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的谶纬论略

从本质上说，谶纬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诠释手段、以经学与神学合一为根本理念的一种独特的学术现象，是今经学制约君权、指导政治的内容的自然延伸。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谶纬被一些人所利用，为争夺王权服务。东汉初年，统治为了巩固君权的需要，有意识地对谶纬加以改造，使其失去了对政治的干预作用，而成为解说封建伦常的某种工具。     

汉代颂赞文化与汉赋

汉赋根植于汉代颂赞文化。汉帝国强大恢弘的气度培育了汉人囊括宇宙的胸怀气魄,造就了汉赋壮丽充沛的气势。汉大赋富丽博杂的内容其实是汉代颂赞文化的折射。汉赋彰显盛德鸿业的夸饰、反映天人相应的美饰以及标榜怀远柔近的名饰等多种表现特色,与统治者提倡制礼作乐、附会吉祥瑞兆、追慕越裳朝贡等的盛世文化心理是密不可分的。     

洛阳汉墓壁画中的汉代社会

洛阳汉墓壁画,题材丰富。西汉壁画的“羽化飞升”和“驱疫逐邪”,描绘当时社会丧葬活动,表达了羽化飞升的丧葬核心理念;天宫星辰天象图,继承中国传统的天体“二十八宿”的学说,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天体的认知水平;东汉“车马出行”、“宴饮乐舞”图真实描述当时社会官宦的仕途、庄园生活。是东汉时期庄园经济,门阀士族产生而形成的新的思潮在艺术领域的表现。     

从汉《郊祀歌》与汉画像看汉代人的诗性力量

从“诗可以兴”回归到“兴”在宗教祭祀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诗之兴”向“思之兴”延伸的路线。借助于“兴”这个概念,可以从原始的巫术祭祀文化中剥离出乐舞仪式时空中迷醉的状态,这是远古遗留而来的诗性力量。汉代,这种诗性力量又有其独特性。在汉乐府《郊祀歌》与汉画像互文性的阐释中,通过生死之境的构筑,汉代开拓出独特的诗性空间,它存在于汉乐府诗歌的兴发之中,也印证在汉画像的视觉叙述中。通过这种阐释,可以看到汉代鼓舞乐可以养兴,宴飨饮酒可以养兴,祥禽异兽也可以养兴,这种兴发的状态是为了突破汉代个体生命的有限,而向外去寻找仙境的虚幻,借助于生命总体的永恒性来突破现实的桎梏,彰显汉代人独特的诗性力量,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超神御魔的大汉浪漫。     

百代皆行汉政法

周制与秦制是中国制度史沿革的两大段落。大体言之,秦汉以降列朝实行秦制,故有“百代皆行秦政法”一说。然汉代在承袭秦制之际,又汲纳周制,复古更化,形成融会周秦、兼采儒法的汉制。汉制一面复用封建性的周制,一面又与其保持距离,向中央集权的秦制靠拢,郡国并行。两汉以降,中国的皇权政治受到天道、祖训、礼制、贵族、官僚制度、宗法绅权及民变等多重因素的制衡,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演为绝对专制,这是汉制具有再生能力、难以解体的原因所在。然而,这些因素缺乏法制规范和新的社会构想,对皇权的制衡力是有限的。中古以至近古历代帝王的“标准像”是：一手高扬儒学经典,以“仁政”“王道”宣示天下;一手紧握法家利剑,威吓、惩治臣民。“霸王道杂之”诚为汉制帝王术之真谛。正是这种“周表秦里”“儒皮法骨”的汉制传承两千年。因而中古、近古制度史当用“百代皆行汉政法”概括之。     

汉明帝与"永平之政"

汉明帝是东汉第二个皇帝，他在位时采取了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妥善地解决困扰汉王朝的诸侯王问题，是汉代较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其统治作风和个人性格对汉代后期的皇权政治有较大的影响，其吏治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双栖写作下的文体渗透——以汉赋和汉代奏议文体关系考察

汉赋和汉代奏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作者双栖、同时关涉政治和经学、文体互渗的现象,但汉人重奏议而轻赋,这说明汉赋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在汉代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     

汉武帝的诗歌观念与西汉诗歌的演进

汉武帝在位前、后期的诗歌观念对西汉诗歌的演进有重要影响：由关注礼乐教化、重视诗歌颂美功能走向乐生恶死、追求诗歌的升仙意趣;注重内容与形式的新变,由诗骚体式走向杂言体诗的创作;追求诗歌神奇色彩,由崇尚恢宏巨丽的艺术境界逐步走向内心情感的诉求。汉武帝之所以对西汉诗歌的演进造成这些影响,关键在于皇权专制起了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汉武帝与诗歌的关系上,还表现在汉武帝与其他体类文学以及经典解读的关系中。虽属文学史之个案,却在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有普遍性。     

从韩愈书信看其精神境界的前后变化

韩愈59篇书信从阶段上可分前后,前期书信多干谒内容,情感激切,后期书信内容则呈现多样化,书信前后期风格上的这些差异,是韩愈人生阶段、精神境界的差异,而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其坚持儒道不动摇的信念,以此角度加以探讨,以期为韩愈学术研究提供研究线索。     

“汉承秦制”格局下高帝、高后对秦法路线的调整

汉初沿袭秦制,特别是实施以秦律为基础的汉律,但在惩秦之弊以及借反秦以形塑政权正当性的政治号召下,做了统治方向的调整。汉高帝、高后时期,帝国维持"汉承秦制"的政治格局,作为统治的基本架构,但做了以下几个重要方向的调整:一是关东地区建置王国,暂缓"一用汉法";二是对法禁做局部修正,缓解承袭秦律而来的严酷;三是在"以顺守之"的政治路线指导下,推动黄老无为政治。这些调整兼顾思想引导与现实需要,使帝国稳定下来,避免成为第二个短命帝国,是很成功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