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主潮下九叶诗派的自我形塑——以《九叶集》《八叶集》为论述中心

《九叶集》为九叶诗派在新时期语境中争取到相当的合法性。不过置身1980年代初期的历史转折时段,《九叶集》在编辑出版时仍以现实主义来标榜自己,并据此展开一系列“自我审查”。如此来做,自然包含许多权宜性的生存策略,但它对九叶诗派的艺术品质、精神向度、文学史地位等还是构成诸多限制。稍后香港出版的《八叶集》,看似在辑选内容上续接了《九叶集》,但事实上已将艺术基点移位至现代主义,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九叶集》的价值坐标系,有效突显了九叶诗派长期被遮蔽的现代诗学品质,也推动了诗派内部南北诗人的历史占位的调整。此后在“重写文学史”的时代语境下,九叶诗派的现代主义内涵得到更为深入地挖掘,但也容易被过滤为“现代主义”的单一色调。     

论九叶诗派的诗歌表现策略

文章主要探讨了九叶诗派的诗歌表现策略,即"戏剧化主张"和"包含的诗",并在历史的背景中深刻分析了这种独特表现手法的形成原因及其丰富内涵,最后指出其在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九叶诗派抗战时期诗歌的城市化倾向与艾略特诗歌之比较

以艾略特的诗歌为参照系,九叶诗派抗战时期的诗歌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化倾向,揭露和批判人性的异化和都市文明的丑恶。但因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文化环境,九叶诗派与艾略特诗作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九叶诗人的语言建构

一、九叶诗人和语言 九叶诗人是1945年—1949年出现的一群诗歌探索者,在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流派被认定则是由于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它是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湜、唐祈、袁可嘉、穆旦九位诗人的四十年代诗选集。其诗风独具特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离骚》当作于顷襄王八九年间

本文指明汉人对《离骚》的创作年代,均有作于怀王和顷襄王时期的自相矛盾之说,并无“均在怀王之世,决无作于顷襄王时期”的“宏观”定论;《离骚》所透露的诗人年岁及“椒、兰”喻指,应在诗人将及“老”年且子兰当政时期,而不能在子兰尚未当政的屈原早年“初疏”时期;以诗中浪漫想象所显示的诗人所在地点及诗中出现的“南楚”、“湘潭”一带土语,证明诗人创作《离骚》时不在汉北或郢中,而是在“南楚”沅湘之间;并引秦汉之际律法证明,屈原时代,实行的是有爵者以“年五十六”为“老”的“告老”退休制度,由此推测诗人之作《离骚》大抵在将临五十六岁老年,且齐相韩夤尚未受命赴楚为相的子兰当政时期,即顷襄王八九年间。     

论劫后余生的盛唐诗人群及其创作

“安史之乱”使盛唐诗人及创作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李杜虽在政治上惨败,诗歌创作却成就蜚然。边塞诗派的高适、岑参政治上功成名就,诗歌成就逊色不少。山水诗派的王维与储光羲失身为俘,政治与诗歌创作都陷入低谷     

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嬗变——詹姆斯·乔伊斯艺术个性初探

乔伊斯的创作经历了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他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意识流”手法。早期作品《都柏林人》主要采用现实主义方法,但已开始涉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后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他艺术发展的转折,是由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性作品,正式运用了意识流手法。代表作《尤利西斯》虽从整体上仍有现实主义遗迹,但已是“意识流”小说的典范之作,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他的创作依赖于传统,植根于现实生活,而又具有反传统的创新精神,“意识流”手法运用中体现出非凡效应,这就是乔伊斯创作的独特艺术个性。     

论李杨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

“重写文学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出现了以新左派文学史观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倾向。作为“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先驱者之一,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可以说大力推动了“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发展,在该书中李杨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再解读”为“反现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对这部著作的中心理念和逻辑的分析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新左派文学史观”在理论上的苍白和空洞。     

中国早期的现代主义运动及其现代派小说再讨论

80年代早期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以及围绕其产生的讨论,是中国当代文学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转向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呼唤着一种适应“现代化”的文学形式的产生。本文围绕文学界关于“现代派”的讨论,通过对王蒙早期的现代主义小说和以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的分析,阐释了中国早期的现代主义运动,无论是其内容还是新奇的文学表现形式,都体现出特定社会历史转折时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谈邵雍诗歌的道德追求

