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整合与东林党争的必然性

东林党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士人群体，它们参秘了明新晚期的党派斗争，结果一败涂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只是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将东林党争的原由归之为历史局限或阶段性等等。本文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东林党争的“必然性，首先分析了东林党人的政治意识，认为他们的结党意识极鲜明，这是他们参与党争的主观因素；然后本文以借鉴了系统整合理论和精英政治理论，分析了东林党人的政治定位，指出决定他们的历史宿     

透视《樵史演义》中的党争

《樵史通俗演义》较为全面而客观的描述了天启、崇祯和弘光三朝的党争,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阉党与东林党和复社之间的复杂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图景。在总体描述客观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明显带有个人倾向性的描写。     

论《樵史通俗演义》对明代党争的评判

晚明时期,朝廷内部日益激烈的党争,成为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党争是明朝衰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书于清顺治年间的《樵史通俗演义》,是以记叙晚明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党争是其有意识反映的重要主题。《樵史通俗演义》描述明代党争过程全面而详细,评价党争的态度相对客观而公正。尽管该书在史实叙述中存在着一些偏颇和失实之处。但在反映晚明党争方面堪称是一部全景式的集大成之作。     

明清士大夫与琉球

明清时期，琉球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中国士大夫在中琉交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士大夫册封琉球，精心培养琉球来华之留学生，并在日本吞并琉球的事件中各抒己见，商议对策等。明清士大夫与琉球的交往，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与琉球的外交关系，反映了明清中国的对外政策。     

东林书院与东林党浅析

东林书院本为起于民间的学术机构,它的数位发起人,以儒家正统自居,为整合明末芜杂的思想体系作出了努力。东林人自称非党,却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而引起的党争,延续至南明。书院的兴废更与东林人的命运密不可分,成为显示朝廷政治势力消长的晴雨表。     

从家训看明清士大夫对家庭人际关系的期许

明清时期,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士大夫在家训中论及夫妻、父子等家庭内部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时,虽然也主张夫义、父慈,但更注重的是妇顺、子孝,表现出夫妇、父子关系中的不对等性特点：即夫妻关系的主从性和父子关系的等级性,这些现象表明传统社会后期理学及家长制、宗法制的强化对明清士大夫关于家庭人际关系的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明士大夫与“天学”传播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及西方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天学”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士大夫的积极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便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玛窦对天主教进行了儒学化的包装,这为士大夫最终接纳“天学”扫清了障碍。急于挽救晚明危局的士大夫视“天学”为济世良方,对“天学”的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推动成为“天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动力,对“天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易代以后,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士大夫阶层对“天学”的热情逐渐消退,“天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亦日渐式微。     

屈原身世命运的关注与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关怀

屈原身世事迹的怀疑,并非起自近代,早在宋代就产生了。但是,宋代学者也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只是源于一种现实的理智兴趣和道德的社会需要。面对民族危亡、人生危机,在疑古思潮中,表现出的对传统的价值人生的重新审视和着眼现实人生的学术精神。     

晚清旅日士大夫的日本妇女印象

晚清时期,中国士大夫留下数量众多的日本游记。在他们笔下,日本妇女社会生活与中国相比呈现出巨大差异。她们出入公共场所,热衷于社会交往;婚姻基本自主,婚俗崇简务实;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并成为生产领域的重要力量。妓女职业虽夹杂一些庸俗下流的东西,但已从中蜕变出近代意义上的娱乐业。所有这些,均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日本的近代化历程。而中国士大夫并没有认识到上述变化的真正意义。对他们来说,从这些方面学习日本无疑是一种触及灵魂的痛苦。这也预示着中国的近代化,仍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梁焘与元祐党争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党争缘起于士大夫之间政见不同的义利之辩,最终演变成了权力之争。而梁焘为宋哲宗元祐党争中朔党的重要成员,其党争经历堪称士大夫在党争经历的缩影。梁焘对朋党极为厌恶和敏感,但却一直深陷党争,在党争中坚持激进、顽固的态度;但梁焘也有重视人才、心怀百姓的一面。这种特殊的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既是士大夫广泛参与朝政的价值追求的体现,也是其保护其政治利益的需要,虽然都含有改善社会治理和人民生活处境的一面,但最终却变得无法控制,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     

