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党内合作”下中共改造国民党战略失误原因辨

中共“三大”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首先是“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四大”上,中共发言人也表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时,要在组织和教育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并     

抗战时期中国政党关系的演变与国家发展道路的抉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党关系的演变直接表现为国家发展道路的抉择。抗日战争为中国各党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平台。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国民党坚持“一党训政”,中共主张“联合政府”,中间党派呼吁“民主宪政”。国民党为抗衡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而接过中间党派“民主宪政”的旗帜。中共倡导“联合政府”要求与国民党分享国家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间党派的政治利益。“民主宪政”与“联合政府”汇合,对“一党训政”形成强有力的挑战,这是战后中国走上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人民民主国家发展道路最深厚的历史根源。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孙中山与工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共产国以持国民党，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     

单元六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近代现代史单元复习指导(六)

媾和的幻想，仍希望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遭到日本外务省的拒绝。日军侵占北平、天津的行动震动了全国；日军进攻上海，更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的在华利益。在全国要求抗战的压力下；在日本企图吞并整个中国的事实面前，国民党决心接受中共和爱国人民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史实表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首先是军事上的合作。周恩来说：“国共实际的合作，是从军队开始的。”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国民党当…     

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史诗的序幕─—纪念第二次国共合作60周年

一、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与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由“反蒋抗日”逐步转变到“通蒋抗日”，实现了战略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东北沦亡的民族危机，继续调重兵“围剿”红军，迫使中共把主要精力放在维持自身生存的反“围剿”斗争上。尽管这样，中共仍然高举抗日大旗，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一方面，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即9月20日，中共就发表宣言，最早号召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并派出军事骨干杨靖宇等前往东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局部抗战。另一方面，中共也初步地提…     

一九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妥协退让”主要责任辨析

一九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妥协退让”主要责任辨析叶昌友长期以来，一些教科书及不少研究者在论及１９２６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时，几乎一致认定其主要责任在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笔者经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认为这种观点显...     

关于陈独秀"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观的辨析

“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共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国共“党内合作”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不仅是陈独秀,就连倡导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最力的瞿秋白、李大利、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也持有这种观点。陈独秀的错误不在于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在于把中共摆在“在野党”的地位,缺乏以我为主,自觉主动地到国民党中去做“主人”,力争成为国民党的“元核──—领导者”的策略和决心。     

陈独秀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未能实现的原因

陈独秀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未能实现的原因吴九占国共第一次合作采取了“党内合作”的特殊形式。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对这种合作形式曾有过抵触情绪和做法。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国共关系的发展，陈独秀又多次“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本文仅就陈独秀为何提出这一建...     

西柏坡精神形成的背景初探

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和现实渊源：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末农民战争的大起大落；中共革命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失败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板；中共即将成为执政党的现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西安事变和旅欧爱国华侨

发生在五十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关头,在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在我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中共的联合抗日主张,但蒋介石不仅加以拒绝,而且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张、杨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实行“兵谏”,逮捕与囚禁了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及广大爱国人士的努力,蒋介石答应了联共抗日的要求,使事变获得和平解     

除了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就没有别的了吗?--论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背景

文章通过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运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大论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苏两党在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而造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党从"左"的角度来理解、实施这些理论与实践。     

从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面对内忧外患的处境，采取了积极的对华外交政策。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使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成为加强苏俄同孙中山联盟的决定环节。经过多方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建立，然而由于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实情不了解，过分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因而注定了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通过分析苏俄对华政策的转变，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国共合作。     

合法性：苏联剧变的一种解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剧变是苏共及其政权合法性基础丧失的结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绩效曾经是苏共重要的合法性资源，但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培育这两个合法性基础，反而使它们不断地衰落和瓦解，以致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而当戈尔巴乔夫试 图以改革寻求合法性来源时，非但没有巩固原有的合法性基础，反而构成了对原有合性的否定，这是导致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共精英的退化与苏共败亡

苏共执政后,仍然沿用革命时期的"职业革命家集团"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盛行;监督机制弱化,权力失去制约;干部队伍近亲繁殖,德才不佳。这导致苏共精英集团思想僵化,不愿改革创新,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丧失信仰,精神懈怠,能力弱化;生活奢侈,腐败盛行,脱离群众,失去先进性。正是苏共精英即"职业革命家集团"向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从一个值得援助的“战友” ,到一个需要打压的对象 ,从阻止中共取胜 ,到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 ,美国根据其战略需要 ,不断地调整对中共的政策。这种调整与新中国第一个外交战略的制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其影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揭露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行为,而是苏共高层领导集体认可的。1955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降低当年纪念斯大林诞辰活动的调门,成立了专门的波斯别洛夫小组负责审查大镇压时期的资料。1956年2月1日和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两次开会讨论波斯别洛夫的报告,主席团成员对在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没有分歧,分歧在于揭露的程度。但报告的正式文本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才形成,是波斯别洛夫的报告和赫鲁晓夫的文本综合而成的,苏共高层领导传看了这份报告,有些人还做了补充。2月25日晨,赫鲁晓夫作了这一报告,要求保密。事实上,苏共很快向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报告的内容被广泛知晓。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其影响体现在:它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意味着滥杀无辜、破坏法制时代的结束;开启了改革的大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声。当然,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历史原因浅析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既是中国宪政运动历史发展走向的必然结果,又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同时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关于中国制宪问题建议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因此,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产生的综合产物。     

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之原因简析

文章指出苏联解体不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不具备大国领袖的综合素质以及戈氏上台之后推行的激进改革是引发国家解体的直接原因。20世纪80年代苏联所面临的复杂国内背景和国际形势以及苏共领导集团的历史传统和戈氏个人资质等因素共同促使戈氏得以在1985年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认为苏共历史上始终缺乏成熟的制度来选拔和培养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接班人,这也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重要因素,值得深入思考与借鉴。     

缅怀张蔚华,弘扬东北抗联国际主义精神

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具有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性质。中朝、中苏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积极配合,体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作为共产党员的张蔚华,成为发扬抗联国际主义精神的典范,用鲜血谱写了中朝友谊的篇章。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苏大论战后果研究综述

中苏大论战是20世纪国际共运和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后果和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国内学术界关于中苏大论战后果的相关研究成果看,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对毛泽东及中共认知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国际共运的影响;对世界政治格局及苏共路线、苏联社会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