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儒学的消解趋向

以政治变革为契机,在政治力量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化,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又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负面效应。90年代的儒学热作为一种文化补救现象,是中国传统儒学面对现代化的负效应而作出的一种表能的反映。但就其本质而言,儒学和儒学热都不是中国现代化所应有的现代文明精神。由于儒学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和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中国儒学的消解是不可避免的。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契合点

儒学的现代化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政治合法性和现代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需要儒学提供民族元素和历史文化资源,谋求二者的交流与合作需要挖掘和论证它们的理论契合点,这些契合点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人学思想、治国理念、社会理想等四个方面:在思维方式上,都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实用理性;在人学思想上,都以"人"为关注的重点对象和核心内容;在治国理念上,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理想上,都以实现和谐社会为目标。     

先秦儒学政治伦理刍议

先秦儒学政治伦理产生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历史时期,但却发展成为一种并不开放的思想体系,它植根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化,立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取法于西周时期的礼乐精神。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当中的主流思潮和观念,历代统治者几乎都把这一理论作为其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意识形态基础。先秦儒学政治伦理的核心精神可以从三个维度上加以解析:以仁政和礼制为根本的国家建构,以血缘和亲疏关系为依托的社会组织,以忠孝和尊卑为规范的道德伦理。     

中国文化精神及其现代化

中国文化现代化,是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整个历史进程的。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活动内化和积淀的产物和表现。基本特征:半大陆——半海洋文化;农业——封建文化;血缘——生殖文化;伦理——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模式:原生态模式——“儒道互补”;再生态模式——“儒释道合流”。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基本模式:原生态模式——“五四”文化精神;再生态模式——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     

"人"与"天"--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

前期儒家可区分为“原儒”、“汉儒”两个阶段。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儒将史前、史初时期的原始自律精神扩展至与人以及人的活动相关的各个领域,主张由“人”向宗教和宗法之“天”的皈依,于是在确定主体性的同时便消解了主体性;其大力提倡的“自律”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为“律人”或日“它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更强调“以天为律”、“天主人从”;由此,不仅巩固了先秦儒家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既有倾向,而且促成了儒学和神学的进一步结合。作为其直接的结果,是神学的儒学化和儒学的神学化。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进一步颠覆了中国文化深层意识结构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消解了原始宗教和原儒文化中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人本意识和主体精神,使中国文化它律性的自律传统进一步得到肯定乃至强化;而起源于原始宗教、滥觞于原儒文化中的自律精神,自此亦成为封建社会中长期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主体精神和文化精神。     

台湾市场经济中的儒家伦理及其处置

在台湾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和当今阶段,传统儒家伦理对市场经济发挥了功能性作用,但其与市场经济的继续发展也有矛盾的一面.因此,不能把儒学伦理笼统地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必须注意到在不同历史时期情况会有所不同.传统儒学伦理也面临现代化问题.     

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它的基本要求是“民主”、“科学”.本文认为,在现代化政治基本要求基础上,政治体系建设是硬件工程和基础设施,处理各方面政治关系和政治文化建设是软件系统工程.三者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把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纳入现代化轨道,他以发展民主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以建立健全和完善政治体系作为根本途径;以正确处理政治关系作为基本内容;以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基本环节.继承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推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     

孔子及儒学的新生与中国的文化选择

近几年,孔子及儒学以其正面形象再次展现世人面前。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人人喊打的反面教员”,而今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代言人”和“中华文化名片”,这种不可替代性,表明他的强大生命力。从国内民间发起的600余万儿童“读经”活动,到政府在海外迅速建立100所“孔子学院”的重大举措,都预示着孔子及儒学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从世界一些知名国际媒体,多以孔子及其思想,或作封面,或作标题,到中国本土老板们不惜花费巨资、坐着飞机到北京听取孔子思想的教诲,表明孔子及其思想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并走向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从中国百姓对道德的强烈呼唤,到“以德治国”和“八荣八耻”相继问世,都在重新发现和开发利用儒家伦理的智慧资源。总之,随着中国文化再次走向世界,2557岁的孔子也再一次更大空间的“周游列国”。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命运,似乎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它的起落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而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孔子及其思想再次被关注,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否孔、批孔和倒孔,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过错,当代中华儿女将以中国有孔子而荣耀,为有儒学而自豪。 本文为纪念孔子诞辰2557年而作。     

儒学的教育伦理与官师治教体制的承传

历史上，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一直体现为古代人文精神的揄扬，但同时又是封建伦理教化的基本形式。由于儒学缘附政治的致命缺陷，使它只能作为意识形态化的工具形式，适应不同时期皇权一统的政治需要。当儒学教育与科举制度相衔接并上升为官学以后，“以吏为师”、“官师治教”的官方教化思想便逐渐包涵了先儒的人文理想，教育的手段和形式也随之为官府所垄断。当儒学教育的伦理精神把群体取向疏导到凝聚宗法结构的目标时，儒学义理所涵化的类似神学精神的价值形态，便显现为威权体制、人伦秩序、道德规范以及传统均平心理的交叠混融，并对社会产生持久性的影响。其结果不仅抑制了人格自立和人性向善的教育理想精神，也排斥了科学认知和理性自觉的教育终极价值。教育伦理与教育价值的错位，是中国数千年积贫积弱的深层文化原因。     