宋代茶文化与宋代士大夫意识

宋代既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是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茶与文人有着难解之缘．宋代的士大夫一方面是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一方面又是著名的茶客。茶文化由于士大夫的推崇更加繁荣．而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也在品茗过程中得到升华。     

论王权政治与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在王权政治社会,作为思想文化主体的知识分子必须依附王权,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而作为王权政治主体的统治者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又必须培养和选拔大批知识分子为己所用。然而思想文化和王权政治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二者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尖锐对立,由此决定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释赞宁与士大夫交游考论

释赞宁是我国佛教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佛教史学家。他博学多识,长期担任高层僧职,深受最高统治者信任,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统治阶层关系密切。对赞宁与士大夫交游进行考论可见赞宁与士大夫关系及探讨其中原因,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宋元士大夫与吕洞宾形象考论

在宋元时期士大夫们的笔记小说与诗文集中,有许多涉及吕洞宾的文论、传说故事及诗词。这些文论对吕洞宾崇拜的态度不尽相同,表现了不同的思想观念。而传说故事和诗词,不仅参与了对吕洞宾形象的塑造,同时还表明吕洞宾形象被不少士人与士大夫奉为一种精神寄托。     

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诗人的心灵悲剧--吴伟业诗读札

吴伟业诗所表现的灵魂深处深刻的矛盾、痛苦，根源于他所秉持的“忠孝节义”信念体系本身包含着悖论，从中可以探析传统士大夫的心灵悲剧。吴诗底蕴不易把握，在于“梅村体”的特点：取材史迹、熟于运典、讽议隐约。研究吴伟业诗应注意“于所不言求其言”，发微探心，《吴梅村歌诗编年笺注》足资参考。     

家国天下事 事事关心——东林书院及其天下名联

<正>古代保存至今的书院之中,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是名气最大者之一。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对联之中,为众人所熟知,至今仍富有时代气息的,大概要数无锡东林书     

道教与士大夫的人生哲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程中,道教的发展变化受到了士大夫的影响,如巫术等消极成分被逐渐摒弃,清净养性等积极成分被张扬了.与此同时,士大夫的人生哲学也染上了道教的色彩,即性命双修.这种相互影响的实质是儒道在共振中走向融合.     

社会心理影响下的东林党争

以东林党争这一群体运动为例考察社会心理如何对群体运动产生影响。东林党中的东林人士有着共同目标,相互依存,彼此认同,有较强凝聚力,是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组织化群体。东林党争的形成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也离不开社会心理的助推。一些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使得东林人士倾向于归属于群体即结党,并进而产生了党争。同时社会心理也使得党争被激化,它一方面通过社会助长和去个体化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林党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也通过使得党争各党对其个体影响越来越大而产生个体的从众表现和各党之间产生偏见和刻板印象使得东林党争中各党相互倾轧,使党争无法停止。     

昙阳子“升化”与晚明士大夫的宗教想像

晚明万历年间,大学士王锡爵之女王焘贞自称灵异,号为＂昙阳子＂,并将择期＂升化＂。昙阳子＂升化＂为当时轰动东南一带的一个宗教性狂热事件,其父王锡爵与同里的王世贞并因此事受到纠劾。而参与其中的多为当时与二王有交游来往的知名文人学士,他们为这一事件推波助澜,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复杂因素,有个人信仰、情感方面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失落后的宗教想像。     

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

唐代西南地区由于经历魏晋南北朝二次“蛮夷化过程”，文明程度出现逆转退化，山南、剑南儒学教育文化落后，民间流行多神崇拜，湘西南与岭南人口买卖现象严重；宋代云南、四川原始巫文化仍然甚为盛行，杂祠淫祀现象严重，为全国典型的淫祠区。西南地区地方官员尤其是流贬士大夫执着于以破除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的移风易俗活动，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治理效果，也典型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处江湖之远”而自觉践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无类”的思想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