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小议——从美国学者中对传播理论的不同看法想起的

一近年来,传播学的研究已开始在我国引起重视。但应该说,它在我国新闻界或学术界尚未得到足够的了解和承认。笔者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国内流传较广的几本传播学著作(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媒介和国家发展》等书),在理论观点上和我们向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观点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例如,人     

建构我国对外传播学的理论框架——读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1988年出版的段连城先生的《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被喻为“我国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下的第一块基石”。1999年,沈苏儒先生的《对外传播学概要》紧随其后,更加明确了对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在此基础上,经过作者的数次修订和充实,《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增订     

2011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孙江波在《2011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上指出,2011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基础渐厚,但理论创新有待加强。文中对本刊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给予充分肯定。指出：《新闻前哨》发表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的事件、人物、观点的小型考证文章21篇,这种深化研究在学术上是有意义的。     

200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

《200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一文,对200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对引起传媒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的十二个新鲜话题和讨论热点逐一进行了归纳和评述,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200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新问题、新观点和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发展,以及在这些热点问题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颇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新闻写作教学应重视基础理论的阐述

在新闻传播学教学领域,人们往往将《新闻写作》这门课定位于新闻专业学生必修的新闻业务课。更多地强调新闻写作是一门技能训练课,在教学中大多数也以传授写作技能为主,很少涉及新闻写作理论的阐述。一位著名的新闻传播学教授,在个人博客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观点,说：讲授新闻业务课需要的是经验和实践,对课程内容的理论深度要求不高。     

公众自我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分析

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最早由美国的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其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而在我国学者郭庆光教授的《传播学教程》一书中,他认为议程设置的中心思想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公众言论走上媒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纸评论的一个显著变化

传播学大师施拉姆认为:“报刊应该设法表达一切重要的观点,而不仅表达出版者或从业人员所同意的观点。”(《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纸评论的演变与发展,重要变化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公众言论以各种体裁和形态走上媒体,成为公众参与社会生活、进行舆论监督和实现自身话语权的重要方式与途径。     

2003—2004：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综述

国内学界在2003-2004年的传播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不少回顾传播学研究历程的文章,同时经典理论课题历久弥新,新的理论课题层出不穷。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回顾的文章主要有廖圣清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田中阳的《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基本向度》,孙瑞祥的《传播社会学:发展与创新》,黄旦、丁未的《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     

广播电视“本论”研究浅析——兼与陈尔泰同志商榷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9年第4期上发表了陈尔泰同志《试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一文,其中有不少观点颇为精辟、并有见地,但也有个别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仅就尔泰同志论及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中“物本”与“人本”问题淡点不同看法,以就教子尔泰同志。尔泰同志说:“在研究广播电视的理论中,常见的是不自知广播电视理论应是物本理论还是人本理论。……现在用传播学观点研究广播电视的理论就是很典型的人本理     

消费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

自从1995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开始对媒介产品、媒体传播行为和媒体行业开展媒介批评。媒介批评一般借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价值判断,消费主义理论作为传播学理论的重要组成成分,对于指导我国媒介批评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运用消费主义理论开展媒介批评的过程中,需要坚持辩证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国情。     

由播客的兴起解读麦克卢汉媒介理论

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具有突破性的观点和理论,这些观点和理论影响着人们对科技、媒介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在众多领域具有启发性。而今,随着科技和文化的进步,新的媒介不断产生,如果说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具有某种前瞻性,那么,随着新型传媒技术的发展和趋于大众化,特别是网络“播客”文化的兴起,让我们有机会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再一次解读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SSCI传播学核心期刊的用稿标准——以《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为例

在SSCI传播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是新闻传播学者学术水平的体现,但是我国新闻传播学者能够做到的却很少。SSCI传播学核心期刊有着怎样的用稿标准?本文通过对在《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发表的论文《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进行编译,介绍了稿件评审人的审稿标准。研究发现,投稿能否发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论文是否与明确界定的理论文集相关和是否有创造性的发现或新颖的角度。     

