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科玄”论战中吴稚晖的宇宙观

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吴稚晖提出了完全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即哲学科学化的宇宙观,认为万物只有质、力的反应。因此,其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这对“玄学派”所依据的柏格森的非理性哲学具有一定的否定作用,有利于维护新文化运动成果。但因其哲学基础的薄弱,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使他在反驳“玄学派”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缺陷与稚气     

评吴稚晖“反传统”的道德观

在“科玄”论战中，吴稚晖较独特地提出引入西方的“新”道德，来取代传统的“旧”道德，并把道德作为证判化优劣的标准，这种观点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从旧学中跋涉出来的吴稚晖窥视到了中国伦理化中的劣性，另一方面，也是对论战中张君劢崇尚的宋明理学“精神明”的矫枉过正，但由于他否定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合理成分，所以他的反传统的道德取舍只能是一种非理性的批判。     

辛亥革命时期吴稚晖的国民性思想浅析

在20世纪初兴起的国民性改造思潮中,爱国者竞相将自己的国民性思想认识付诸笔端。早年的吴稚晖参与了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对其改造途径进行积极探索,并投身实践。     

简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吴稚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动,国民党右派人物吴稚晖起了特殊作用。他给共产党罗织“罪名”,为国民党新右派“清党”提供依据,并为政变的发动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在蒋、汪结盟、宁汉合流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吴稚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充当了阴谋家的角色,他是政变的祸首、元凶之一。     

试析关于吴稚晖退出西山会议的原因

吴稚晖退出西山会议,没有在1925年走上与共产党彻底分裂之路,原因很复杂。本文认为直接原因可能与西山会议的另一个主题＂倒汪＂有关。和汪精卫有着长期友好的交往且一向维护汪精卫的吴稚晖,是不可能与西山会议派在＂倒汪＂的意见上达成一致的。     

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科玄论战”中的生物学与科学主义

在1923年中国学者所发起的＂科玄论战＂中,虽然没有多少生物学家的参与,但生物学的理论和知识却成了论战中争论的重要内容,科学派所提出的＂科学人生观＂几乎等同于＂生物学人生观＂。这一方面是因为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和遗传学知识在当时的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生物学又涉及非常广泛的人生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科学派人士大都是进步主义进化观的赞成者。     

救亡压倒启蒙:“科玄之争“的再审视

本文从“科玄论战”的论战过程及论战之后现代新儒学的活跃入手,具体分析科玄之争,得出了科学派胜而未胜,玄学派败而未败的结论,并进一步阐释了其中的原因。     

吴文化研究：“吴文化研究”栏目发展研讨会——“吴文化研究”栏目研讨会专家发言摘录

2013年5月21日,由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和吴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以“彰显内涵特色,助力文化发展”为主题的学报“吴文化研究”栏目发展研讨会在吴文化园隆重举行。十多位校内外相关领导、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他们为“吴文化研究”栏目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探讨栏目如何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更上一层楼。     

试论胡适的科学人生观——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说起

中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了一场以科学人生观问题为争论点的科玄论战,在争论中科学派和玄学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胡适作为科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出了他的科学人生观,文章分别阐述了胡适科学人生观的内容,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它的价值和缺陷的评述。     

从“三言”中苏州民俗描写看吴文化的精神特质

“三言”中的苏州民俗描写包括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岁时习俗三个方面。其中反映的吴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有理性克制、重礼务实的处世原则;关注个体,珍视自我的人生态度;求知钻研,灵动聪慧的智者思维;淡雅清丽,简约古朴的审美情趣。文章研究的意义在于对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注重、对民俗保护观念的强调以及对古代小说研究的跨学科视角。     

“3S”视域下“吴文化”课程的建设与探索

在经济高速发展、本土文化价值凸现的时代背景下,"吴文化"课程的开设有助于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地域文化的特征,品味地域文化中蕴涵的精神和气质,提升学生自身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品味,为他们将来更好地融入受吴地文化深刻影响的社会生活奠定基础。"吴文化"课程以"吴文化魅力"为主线构造内容体系,充实完整历史线索和横向多元的吴文化知识,发挥地方课程资源的教育作用,帮助学生充分理解和把握吴文化精神,形成较宽的文化视野和一定的文化思维能力,使之对学生思想、心态和行为产生建设性影响。     

论清人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以《吴诗集览》为中心

吴梅村的诗歌在清代已有“诗史”之称.靳荣藩的《吴诗集览》作为最早的吴梅村诗歌笺注本,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颇有代表性.《吴诗集览》沿袭《本事诗》中的“诗史”观念,详证梅村诗中的史实.《吴诗集览》征引的材料仅限于《明史》及《御撰资治通鉴三编》,使梅村的“诗史”精神打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另外《吴诗集览》忽视了吴梅村“诗史”观念中对士人心态史的关注.     

浅析“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自然史观

本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论战，即“科学与玄学”之争。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提出了完全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即哲学科学化的自然史观。这虽然基本上属于庸俗唯物主义的范畴，但对“玄学派”所依据的柏格森的非理性哲学有一定的否定作用。由于科玄两派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科学功能问题，对“科学派”来说，哲学科学化乃是科学精神深化的体现，带有明显的近代哲学色彩。但因其哲学基础的薄弱，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本文试对“科学派”的宇宙观即自然史观作些简要探讨与分析。11923年春，张君励在清华大学作了题…     

对“先苦后甜”人生观的教育反思

＂先苦后甜＂观念在现代生活中已是司空见惯,但这种人生观会使人忽视当下、忘却人之为人的根本。现代教育中无处不充斥着、无时不制造着这种观念,其危害巨大;而扭转此种歪曲的人生观就要从教育自身做起。     

走马楼吴简“炭民”“樵民”释解

走马楼吴简所载“炭民”“樵民”是烧炭服役户和伐樵服役户,为孙吴宫廷、郡县提供木炭、薪柴。“炭民”“樵民”都是“举户从役”,且终身服役。通过对“炭民”“樵民”的研究,既增进了解孙吴徭役制度,又进一步推动魏晋南朝徭役制度的研究。     

吴方言中“吃”字的同素词族

本文从词族的角度对吴方言中以“吃”作为构成成分的词语，即“吃”字的同素词族进行了考察与描写，并通过与普通话进行比较。归蚋出这个词族在词义引申、词法和词义的理据性方面的一些特点。     

论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观

晚清民国重建中国人生哲学的过程中,梁启超提出“趣味主义”人生观。它以古代“乐感文化”为基础,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强调人生过程的趣味性、愉悦性、审美性和无功利性。对于这种人生观,梁启超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积极推广,希望整个社会因之充满趣味和活力。     

《新青年》所倡导的“新青年派人生观”

基于对青年一代才是革除中国积弊,挽救中国危亡,建设民主富强的中坚力量和希望的认识,以及当时大多数青年的现状,《新青年》提倡一种新型人生观:在反对旧道德和传统的基础上,以西方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的近代人生观,它对青年自身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提出了要求,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社会。它更是针对青年的糟糕状况和中国严峻的现实而提出的以启蒙救国为内在目的的一种务实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