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

一、音乐文化阅读的意义纵观现在的音乐教学,教师能认真地完成国家课程所规定的内容,在课堂上也注重了文化的融人,但对文化的挖掘却只是蜻蜓点水,这就使得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得不到实质性的提升,直接影响了审美的高度和广度。"音乐文化阅读"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而开设的。"音乐文化阅读"以音乐为载体,以音乐中丰富的艺术内容、绚丽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其相关的音乐文化阅读相结合,它直接增进学生的文化素养,扩大学生的音乐文化视野,促进学生对音乐的体验与感受,提高学生鉴赏、表现、创造以及艺术审美能力,是一种基于学科又超越学科的新型校本课程。可以说,"音乐文     

文化:与“人”和“社会”共生的软实力

"文化"的定义虽有争论,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则被肯定,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西方学者,以及中国古代文字或文献的表述,"文化"总是与"人"和"社会"相伴而生的。作为一种与"人"和"社会"共生的软实力,它反映着历史的客观存在,又反作用于客观存在。"文化"的良性与否,在于能否对"文化"涵义进行现实性解读以及能否对"文化建设"进行正确部署。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几个时期的史实、对中共一大到中共十八大的纲领性文件进行剖析,针对"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加以纵向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化”的当代契合——兼论民族地区学校文化发展的应然之态

我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观的契合性,表现为注重和谐、共生、生命与道德精神的核心文化价值。生态文化有两种存在状态:生态文化哲学和生态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哲学,它具有导向我国文化发展的"生态"走向的意义。同时,学校文化的本质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本质在于人、国家与民族的和谐发展,这正是生态文化的内在精神。故而,民族地区学校文化发展可遵循生态文化哲学指向,在学校文化形态上,学校文化应是生态文化景观的一种具体表现。     

“自由的游戏”与“理性的刻意”——审美文化视野中娱乐文化的辩证审视

审美文化视野中的"娱乐",是审美游戏中具有溶解性功能的特殊的审美体验,它既在审美的意义上秉承了"自由的游戏"的精神内涵,给紧张的心灵以慰藉和缓释,又在弥合感性与理性的过程中显现出理性的刻意。这是启蒙时代语境下诞生的审美文化对于娱乐的精神植入,也代表了娱乐文化对启蒙思想的辩证解读。     

“伏羲文化”与“李氏文化”的关系

“伏羲文化”与“李氏文化”同为陇右文化之大宗 ,二者实有较为密切之关系 ,但至今尚未见有人予以明确揭示。找出二者的契合点 ,对于“伏羲文化”与“李氏文化” (尤其是后者 )的研究走向深入 ,对于旅游事业的深入开展 ,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二者的契合点在于虎图腾。换言之 ,李氏文化应源出于以虎图腾为中心的伏羲文化。     

中西文化之别与“文化强国”战略

"文化强国"战略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这项重要战略的内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研究,它要求我们必须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下正确认识其开创意义,避免重复过去走过的歧途。该文将在回顾中西方文化体系摩擦的基础上,探索"文化强国"战略之中一些具体问题,以求发掘文化战略与中国现代化道路间的关系。     

论30年代“亭子间”青年文化与上海文化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从上海"亭子间"的恶劣物质生存环境中产生了左翼文化人群体的青年文化,即带有边缘性和激进性的"亭子间文化"。亭子间文化相对上海文化既具有接受性、继承性因素,又具有反抗性、冲突性因素,并通过30年代左翼青年文化人的社会交往的两面性体现出来。亭子间文化在上海城市生活语境中产生、发展,又与上海城市气氛融为一体,它有着以上海文化为背景和参照系的一面,从特定角度反映了它在上海文化系统中的青年亚文化属性。     

从“审美中心论”到“审美/非审美”矛盾论——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反思与拓展

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其中"审美中心论"既是文化诗学之根,也是其所有诗学活动中的第一存在。"审美中心论"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是"美学热"的精神遗产,也是童庆炳本人累积而成的思想财富,把它移植至文化诗学,此为继承与发展"旧说"(审美诗学)。同时,在世纪之交以来的学术论争中,童庆炳又挺身而出,对话"文学终结论",批驳"日常生活审美化",反思"文艺学边界",此为与"新说"(文化研究)交战与斗争,其意图之一是要保卫"旧说",强化自己的"新说"(文化诗学)。然而,因童庆炳看重高雅文学,强调诗情画意,其文学观与审美观也就偏向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它固然纯正典雅,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关闭了与文学、文化现实交往互动的通道,所谓的"关怀现实"与"介入现实"很难落到实处。拓展文化诗学的可能方案之一是把"审美中心论"的单维结构变为"审美/非审美"的矛盾组合(二律背反),这样才能既刷新我们对它的认识,又使它面向复杂现实。因此,文化诗学的前景与生长点很可能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结合部",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     