《新闻与传播通论》出版

新闻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内容,传播是新闻价值的实现方式。新闻学给传播学提供了依据和启示、业务经验和用武之地,传播学大大拓展了新闻学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深度。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新闻学和传播学都是二级学科,其上的一级学科就是新闻与传播学。复旦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新闻与传播通论》使新闻学和传     

乡村传播学概念解析——兼论乡村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之异同

本文对乡村传播学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和发展进行了阐释,在论述发展传播学的发展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同时．对乡村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的异同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第二次全国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

本刊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主办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学术讨论会,于今年8月20日至24日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来自各新闻单位、新闻研究和教学单位的3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27篇。这次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评介西方传播学,交流我国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经验,探讨传播学与我国新闻学相结合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自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以来,新闻界、理论界、教育界对传播学的理论和应用,越来越重视,许多高等院校新闻系陆续开设了传播学课程,不少新闻研究单位开始对传播学进行研究,或运用传播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从事我国的新闻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目前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围绕上述三项主要议题展开讨论,对于促进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很有意义。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学部分图书介绍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学部分图书介绍《传播学总论》胡正荣著全书力图对传播活动，特别是大众传播活动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基本上涵盖了目前国内外传播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我国传播学理论的框架，是一部有...     

传播学研究:一种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正>当前,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深化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许多学者把眼光投向了传播学以外的其他学科门类,试图寻找新的突破口。本期《理论前沿》关注的是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交叉研究问题。     

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

关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时有学者做一些概括。但总觉注重一般特点多,较为具体的描述和分析则鲜见。因此,我们对自1981年到1996年发表在《新闻大学》、《新闻学论集》、《新闻学刊》(包括后来的《新闻研究资料》、《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刊物上有关传播学的文章做了点粗疏整理和考察,试图勾勒出我国(台湾地区除外)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轮廓,并展示其主要发展轨迹、特点及问题。 本文所谓的传播学文章,是指有关传播学的介绍、评述、研究和应用。下面三类文章不计在内:1.关于某国或某地大众媒介状况的介绍;2.会议或学术活动简讯;3.原本意义上的新闻学研究。但,凡为定量调查或分析类文章,一般均算在内,因为从方法上看,这恰是传播学引进后带来的结果。     

勇于走自主创新之路──评林之达的《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

最近认真读完了林之达先生的著作《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很有些感想。这几年来，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从引进介绍国外成果发展到自主研究、创建学科体系的新阶段，国内学者撰写的传播学教材和著作日渐增多。但是，像这本《研究》那样集中探讨传播学基本理论问题而又敢于向西方理论体系正面挑战的专著还比较少见。该书的论述，比较彻底地摆脱了传统学派的习见，富有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因而值得有志于学习或研究传播学的朋友一读。我认为这本著作最值得重视和称道的，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该书深入阐述了传播学基础…     

“本土化”破产后传播学的进路

按学界的共识,中国传播学研究肇始于1982年施拉姆访华.施拉姆给当时的新闻研究界带来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但是,师承美国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带有先天的不足. 从传播学理论“本土化”到传播学科危机 1.“本土化”由来已久.据孙旭培教授梳理,1994年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对美国传播学理论“译介-研究-自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1994年《新闻研究资料》更名《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便发布了“讨论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启事,“本土化”开始了系统性思考.同期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新闻学的学科建制.新闻学有容纳其他社会科学的宏愿,而传播研究被认为是其实现宏愿的路径.在此背景下,传播研究面临两个议题:“为新闻学服务”和“传播学理论本土化”.“本土化”有两个方向:其一是结合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建立本土理论框架;其二是以传播学理论回应本土问题(潇湘,1995).往后的“本土化”工作主要是沿着这两个方向推进,但这个夙愿至今仍没有实现,甚至面临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