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开城兵制及六盘山军事

蒙元时期的固原开城安西王相府,是宗王分封制和地方郡县制的双重性体现。开城地处六盘山地区,这里的特殊建置为蒙元帝国东进中原、南下川蜀、西取吐蕃,夺取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蒙元时期入滇蒙古人管窥

自元宪宗三年（1253）冬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攻克段氏“大理国”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最后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自杀身亡,蒙古人占领并统治云南长达128年之久。这段时间里,史料记载的入驻云南的蒙古人主要为诸王、仕宦、骑兵和牧马人等。     

蒙元帝国时期安西王府与六盘山军事活动

成吉思汗、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等蒙元首脑先后在六盘山地区避暑、驻跸。从1227至1258年的30年间,六盘山成为蒙古汗国的军事大本营。为了经营好这个军事大本营,约有2万兵力驻屯于六盘山。自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设立开城路后,开成具有宗王分封制和地方行政建置双重性,有更多的军队驻守在六盘山地区。安西王府既是元朝攻占四川,消灭南宋政权,又是为直接控制四川等地而设置的军政合一的特殊机构,直接处理秦蜀军政事务,具有极高的地位和至尊的权利。     

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

学界虽对关羽信仰关注较多,但对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却探讨较少。关羽这一汉人信仰在少数民族统治的蒙元时期同样流行且被广泛信仰;元文宗对关羽的册封虽带有极大的偶然因素,但用意深远;元杂剧的繁荣推动了元代的关羽信仰。对比宋明和元清对关羽信仰的不同利用,可以洞悉他们不同的文化统治策略。     

蒙元时期的葡萄酒和马奶酒

蒙元时期中原地区葡萄酒的来源主要有西域朝贡、境内自产、商贾贩运、海外贸易等几种渠道,葡萄酒的酿造不仅使用传统的自然发酵法,还掌握了极为先进的烧酒技术。马奶酒是草原民族的特色饮料,决定马奶酒品质的高下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马乳搅拌的次数;二是马畜品种的优劣。蒙元宫廷和百官所需马奶酒主要由太仆寺负责生产管理,属于国家经营的社会福利。在蒙元宫廷中,葡萄酒和马奶酒的消费十分巨大,主要用于宴会饮用、帝王赏赐和宫廷祭祀等活动中,宫廷葡萄酒的时尚消费体现了蒙元政权积极吸纳外来文明、兼收并蓄的特点,马奶酒的备受青睐则反映了其不忘国俗旧礼,始终保留鲜明的民族特色。     

蒙元时期的牌符

蒙元时期的牌符极为发达，有别于历朝历代。关于牌符的实物资料，目前国内外仅发现有17枚，主要有金牌，银牌，铜牌，铁牌等。牌符上以汉，契丹，畏兀儿蒙古，八思巴，藏，波斯等字书写。其所行使的职权范围，用于传达皇帝的旨意政令，标示身份，牌答的管理机构为中书省，典瑞院。蒙元时期的牌符渊源于辽金时期的牌符制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构成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元时期王屋山全真教活动述略

蒙元时期全真道在王屋山地区分布极广。马丹阳、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等宗系弟子在王屋山均有流传,其中又以刘处玄系弟子最盛。这一时期,王屋山道教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宋德芳的领导下刊刻《道藏》以及在王屋天坛和济源济渎庙所举行国家祭祀活动,前者提高了王屋山全真道众的道学文化水平,后者加强了王屋山道教与统治者及全真教上层的联系。通过这些活动,王屋山逐渐成为全真教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     

蒙元时期党项人物事迹述评

蒙元时期，党项人物自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历史活动，是西夏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历史活动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化等方面，在统一战争、平叛、反腐倡廉、革除弊政、屯田、赈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论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仰人数众多，流传广泛，历史悠久。但蒙元时期在华传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规模并非巨大，从整体上讲，它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伊斯兰教。     

论蒙元时期中日关系

蒙元时期的中日关系主要体现在元日之间的战争冲突、贸易交流和文化往来等几个方面,国家交往之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基于战略考量,忽必烈发动了两次对日战争,两国关系一度紧张。但两国在贸易及文化方面的交流并未因战争冲突而中断,对两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蒙元时期的六盘山

本文认为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由此，宪宗蒙哥时期六盘山的战略地位显得特别重要；六盘山通住西域的国际驿道得以畅通，在军事上也体现了它的地理位置。     

南宋蒙元时期潮州驿道建设的政治功能

南宋和蒙元时期,潮州的驿道建设有很大发展.潮州驿道的建设体现了王朝加强其统治的需要,通过驿道,中央王朝不仅加强了对偏处岭东一隅的潮州的统治,也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     

蒙元时期新疆“维吾尔人”与宗教

通过对史料的研究，论述了元代西域“维吾尔”东，西两个居住中心居民成分与宗教，以期勾勒出元代西域“维吾尔”的历史全貌。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袍服

本文对蒙元时期蒙古人袍服的形制、各类及其取材、装饰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以期读者能够对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袍服有一较全面的认识。     

蒙元时期契丹人婚姻研究

辽、金时期契丹人的婚姻主要是耶律和萧氏两姓间的通婚,进人蒙元时代,契丹两姓传统婚姻模式开始受到大的冲击,契丹人的婚姻呈现多样化特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均成为契丹人联姻的对象,而与汉人间的婚姻,又是契丹人婚姻发展的主流.多元通婚的日益普遍使得契丹人渐失本民族的特征,成为日后契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的重要原因.     

蒙元时期契丹人的迁移研究

辽亡后,契丹人在金朝的社会情况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金朝统治契丹的组织形式和民族政策。对契丹人在金代的迁移问题研究已经很成熟,而对蒙元时期契丹人迁移这一问题,却没有太大的关注,作者通过所了解的元朝史籍,提出自己的看法。     

蒙元时期的固原——从出土文物看开城安西王府

元代开城安西王府,是忽必烈时期修建的。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在开城已设有行宫,之后,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都先后驻跸六盘山。特别是忽必烈时期,六盘山已成为当时政治、军事的中枢之一,蒙元时期的一些重大活动都是在这里议定的。在统一南宋的过程中,开城安西王府发挥过直接作用。安西王府建筑宏伟,再现的是皇家建筑的气魄和格局。近年在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元代遗物,由此可看到元代开城安西王府的历史地位。     

蒙元时期蒙古、色目妇女守寡现象探析

蒙元时期,蒙古人和色目人都有收继婚习俗,且与朝代相始终。收继婚有助于避免妇女守寡,但是,仍有一部分蒙古、色目妇女孤寡一生,构成蒙元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寡妇群体。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理学所宣扬的贞洁观的影响,元朝法律的限制与保护,履行家庭责任、守护家庭财产的需要以及夫妻间的感情基础。在这些守寡妇女中,北方人多于南方人,上层妇女居多且大多为婚后十余年守寡者。     

蒙元时期朝鲜半岛的华人移民活动

蒙元前期,数次出兵朝鲜半岛。元朝建立后,一方面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并在其地设置达鲁花赤、征东行省。另一方面与高丽保持和亲,将公主下嫁于高丽世子。通过辽东陆路和太仓、庆元、泉州等海港,包括公主、官吏、文人、武士、商人、奴仆、罪犯、流民在内的大量华人迁入高丽,为朝鲜半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民族融合作出了历史贡献。     

蒙元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现实启示

蒙元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文明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蒙古在三次西征中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实现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格局,使蒙元文化在扩张中形成了其独特历史地位,蕴育了具有多元性、兼容性、开放性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