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

文学史研究是当下的学术热点,本文以中国学者关于日本文学史的著述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日本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从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实践中分析其分期的标准和指导理论,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研究提供借鉴,也可以促进日本文学研究及日本文学史书写.     

论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及其策略——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为中心的批评与考察

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及其策略是当代文学史的两个大问题。文章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为中心,对＂重写文学史＂之后当代文学史中文学传统、文学精神等问题作出批评与考察,解读了当代人对于＂当代文学史＂的视域以及＂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当代性＂是何关系这两个问题。     

明代文学发展阶段述略

断代文学史的分期,从来就是文学史研究中多有争议的问题。科学的、适当的分期,可以更好地显示文学本身的发展脉络,显示各种文学体裁的演变、兴衰、递嬗的动态流程,显示各种文学思潮的起伏、消长的变化。相反,不适当的分明,就会隐没或模糊文学本身的发展脉络,影响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揭示。 明代文学的分期,现在通行的观点是“二分期说”,即以明中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对象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对象,是所有的文学史所必须直面的问题.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文学作品,即“以文为本”.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还必须整合政治语境,即整合港澳台文学,将其融入文学史的书写之中;整合民族语境,将各民族文学合乎规律地融入文学史的书写之中.     

文学史与文学史观论略

文学史的书写有较长的历史,但对之系统关注的时间却不长。文学史的书写离不开文学史观的指导,有意识地运用某种史观指导文学史编写是其发展成熟的表现。我国古代文学史观的特殊性导致了长期内文学史成为历史书写的附属品,其循环论的特征也不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变革与突破。     

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书写——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开端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其文学形态经历了从解放区文学、二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变迁,至今仍在发展中。多样的文学形态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丰富的书写内容,也见证了文学与政治复杂关系的演绎。     

回归与开拓:语言—文学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关键词

本文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把"语言"作为"剩余物"的状况,提出把"语言一文学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关键词的主张,甚至认为应该从语言的角度来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本文从三个部分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分析语言与文学、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同一性问题;其次分析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三部著作在处理语言与文学史关系的"得"与"失".最后借助周作人的个案分析"语言一文学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基础、文学汉语的发展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同步性、以及文学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同一性.     

西方语境下的浪漫主义思潮与文学分期

要严肃探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分期问题,必然面对文学与历史的纠结,因为我们考虑文学和历史的历史时刻,在多样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往往彼此视为对手.将历史绘制为不同时期所运用的各种标准是在构成人们自己的"时期"语境中先前思维承担的结果.历史的分期持续怀有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印记.从浪漫主义思潮角度重新思考分期化问题可以说明多样性是历史时期过渡的界定性特征.     

在传统中破执——论宇文所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从整体上呈现出破除传统执念的特征.其《诺顿中国文学选集》重新划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某些历史分期,有助于重估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文学史的结构性破执.他在唐诗研究中,由于提出新的意义范畴,为理解唐诗的演变提供新的叙事框架,从而实现文学史在观念上的破执.最后,宇文所安在研究中兼顾感性体验和理性分析的思维模式,突破了以往文学史叙事的单一性话语模式.     

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

近年来,国内正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方面的著作,都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进行了论述,报刊上也有文章对此问题作了探讨,但迄今未有定论,很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文学史的分期不单纯是划分文学发展阶段的形式问题,也是涉及到对文学家、文学创作、文艺运动、文艺思潮和文艺思想斗争的地位、意义乃至影响的评价问题。为此,必须历史地、科学地划分文学史的段落和时期,既要显示出其时代的特点,更要反映出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展示文学变迁的历史风貌,体现出文学本身的特征和内部的规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新时期以来不同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览胜——兼及教学与研究的互动

文章在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主要对比了10种不同版本教材在现代文学史时段确定与分期及文学史观与内容上的差异,并提出编写文学史教材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法“法国文学史”书写差异初探

