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

凯洛夫《教育学》自 2 0世纪 5 0年代传入中国后 ,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中国古有的教育传统为它奠定了心理基础 ;二是传统教育学为它奠定了学术基础 ;三是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是最根本的原因。但凯洛夫《教育学》毕竟属于传统教育学 ,中国的现实正在发生巨变 ,它需要、也必将产生新的教育学     

凯洛夫《教育学》文本阐释的背后

凯洛夫<教育学>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却幽灵般存活于当下.在学理上,对凯洛夫<教育学>主要有四种不同或相反的阐释,这四种不同或相反的阐释揭示了教育理论表达的意识形态关联性与教育理论言说相异的价值取向.     

凯洛夫主编《教育学》的中国面孔

凯洛夫主编《教育学》在中国主要有三幅面孔:教育学教材的模板、资产阶级教育学、一本苏联的教育学教材。在分析三幅面孔表现的基础上,探究了呈现此面孔的原因,揭示了其影响和启示。     

凯洛夫《教育学》:斯大林意识形态的教育代表作

本文以当今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为基点,对凯洛夫《教育学》在前苏联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重新的研究。首先,本文对二十年代的苏俄教育思想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提出此时苏俄的教育思想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结合体。到了斯大林时代俄国教育思想发生了转变,其中的原因就是斯大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凯洛夫《教育学》就是斯大林意识形态的产物。     

论1958年-1960年教育革命中凯洛夫《教育学》之沉沦

曾经风靡中国一时的凯洛夫《教育学》在1958年-1960年教育革命中遭受沉沦之命运,与其带有深重传统教育学烙印有关,同时也是“左”倾思想在教育界的泛滥和时人对教育理论缺乏自我意识的照搬之惩罚以及教育学中国化之要求的结果。其影响是深远的,从中我们也能得到一些经验与教训。     

历史经验与教学改革——兼评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论

我国当前有关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争论,可以追溯到近现代世界教育史中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影响,进而与新中国成立后在普通教育中学习凯洛夫《教育学》有密切关联。本文对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以及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论中关于对系统知识的学习、在学习系统知识基础上发展认知能力,学习系统知识与形成科学世界观及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及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等四个问题的关系进行了概括论述。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对于当前的课程与教学改革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理论辐射与实践影响 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潜规则探析

凯洛夫《教育学》曲折地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教育实践,其独特的学术旨趣深深地烙上了特定的时代印记。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建国初期的社会历史需要,不仅直接辐射了刚刚起步的新中国教育学探索,对当时国人自编《教育学》的理论架构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而且对当时中国中小学的教学实践运行和管理制度建构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实际影响。反思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教育经验与教训,对于推动和深化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显然不无启发。     

1949～1957年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研究三十年评述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一波三折的命运,启示我们思考：一个外域理论为何在中国教育界有如此戏剧般的经历？近三十年来的相关成果从多角度研究了1949年到1957年,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的历史,也总结了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有研究者指出凯洛夫教育学理论贫乏,是工作手册式的教育学,也有论者指出,凯洛夫教育学是斯大林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教育学,并不是苏联真正主流的教育学。但是,凯洛夫教育学提供的简便操作的教学程序,能够使教师的教学效率提高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不能只看到了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而忽视理论本身的合规律性。关于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以及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中国文化传统在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价值与创生

教育学话语体系是教育学学科范式具有价值性和权力性的系统化诠释和表达,中国文化传统是构建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之根,也是分析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思维与智慧之源,在“教育共同体”背景下更是中国教育学争夺世界话语权的价值基础。具有中国文化传统气息的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存在三种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创生路径:实践-文化传统型、理论-文化传统型和文化传统-理论型。三种路径在运作过程中都关涉教育实践、教育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在不同路径中三者的地位及其结构关系会因创生主体的需要、视野和境界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在担当构建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使命中,三种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一致性。     

凯洛夫教育思想对语文教育的负面影响

凯洛夫《教育学》虽然早成为教育学历史上的陈迹,但它的负面影响仍然十分深远,在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课程观、知识观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深远的不良影响,应彻底清除,才能促进语文教育改革。     

电影《老井》与中国传统文化

《老井》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人民真实生活的一部影片。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和封建思想对人精神的摧残,表现了山民对土地的眷恋之情和山民的人际关系。同时引导观众对历史进行反思,体会当代农村青年为了美好明天而敢于献身的精神。     

重评凯洛夫《教育学》

凯洛夫《教育学》已成历史陈迹,但在历史上,它不仅对前苏联,而且对我国的教育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乃至我国现今的教育学,尚难摆脱它的影子。当初我们引进借用时,已多误解,尔后的评论,亦多从教育思想考虑,极少从“《教育学》建构”的角度加以审视。如果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工作手册”式的教科书,很难说它有多高的科学性和理论性。但我们要摆脱它,就得了解它;而要超越它,则至少得有比该书编者更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更敏锐的洞察力。     

