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经营主体种植行为及种植意愿研究——基于河南省14个地市的调研

按照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文献综述法 、问卷调查法和实证分析法,研究了河南省粮食生产现状,以实际调研数据为支撑,对河南省粮食经营主体种植行为和种植意愿进行了探究,得出了影响粮食经营主体种植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种植意愿的相关结论,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提供参考意见...     

维吾尔族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库尔勒市调研数据

利用新疆库尔勒市6个乡镇23个行政村454户维吾尔族农户的调查数据,总结出当地农户农地流转的基本特点:①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较低,农地流转率为35.02％;②农地流转的主体多样,其中与汉族人发生流转的比例为57.86％;③农地流转期限较短且不稳定,一般为3～5年;④契约化特征显著,流转中有89.21％签订了正式流转合同.通过建立农地流转决策行为与资源禀赋特征、农户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家庭经济特征等解释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库尔勒市维吾尔族农户农地流入决策的主要因素包括家庭总人口、非农业人口、非农业收入比重和地块数;影响农地流出的主要因素包括户主年龄、农业劳动力人数、种植业收入比重、家庭农地面积等,其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种植业收入比重对农户农地流出有负向影响.     

农户农用地流转意愿及流转数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2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利用安徽省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流转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家庭非农收入占比、搬迁意愿、农地流转的价格、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所在乡镇是否有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及流转数量影响较为显著。最后,提出了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建议。     

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户耕地流转意愿的对比分析——基于江西省21个村952户农户的调查

耕地流转是协调我国耕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江西省16县(区)21村952户农户耕地流转意愿的专题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就当前条件、假设产权明晰、假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三种不同环境条件下,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农户的耕地流转意愿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社会发展水平与农户对耕地的依恋程度的分析,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农户耕地流转意愿的现实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农民对耕地的“依恋”心态在总体上比较强,但随意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恋土”心态会不断弱化,能推动耕地的流转,并在流转方式的彻底性上也不断加强,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有利于促进耕地的流转;产权明晰并不能促进耕地流转的彻底性,反而会增强农户对耕地的长期拥有意愿,表明耕地在农户心目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不是经济功能,而是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应通过推动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向资本功能的转变,来推动我国耕地流转。     

新生代农民工转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通过对江西省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本文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转户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家中耕地亩数、家庭生活水平、家距离工作地点远近程度、家庭居住区域类型、务工居住住所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转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分析得出的新生代农民工转户意愿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户农药残留认知及其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五省98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实证调研数据和计划行为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农药残留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进行了系统探究。结果显示:农户在农药施用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按影响力大小排序依次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同时,农户对于施用农药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相互传导,并对农药施用的行为意向具有直接影响。     

陕西安康山区退耕户的复耕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退耕户在补偿期结束后是否会复耕的研究是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采用陕西安康市5个区县农户的调查问卷数据,首先分析了退耕户家庭人口特征、生计状况以及对退耕还林政策的评价等;其次,构建了农户复耕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选取家庭粮食安全、退耕地特征以及区域特征等16个变量,对安康市5个区县1 120个退耕户的复耕意愿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退耕户是否会复耕并非仅取决于复耕前后成本－收益的简单分析,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如家庭粮食安全水平;此外,户主年龄,尤其是退耕地特征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也对退耕户的复耕决策有重要的影响。由此,保障农户家庭粮食安全,针对性地激励和扶持高复耕风险农户,引导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对降低农户复耕意愿、保证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家庭劳动力配置、承包耕地数量与中国农民的土地处置——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考察了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家庭承包土地数量与中国农民土地处置方式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配置是影响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务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土地流转和耕地撂荒的倾向就更高。家庭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对于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是微弱的或不显著的,就自我耕种与闲置相比,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但影响较弱;就自我耕种与转出相比,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基于TPB模型的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检验TPB模型在中国学生创业意愿中的应用,从主观规范、创业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变量来探讨其对中国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变量测量方法将创业意愿分责任性承担与非责任承担意愿。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到创业意愿的标准路经系数分别为:0.430、0.289和0.136,TPB模型共解释创业意愿变异的46.9%,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效用大于国外学生。     