本文以"法国文学史"为例,探讨了中法两国的文学史书写差异。在"历史/时间"的书写上,中国述史模式强调以思潮为史,而法国强调以时间为史;在"文学/内容"的书写上,中国式文学史强调将作家作品纳入文学思潮的范畴,对其加以解读和分析,法国则强调将作家作品作为独立个体,进行客观呈现。由此得出,中国的"法国文学史"多采用"板块式"书写,是"文学批评家的文学史",法国式文学史则为"星丛式"书写,是"文学家的文学史"。     

贵州彝族文学的分期、分类及文本存在状况

贵州彝族文学的分类及分期,特别是分期的特殊性,是由贵州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决定的。因此,与已经出版的彝族文学史的分期不同,贵州彝族文学史可以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当代几个时期。在研究贵州彝族古代民间文学的时候,文本的选择就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文学分期的中性化叙述及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讨论的一种反思

学界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命名分期有已有诸多的讨论,但由于过多地追求文学分期和文学价值的绝对同一性,致使分期讨论歧义迭出。考虑到文学分期的延续性,应该寻求一种相对中性的分期表述,将分期回到标记历史的功能上来,比如用大的政权更迭来标记。民国时期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文学正是可以在这一层面作为替代性方案,这不仅可以沿袭既有分期命名的合理部分,又为文学史价值描述预留了空间,从而将作为价值描述的“现代”文学悬置起来,为建构具有多元价值体系的文学史提供一个平台。     

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话语缺失与价值重构

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缺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必须确立和构建科学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充分尊重和肯定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地位的实际性存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长期互动、共同发展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融合途径都参与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史和主流文学史相互融通的路径,并且在价值层面对少数民族文学史构建合理性进行评判,对最终通达多元汇通的多民族文学史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文学史著述的“中国模式”研究

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往往是要考究研究对象的历史确定性,而文学史研究的确定性则没那么强。此外,文学史学史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课题。本文主要研究英国文学史著,提出英国文学史著的"中国模式"问题。聚焦于中国学者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叙述特征、叙述模式等理论问题。这样,不仅对于促进英国文学研究及英国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提供参照。     

现代性视角下的地域文学书写——以刘庆长篇小说《唇典》为例

文章以地域文学的现代性书写为研究落脚点,对地域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中国地域文学现代性书写的发展历程和特征进行梳理,为文章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背景。以文本细读的研究方式对《唇典》现代性视角下的地域叙述艺术特征进行归纳,从小说的三层叙事空间、两重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和叙事主题等方面分析作家刘庆在地域宗教文学创作中的现代性书写,同时指出小说创作中的不足。最后将刘庆的创作置于作家创作整体、东北地域文学创作现实以及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揭示其作品在东北地域文学史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怀旧”主题与香港文学的本土性脉动——以最近二十年的香港散文为例

最近二十年的香港本土学者和作家的散文,在"怀旧"主题下,潜藏着香港文学新一轮本土性脉动。论文通过香港文学史的追踪、日常都市景观的书写与记忆、边缘与中心的拆解等三个方面,展现不同世代的香港作家学者面对文学终结、经验匮乏、边缘化而产生的重写文学史的要求,以及对香港文学走向与内地"同质化"的警觉与焦虑。     

论刘勰的文学史书写——以《文心雕龙·时序》为中心

从文学史视野考察《文心雕龙》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历史书写是刘勰的言说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说,《时序》可以看成一篇短小精悍的文学简史。以《时序》为中心,再结合其他诸篇,可以看到,刘勰客观上书写了一段从先秦到南朝宋的文学史。其次,历代文学的书写中,对帝王及帝王文学的大力书写是一大特色,充分体现了刘勰的文学理想。第三,从价值评价的角度看,十代文学的发展有高下之分。在刘勰看来,周代及其以前的文学是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     

论刘勰的文学史书写——以《文心雕龙&#183;时序》为中心

从文学史视野考察《文心雕龙》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历史书写是刘勰的言说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说,《时序》可以看成一篇短小精悍的文学简史。以《时序》为中心,再结合其他诸篇,可以看到,刘勰客观上书写了一段从先秦到南朝宋的文学史。其次,历代文学的书写中,对帝王及帝王文学的大力书写是一大特色,充分体现了刘勰的文学理想。第三,从价值评价的角度看,十代文学的发展有高下之分。在刘勰看来,周代及其以前的文学是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