中国传统文化首选书

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应该继承我国古代化的优秀传统，以创造这个时代的新的优秀化。中国古代化典籍可说是丰富多彩、浩如烟海，一个不摸门径的人可能会有无所适从之感。我们以下开列的这个书目，可以说基本上包含了中国传统化方方面面的基本书籍，读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读。中国古典献在传统上分为子史经集四大部分，它们记录了中国古代在化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有些典籍在当时有巨大意义，比如宋应星《天工开物》，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又比如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国，农书较多，这也是中国化里极重要的部分；还有一些炼丹的书，求仙的书，这些都过时了。除了专门研究人员之外，我们读这些东西，第一是没有意义，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第二是读不懂。我们这个书目是面向读的一个书目。所谓面向读，有以下几层意义：首先，对当代读有用，尤其在人生观的树立与处世知识能力的增加方面；其次，当代读比较容易阅读。部分典籍也许字稍难，但对中国传统影响巨大，一些说法被长期采用，读比较熟悉，也显得并不太难；再次，通过对这些书的阅读，读对中国传统化能够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周易》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周易》是我国元哲学之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但是,《周易》由于成书背景的客观条件限制,有部分占卜谶纬的内容需要摒弃,也有大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需要继承与弘扬。该文从国际视野与学科领域论述了《周易》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论文化自觉与中国教育学之建构

与中国文化土壤相脱离是中国当代教育学产生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以文化自觉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教育学的历史与现状,为中国教育学的独立找到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基础在中国文化,中国教育学的建构依赖于中国教育学人的文化自觉。     

教育学术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人民教育》、《教育研究》文本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教育学术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不同的命运:由被批判、排斥与边缘化,到被重新认识与评价,进而成为教育学术民族化的思想之源,再到创造性的转化为现实教育变革的资源.当代教育学术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否定",反映了教育学术现代性诉求过程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选择由"自弃"走向"自尊"、"自信"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是中国教育学术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于中国教育学源头的探证——《学记》为“源头”之客观性分析

关于中国教育学的源头，有源自国外和国内两说。中国古代教育学文献《学记》，已经比较全面且程度不同地触及到了当今中国教育学最基本的内容，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开启了端绪。《学记》作为中国教育学的源头，既具有内容之实，又具有学理之实，对构建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教育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教育学刊》2010-2011年载文分析

对《中国教育学刊》2010-2011年的载文基本信息、栏目分布、作者和引文情况的分析表明,2010-2011年24期《中国教育学刊》共载论文642篇,篇均页数为3.38,篇密度为0.30;期刊栏目可分为固定、较为固定和较为灵活的三个层次;第一作者遍布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作者的职业比例基本反映了目前教育研究的人员结构。《中国教育学刊》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客观反映教育现状,受到教育界的普遍关注,有效促进了教育研究。     

《红楼梦》中的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于《红楼梦》,传统文化在其中得到深深地浸润,大大汇集了传统文化的精粹。在《红楼梦》中既可以看到封建文化落后腐朽之处,民族文化偏具价值性的一面更是不容忽视。服饰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人性情在传统文化中散发着醉人的芬芳。本文旨在通过饮食服饰、礼仪规范、宗教与哲学、婚姻制度、园林建筑等五点探讨《红楼梦》呈现出的传统文化的特征,指出《红楼梦》被尊为经典的缘由,重拾起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

有论者主张要像新中国教育的早期建设、学习前苏联教育学那样,来开展"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同时宣称,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科学"汲取的是前苏联教育科学的糟粕——凯洛夫教育学",它应该并已经被"抛弃"。这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和科学根据?值得认真研究。课程教学论当前面临这个现实重大课题。这两件事情或两个"运动"不能等量齐观,不可同日而语.很难相提并论。凯洛夫教育学反映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基本规定性,提供了操作性强的教育实践规范,是现代教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成果。虽然它本身有局限和缺陷并时过境迁,但具有基本合理性,至今仍有意义。"新课程理念"反映了对现代学校教育局限性的忧虑和改革设想,有一定思想启发性和积极成分。但是它矫枉过正,本质上不符合现代学校教育基本规律,且思想驳杂,含混模糊,缺乏实践操作性,不能指导课程改革。基于理论和实践品格、意义和历史命运的强烈反差,两者在中国的境遇也截然不同:建国初学习凯洛夫教育学过程中虽有缺点,但主要产生了积极正面效应;"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脱离学校教育实际,并采取"大破大立"的激烈方式,不符合教育改革特点。因而时间或短或长,代价或小或大,人们终究不会完全接受。其理论是非和对实践的消极影响需要严肃反思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