从文化传承到文化创造——日本“传统与文化教育”的走向

本世纪初,日本教育界提出了"传统与文化教育",取代了原来的"传统文化教育"概念。"传统与文化教育"比"传统文化教育"有更宽的视野,更深的内涵和更远的追求。它从过去、现代、未来相互联系的角度谋求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不仅重视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而且重视现代文化以及可传承至未来的新文化的创造。也不仅仅局限于培养学习者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更重视在理解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创造力的培养。"传统与文化教育"的理念正通过一系列文化发展政策、课程改革措施以及地方和学校有计划的教育实践得以落实。     

关于“第三极文化”的思考

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格局,多种多样文化样式中,从影响力看,其主流大体可认为有三极。如将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看作世界文化的"两极",具有数千年传统、深厚根基及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可称为"第三极文化"。"第三极文化"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同时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它以倡导文化多元化为前提,尊重文化的差异,反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世界文化必然在相互影响下形成多元共存局面。中国式的"第三极文化"以"和谐"为理念,践行创造,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身位置,自主适应时代变化,与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建一套共同认可的秩序和守则,一起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第三极文化"是学术命题,更是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目标。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文化传播、资源整合是通往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     

“文化词语”与“词语的文化意义”

依据先辈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本文分析了“文化词语”的不同定义,阐释了词语的文化意义,认为：“文化词语”是指产生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只有文化意义,没有一般语言意义的词语。     

论文化自觉的“觉自”和“觉他”

西方基督教以神的主体性隐喻了人的主体性,预示了主体性哲学中主体与外在客体的对立。主体性哲学导向了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造成了价值理性的"失语"以及人的异化处境。中国传统圆融不二的文化理念更具包容性与和谐性,但无法与西方的科技理性进行较量。在中西方文化对话中应抛弃抽象意义上的"精华—糟粕"论,而采用一种文化创新意义上的更高形态的"新中体西用"论,在"觉自"和"觉他"的基础上,达致一种既"利己"又"利他"的更具普遍性的视域,以及能够满足多数人价值诉求和理想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     

浅析“红段子”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特点

"红段子"是指新媒体时代一种通过互联网,在电脑、手机等媒介上传播的内容健康向上的信息,它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主流文化、平民文化、民族文化和新型文化的体现,而且形式上具有体裁灵活多样、语言丰富多彩、交互性的表达方式等特点,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研究"红段子"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特点,对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张东荪的“逻辑与文化”

张东荪有关"逻辑与文化"的思想不乏合理之处,对逻辑学、逻辑史、中国逻辑以及逻辑比较的研究多有启迪,应当继承和发展。张东荪关于比较法的方法论思想,明确了"逻辑与文化"讨论的基本思想,规避了简单比附的偏差,对中国逻辑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认识与研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物质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内涵研究——河南某市高新开发区“效能”广场设计实践

现代景观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紧密相连,不同程度地折射着社会的各种文化,在景观设计中对"文化"也呈现出了深切关注,并体现在具体作品中。"物质文化"并不是"物质的文化",也不是简单的以物质为媒介的文化表象,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实现深层次景观文化的前提和基础,科学地理解物质文化的内涵,对于景观设计中文化的传承和挖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妈祖“大爱”与基督“圣爱”的文化比较

妈祖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折射出的"大爱"精神对构建和谐世界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基督教的"圣爱"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对爱的最高体现。对两种精神产生的文化渊源、实质和现代意义的不同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加促进现实生活中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交流,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文化哲学视界中的“文化”范畴——兼议文化哲学的基本旨趣与定位

文化哲学视界中的"文化"范涛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研究领域中"文化"范畴的特定规定性,作为文化哲学研究之对象的"文化"必须具有人本性和总体性的特征。与之相一致,文化哲学在基本旨趣上不是对文化现象的一般描述与解析,从根本上在于通过对文化的探讨,在最深层次意义上探讨人本身及其存在。因而,文化哲学就不能定位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或部门哲学,而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浅谈日本平安时代的“国风文化”与“唐风文化”

日本平安时代文化繁荣发展,前期仍盛行"唐风文化",中后期"国风文化"得到推崇与发展。在"国风文化"发展时期,日本并非完全摒弃"唐风文化",纯粹地发展"国风文化",而是在吸收与消化"唐风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富有日本人审美意识及符合日本人需求的"国风文化"。     

斯诺与梁宗岱的“两种文化”之比较

斯诺"两种文化"命题与梁宗岱类似观点的文本比较,虽存在具体历史语境的差异性,但对当下和谐社会文化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斯诺的"两种文化"与梁宗岱的"非古复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斯诺命题更具系统性,因为其深入探讨了"两种文化"产生的根源,其分裂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与弥合这种分裂的可能性。尤其是其"第三文化"的预言,肯定了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的历史发展方向,对当下及未来的文化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