宋代邵雍既是象数学体系的开创者,也是理学诗派的创始人。他的诗歌创作对整个理学诗派的形成与壮大影响十分深远,所谓“邵康节体”甚至被作为理学诗派的代称。其诗歌总集《伊川击壤集》中有着鲜明理学特色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道德本位、人文关怀以及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这三个方面,这些内容体现了诗人强烈的道德追求。     

绕池闲步看鱼游

<正>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唐代独特的时代风格造就了许多著名诗人。继杜甫之后,中唐时期又诞生了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就是有“诗魔”“诗王”之称的白居易。“诗魔”白居易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合称为“唐代三大诗人”。我们来读他的一首闲适诗《观游鱼》。     

结构—解构视角:《诗人与死》的时空意象与拓扑思维

郑敏的十四行组诗《诗人与死》(1991)是为纪念九叶派诗人唐祈而作,充分呈现了诗人从早期的现代主义向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转型之踪迹.使用"结构—解构"视角和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诗人与死》中核心意象的词频数据,可以阐明《诗人与死》的多元复杂的时空意象,解码本诗的"结构—解构—重构"的拓扑思维特质以及延异、反讽、互文...     

绕池闲步看鱼游

<正>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唐代独特的时代风格造就了许多著名诗人。继杜甫之后,中唐时期又诞生了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就是有“诗魔”“诗王”之称的白居易。“诗魔”白居易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合称为“唐代三大诗人”。我们来读他的一首闲适诗《观游鱼》。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完美统一--评《苔蕾丝·德斯盖鲁》的艺术特色

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在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和文学语言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对立,但二者在法国作家莫里亚克那里却得到完美统一,因为他将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传统典范的语言和现代主义的注重心理真实、心理时间等,完美地结合在中篇小说<苔蕾丝·德斯盖鲁>中.     

童话的幻境与迷途——顾城诗作的本质论勘察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当代诗坛上少有的童话诗人。他一直在追寻一个高度理想化的童话王国。自然、幻想、童年的记忆和拒绝长大、追求纯粹是顾城固守童真的重要要素。将童话世界作为人生唯一追寻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退出。在追寻的过程中现实与童话不断碰撞,诗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亲手构筑的童话迷途。     

《九章》地理与作品分析略例

破解<九章>难解之作的途径之一,就是搞清地理名物并与作品分析相结合,或者说,将作品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准确定位,再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就可以比较真实地把握诗人思想感情的脉搏,     

李金发及其诗作的异质色彩

世纪年代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新诗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格局。李2020金发的象征主义诗作与诗人当时身处的异域思想文化环境直接相关,诗人“接受”象征主义的特殊方式,决定了其意识和观念的异质色彩,也决定了他作为新诗现代主义发展进程中不能无视的一个链环的地位。     

抒情化叙事中的反讽特色——以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

杜甫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其叙事诗被称为“史诗”,可以与正史相印证。一些叙事诗甚至为唐代社会历史及风俗研究提供了初步史料。通过对杜甫叙事诗的考察,可以发现其现实主义风格中浸润着中国悠久的抒情化传统,杜甫的叙事诗事实上的“亚叙事”特征,以及在整体沉郁的风格特色中隐藏的政治反讽特色。     

艾青的新诗批评体系

艾青为中国现代自由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总结自身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诗批评,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方向,同时又不断探寻新诗自身创作及文本规律,关注时代大众的接受意识,代表了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发展的一个高度。艾青的新诗理论以“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说为基准,是一个由诗人“苦役”说、新诗“散文美”和读者接受反“晦涩”三根支柱支撑的批评体系。     

中国诗歌上的丰碑——谈唐代边塞诗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发轫于秦汉的边塞诗,在盛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由于有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诗人出现,“边塞诗”派得以确立,并有若干佳作名篇拱卫。因其爱国主义和英雄气概显著,故宋明清以来,代不乏人。当代军旅诗歌亦受其影响,为其它诗派所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