农牧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面对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问题,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宜业乡村,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以往研究较少考虑民族地区社会规范以及资源禀赋对农牧民参与人居环境的影响。为深入探究西藏农牧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文章依据计划行为理论,采用Cite Space软件对学术界研究前沿进行分析,结合西藏实际提出假设。运用SPPS 23软件对获取的447份问卷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经济预期对农牧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个人规范、后果意识、社会规范、禀赋条件、参与渠道等对农牧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比较显著。（2）女性的参与意愿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更大,男性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则受到禀赋条件和参与渠道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提高农牧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一是要强化社会规范对农牧民参与环境整治的引导作用;二是要针对不同受众制定相应的政策,针对女性群体要更多采用社会规范引导主动参与,针对男性群体则要在宣传和活动组织形式上多样化,推进农牧民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文章的结论支持计划行为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应用,对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烟草种植对烟农的经济影响与烟草种植替代的政策建议

基于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对烟草种植对我国主要烟产区烟农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样本地区烟农在成本与收益方面均劣于非烟农,我国存在着烟草种植替代的基础。为顺利推行烟草种植替代,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小麦的耕地竞争及其对小麦供求平衡的影响

本文对我国小麦主产区与小麦具有耕地竞争关系的不同农作物之间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发现我国小麦主产区中黄淮海麦区的河南、山东两省小麦种植面积下降,但优质专用小麦播种面积扩大,长江中下游麦区中的湖北、四川和东北麦区中的黑龙江小麦播种面积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研究结果说明,在耕地资源有限并且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由于各主产区的小麦成本收益率较低,部分地区的小麦品质较差,小麦的耕地竞争优势下降,从而导致小麦种植面积持续下降,小麦产量不断减少.但优质专用小麦的品质和生产效益较好,我国优质专用小麦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度提高.同时,产量下降会直接影响我国小麦市场的供求平衡,通过对建立的中国小麦供求平衡表分析,如果我国小麦种植面积继续减少,今后2年～3年内我国小麦供求格局将会发生逆转,国内小麦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国内需求的情况,将对我国小麦的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基尼系数的耕地质量差异程度分析——以广东省南方稻田耕地地力结果为例

本文提出了利用耕地基尼系数定量评价区域耕地质量差异的方法和其理论依据。以广东省南方稻田耕地地力评价结果为例，结合其他指标对研究区域的耕地质量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根据耕地基尼系数值利用SPSS软件聚类分析模块将研究区域的稻田耕地质量分为4级以显示各市水稻田质量差异程度，然后文章提出耕地洛伦茨曲线的优化，最后文章对广东省南方稻田耕地质量差异实证分析进行总结，并对耕地基尼系数的相对性和变化幅度的微小性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耕地基尼系数对区域耕地质量差异进行定量评价的方法简单快捷，为区域耕地质量差异程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对全面区域耕地质量状况和消除耕地质量差异程度宏观政策全面提高耕地质量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中国土地流转价格时空演化与宏观机制研究

虽然近年来有关土地流转的研究频繁见诸报端,但至今对中国土地流转价格的基本情况仍缺少总体判断。为此,本文以2009年和2017年2期省域层面的土地流转价格数据为基础,采用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开展了全国土地流转价格时空演化及宏观分化机制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土地流转价格较2009年整体上涨,但各省域之间的增幅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叠加区增幅较大,而东南沿海和西北腹地增幅较缓,京沪地区基本持平;土地流转价格在全国尺度上呈现出“东西向递减,南北向U型”的分布格局;土地流转价格在省域之间呈现出显著的“HH-LL”聚类结构,且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外溢作用进一步加强;宏观机制分析发现,中国省域间的土地流转价格分化主要受区位经济因素影响,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自然因素的作用在减小,而区位经济因素和人地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则进一步增强。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应遵循中国土地流转价格空间分化规律,避免盲目的价格攀比,并适时调控流转价格,抑制土地过度资本化。     

