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介组织参与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意义、路径与问题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学校、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参与.社会中介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一部分,对健全、完善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有着特殊意义,它们主要通过学术研究、质量监督、质量评估、咨询服务等路径参与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但是当前社会中介组织在参与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时还存在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中介组织的性质、职能和权力明确定位.     

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制度变革

教育中介组织是在我国教育领域中组织资源变化和管理规则调整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促进了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学校的发展。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制度性因素的约束,需要通过创新激励机制,引导教育中介组织走内涵发展之路;通过加强规则建设,构建教育中介组织与政府间良好的结构性关系;发挥教育中介组织的能动性,增强其主动服务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能力。     

教育管理专业化与教育中介组织构建的思考

教育管理专业化是近年来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和主要特征，教育中介组织因其专业性特点而在实现教育管理的专业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因素，目前我国教育中介的专业性还未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如何构建专业性更强的中介组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教育中介组织:现状、问题及发展前景

建立、发展教育中介组织，是促使高等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有效手段。在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或服务方面，教育中介组织往往具有政府和市场所不具有的优势。本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分析了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几种亟待发展的教育中介组织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教育中介组织的培育与教育制度创新

教育中介组织建设是推动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理想的教育中介组织应该具有独立性、公益性和权威性三特点,能够促进学校自主办学和建立教育运行的公平竞争机制,并推动政府职能从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我国在教育体制转型中要注意中介组织的构建,着重发挥它在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中介作用。     

论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

教育中介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权性和中介性的特点。西方的教育中介组织主要有半官方型、民间组织型和学术组织型三种类型。教育中介组织是世界各国社会参与教育管理的主要形式,它们是政府与学校之间沟通的桥梁。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主要功能是缓冲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的紧张。我国政府与教育中介组织应建构良性互动关系:政府对教育中介组织进行培育与管理,教育中介组织对政府实施监督与制约。教育中介组织与学校之间也应该构建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析论

在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地刻意推动的结果,政府的政策直接影响着教育中介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壮大。从与教育中介组织相关的政策来看,政府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管理体现出"进入严,监管松"、"限制多,扶持少"、"口号响,落实差"的特点,这使得教育中介组织获得合法身份受限、职能范围不清、管理方式单一、资源分配无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政府应从改革登记管理制度、理清政府部门与教育中介组织的关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宏观监管等方面支持与调整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政策,以促进教育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的存在必要性和发展合理性之探析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参与高等教育活动是现在各国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这些中介组织在高等教育内部及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发挥着多种功能。在一些国家,教育中介组织是社会参与教育管理的主要形式,是政府与学校沟通的桥梁。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发展也具有合理性,本文对此做详细论述。     

论中国政府与教育中介组织的互动关系:一个法学的视角

教育中介组织是指通过教育审议、咨询、评价和鉴定等手段参与政府与学校教育管理过程的非政府公益组织：教育中介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权性和中介性的特点、西方的教育中介组织主要有半官方型、民间组织型和学术组织型三种类型、教育中介组织是世界各国社会参与教育管理的主要形式,它们是政府与学校之间沟通的桥梁。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主要功能是缓冲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的紧张。我国政府与教育中个组织应建构良性互动关系——政府对教育中介组织进行培育与管理,教育中介组织对政府实施监督与制约；教育中介组织与学校之间也应该构建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教育中介组织失灵及制度变革

在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选择的结果。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教育中介组织也出现了失灵的现象。教育这一组织系统要获得多元动力,需要通过制度变革,在重构教育中介组织与政府之间伙伴型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规则激励和资源创新调动教育中介组织参与教育发展的内在积极性,进而形成政府、教育中介组织和学校之间的良好主体间性。     

中国语境下非政府性教育中介组织研究

以正在进行的高教强国建设为标志,我国高等教育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下,教育中介组织未来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当前中国非政府性中介组织仍然存在着诸多现实困境和理论难题。理论上对非政府性教育中介组织概念的澄清和界定,将有利于指导现阶段教育中介组织管理的创新和发展。     

教育中介组织:存在必要性、问题及发展策略分析

教育中介组织是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发展和完善教育中介组织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有效手段.针对我国当前教育中介组织存在着缺乏独立性、专业性不强、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和不足,可以从相关改革的支撑、制度规范、自身建设、观念上的认可支持四个相辅相成的层面探讨解决思路.     

产业集群下重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重庆由于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传统和政策扶持,汽车、摩托车、化工材料、电子等产业集群得到迅猛发展．而为产业集群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的重庆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不相匹配．为此,政府要加大高等职业教育投资,宏观规划引导;集群产业要发展中介组织,加强校企合作;高职院校要提高专业课程设置针对性,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几个层面共同合作努力,系统地促进重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教育中介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合理性阐释 ——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

笔者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教育中介组织与市场经济领域的中介组织之间的可比性,同时用理想的数理模型对完全市场化组织、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以及教育中介组织三种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做了理论假设上的比较分析.结论显示:教育服务这一准公共产品的资产专有性在某一临界范围内时,教育中介组织能够通过释放其多重社会服务功能节约交易成本,从而使教育服务供给的单位总成本最小化.因此,本文为教育中介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理论解释与现实分析.     

我国建立和发展教育中介组织的动力及障碍研究

教育中介组织是介于学校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在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经费的投入、教学成绩的评价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历史很短,但是其发展前景很乐观,改革开放和教育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正确分析教育中介组织建立和发展所依赖的动力和需要面对的障碍,有助于对教育中介组织进行正确定位,促进其顺利发展。     

试论如何构建行业、企业、政府、学校四方专业与产业合作的长效机制

我国的高职教育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教育体系,在教育过程上不仅要依靠学校本身,还必须有行业、企业和政府的足够支持才能有效运行,要想发展高职教育,必须要建立起有效的行业、企业、政府、学校四方专业与产业合作的长效机制,实现行业、企业、政府、学校的四方有机联动。本文以伊春职业学院“行业、企业、政府、学校四方专业与产业合作机制”为前提,以伊春职业学院的校企合作建设项目为现实背景,讨论如何构建行业、企业、政府、学校四方专业与产业合作的长效机制。行业、企业、政府、学校四方专业与产业合作的长效机制对伊春职业学院的高职人才培养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是解决学院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的必由之路。     

社会中介组织参与构建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

教育质量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如何在政府之外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的中介机构。对教育质量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已成为高职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中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外社会中介组织参与构建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并对国外发达国家中介组织参与的特点及经验进行归纳,试图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以此为借鉴,提出保障中介组织合法地位、加强中介组织专业化建设及市场化运作等相关政策方面的建议。     

论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体系的构建及实施途径

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传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构建文化素质教育体系,不仅要紧扣时代主题,更要以人为本、遵循原则,最终建构起适宜学生终生学习、职业发展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     

试析国外中介组织对教师政策的影响方式

随着我国教育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加快,专家论证、社会参与、政府决策的机制正在日臻完善。作为社会参与重要形式之一的社会中介组织,在我国教育政策影响方面的作用不断得到重视。鉴于我国教育领域中介组织的发展相对而言还不成熟,从理论到实践都无多少经验可循,研究和分析国外教师教育领域中介组织影响政策的方式可以为我国这一领域的进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教育中介组织与教育权重构

教育中介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是协调政府、高校、市场关系以及教育民主化的需要。政府与社会分享教育权,政府保有对教育重要事项的决策控制权,教育中介组织分享政府没有能力兼顾的部分教育管理权力。政府保持从四个方面对教育中介组织进行宏观控制,包括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完善中介市场、实施委托代理和加强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