简论儒学的现代定位问题--兼论张东荪何以不能被称为"现代新儒家"

儒学与西方文化 ,尤其是民主、科学的关系问题 ,换言之 ,儒学的现代定位问题 ,是现代中国思想家都力图回答的问题。“中体西用”论者把西方文化定位为保卫儒学的技术或工具 ,“全盘西化”论者把西方文化定位为消灭儒学的武器 ,“现代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中有生长出民主、科学的种子与土壤。在此三种定位之外 ,现代哲学家张东荪提出了可名为“儒学退缩说”的第四种方案 ,把儒学定位为“中国的瑜伽”、“中国的精神分析学”、“内圣之道”、“修养之方法”、“心理卫生学”等。     

加强文化思潮研究回应重大问题的挑战--《回顾与前瞻-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与先进文化的发展》评介

在海外新儒学的传播和影响下，以“儒学复兴”为目的的思潮在大陆也有兴起之势。21世纪的中国文化如何发展?中国文化在21世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如何?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关涉传统与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的关系问题。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     

信用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传统信用文化已经与社会的现代化不能完全相适应,所谓儒学重建或复兴传统诚信文化虽然有着重大的文化复兴的意义,但却不能有效解决今天所有的信用问题;其二、在中国信用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中,中国传统诚信思想仍然是今天现代信用文化建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伦理思想资源。现代信用文化的伦理学基础不同于传统理想化的“诚”,而是更加务实的“正当”和“正义”概念.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的正当性以自觉接受社会共同利益界限的限制和约束为前提条件。加强信用立法、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是现代信用文化建构的必由之路。     

论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原因

本文认为儒学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有五个原因:一是孔子把“家庭”作为培育其“仁”学的土壤,具有广泛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基础.二是以温情作为基调,使儒学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三是把儒学依附于政治,依靠统治阶级而成为统治中国的思想文化.四是儒家主张入世、进取,鼓吹“学而优则仕”,为“士”这一阶层提供了实现政治抱负和获得物质利益的途径,成为读书人首选的学说.五是道家和佛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通过“儒道互补”、“儒与庄禅互补”而求得社会心理平衡,买质上帮助了儒家.     

在新的文化生态下--论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与承传机制

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儒学在20世纪似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儒学的深层内涵及其根本精神却有着自明而外显的思想价值与学术魅力,在新的文化生态与文化环境下,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及其合理因素正在被重新审视、阐释,并得到承传、转换,进而在全球化语境、现代化氛围中以新的面貌与世界文化形成对话。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跨文化语境中儒学道德观对现代社会之启示

以超验的基督教为西方文化原型和以世俗性的儒学为中国文化主干的简单二分法,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虽然受到批评但确实具有概括性意义。西方的伦理精神在经过历时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后,已经陷入危机之中。随着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入,通过对基督教和儒学中所包含的道德体系进行比较,以揭示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对缓解由现代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儒家政治伦理的人本倾向与普世关怀

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以“中庸”为最高理念，贯之以“仁亲民”的政治主张、“智好谋”的政治素养、“勇知耻”的政治风范为主要脉络，这些可以透过儒学经典中关于“仁”、“智”、“勇”天下三达德的阐释来加以体认。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中西”之差隔，抛弃“体用”之争辩，儒家政治伦理的精髓作为深厚的化资源仍有其强大生命力，不仅完全适用于正在缓慢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国社会，对于相对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来说亦可从中获得启示。     

儒学当代复兴及其路向

在当下,如何谋求儒学复兴?学者们提出了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三种儒学当代发展路向.本文通过对儒学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与这三种路向不同的另一种儒学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发展路向,即“世俗儒学”的路向.“世俗儒学”也就是使儒学世俗化,不是要使儒学庸俗化,让儒学变得容易迎合民众的庸俗要求,而是要让儒学“祛魅”,清除儒学精神贵族化——以儒学为“生民立命”、以儒学救人类、以儒学代表人类文化未来——的倾向,将儒学化为民众世俗生活的精神导向.为谋求儒学世俗化,本文提出儒学当下迫切需要三大转变,即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论儒学与宗教的异同

儒学论者与儒教论者讨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儒学与宗教的异同.从儒学与宗教的差异看,儒家文化总体上不具备宗教的特征.儒学虽然不是宗教,但在功能上与宗教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提供了一种组织社会群体的文化共识,都维系一种伦理规范系统,都提供了一种精神安顿方式.儒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树立道德理念、处理人际关系、凝聚民族群体的理论依据.     

孟子的仁学、性修与伦理王

孟子的仁学、性修与伦理王何平某种理论体系的成功，往往在于理论家将其中心议题或核心范畴推向极端，这一点验之中国“轴心时代”的儒学建树也是成立的。孔子提出了儒学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礼”与“仁”，但未加系统阐释，其后孟、苟则分别从仁、礼两翼深化了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