的二元法，适用主体上的多元同构性。     

论清代云南士绅与云南社会的关系

士绅作为地方精英是拥有领导地位及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在国家政治事务和地方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是清代云南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很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清代云南士绅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对云南的地方认同和地方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和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清代云南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公民友爱”到“兄弟之爱”——古罗马社会救助伦理的发展

古代罗马的社会救助伦理经历了从传统的"公民友爱"到基督教的"兄弟之爱"的发展。在传统伦理下,人生目的在追求幸福,幸福、美德与善是不可分的。善行意在实现美德,体现的是友爱,遵循对等、互惠、正义的原则。它以城邦及其土地占有制度为基础,以公民为对象。随着这些基础的消失,这种伦理观念及其所依附的善行代救济的救助机制也逐渐被抛弃;在基督教的伦理中,人生目的在永生的救赎,信仰与爱不可分割。善行体现的是对神的信仰和爱,以救济贫困为目的。它以所有人为对象,展示的是兄弟之爱,其社会基础是帝国体制。基督教扩充了爱,把信仰、爱与美德统一起来,发展了传统的救助伦理。这种伦理及其所依附的救助体制超越了狭隘的城邦意识,顺应了罗马帝国发展的需要,最终成为主导机制。     

职业参与视域下的清代流人与吉林社会

透过清代流人在吉林所从事的职业,可以发现他们高度参与了吉林社会生活。流人流放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迁徙和流动,丰富和推进了当时吉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而为区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法律的社会功能

法律以社会为基础，对社会起着强大的作用。法律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对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功能。在法律的各种社会功能中，其公共职能日益扩大，而且随着科技社会的到来，法律公共功能呈现出广泛性、新颖性和全球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