规模效应、生态安全、限制因素耦合的农用地整治研究——以天津市蓟县为例

农用地整治是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的重要措施。但是,目前农用地整治过程中对农用地整治规模效应和生态安全问题考虑不足。本文以天津市蓟县为研究区,在农用地整治规模效应分级和生态安全性分级的基础上,采用K-means聚类算法对农用地质量限制因素进行聚类,然后进行农用地整治规模效应、农用地整治生态安全性和农用地质量限制因素的耦合分析。研究结果:将蓟县耕地划分为重点整治型、谨慎整治型、选择整治型、不宜整治型。并认为重点整治型耕地应是实施农用地整治的重点,谨慎整治型耕地应当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选择整治型应对易于实现连片的耕地进行有选择地整治,不宜整治型则不适宜进行农用地整治。本文构建的规模效应、生态安全和限制因素耦合的农用地整治评价体系,有利于农用地整治在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农用地的规模效应和农用地质量的提升。对县域农用地整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快速城镇化农村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章以江苏省原锡山市为研究区域,分析了1985年～2000年快速城镇化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指结构变化)的态势.对研究区域城市化发展主导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机理分析,认为城镇化发展主要带来人口、经济的非农化及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这些影响都在土地利用上得到落实,并通过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变量,同时尝试性的将各类用地变化率绝对值之和定义为衡量土地利用变化强度的标准,并构建了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通过机理分析和模型分析,得出研究区域1985年～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文章还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原锡山市城市化发展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倾向进行了相应的数量分析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总体上呈递减趋势,不再因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增加耕地占用的边界年份在2014年左右.     

农村城镇化视阙下吉林省农民信息素质现状调查分析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信息素质水平是影响我国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是信息素质的基本内容。通过调查问卷和统计分析法,从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4个方面对吉林省750名农民信息素质现状展开调查,深入分析影响现阶段农民信息素质水平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提高我国农民信息素质水平提供参考。     

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特征及动力机制——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热点问题之一，其中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变化研究意义尤为重大。本研究利用广州市花都区近30年来的普查、更新调查和逐年统计数据，结合卫星影像资料和实地调研，在深入分析耕地数量变化时空特征基础上，重点对耕地变化影响因子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揭示出：工业化及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及城市化分别构成全区耕地减少的第一、二驱动因子，经济对外开放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土地政策、土地规划、经济政策和行政区划等制度因子亦对耕地数量周期性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综合运用耕地保护管制和经济调节手段、建立土地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体系、加强建设用地规划与整理整治、促进集约用地和内涵式发展等是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变化调控的主要路径。     

陕西省汉台区1978年至2006年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汉台区是陕西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典型示范区,近年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和建设占用耕地,汉台区耕地数量大量减少,耕地供需矛盾突出。本文利用1978年以来汉台区耕地长序列统计资料和近9年的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研究汉台区土地利用现状及其结构变化、分析汉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及空间差异、探讨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①1978年～2006年全区耕地共减少5600hm²,平均每年减少200hm²,人均耕地减少0.027hm²,耕地递减率曲线与人均耕地递减率曲线走势基本一致;②建设占用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结构调整等直接影响因子在4种类型区影响耕地变化差异明显;总体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全区耕地减少的主导因素,经济发展较快的城镇,建设占用耕地较多;③耕地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约低于累计耕地面积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全区耕地减少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性,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于对耕地资源的占用。     

加强土壤和产地环境管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 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但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农业发展主要以追求产量为目标, 一些地方水土等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化学投入品的过量使用, 导致了农业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针对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已进入"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短缺、长期性偏紧"的新常态特征, 以及我国农业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 特别是时空配置上的不协调和利用上的不合理, 农业面源污染与土壤退化等问题, 必须从保障我国粮食及主要农产品数量供给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产地资源环境安全的目标任务出发, 加强土壤和产地环境治理, 加快农业生态文明建设, 走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