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溍与浙东婺学

黄溍是元代中期倡导雅正文风的台阁文臣,亦是生活在浙东婺学盛行的义乌学人。因此,黄溍的诗话思想、文学理念、政治心态和交游情况无不渗透着与浙东婺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他的雅正精神与“婺学”思想更是交相辉映,显示出了元代学者对与浙东婺学的传承与发展。     

黄溍书画和他的士大夫精神

黄溍,"儒林四杰"之一,一生从容淡静,操守儒学精神甚严,学问、人品、书画均极有高致.他善画山水,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之功,是古代士大夫中难得的坚持操守、表里如一、身体力行的人.以黄溍、柳贯为首的金华学者群不仅在浙东,而且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     

黄溍交游考

黄溍是活跃于元代中晚期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学者,一生经历丰富,性喜交游。而关于黄溍的交游情况至今研究较少,作者根据黄溍及其同时代的众多作家的文集,对黄溍的交游情况作一番梳理,从而大致展示了黄溍一生的交游事实。     

关于八婺先烈信仰之源的文化考究

金华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孕育出了璀璨的八婺文化。自宋朝以后,北学南渐,金华成为了南宋思想文化的聚集地,并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婺学作为八婺文化的核心,其内涵丰富、个性突出,蕴含着事功之学、创新之道、实践之行、修身之理,是中国近现代八婺先烈的信仰之源泉。当下正是浙中崛起的关键时期,因此,重点梳理八婺文化的发展源泉,应基于文化演进,分析八婺文化对先烈起到的作用机制,为承前启后地建设八婺大地提供参考与借鉴。     

浙东学术宁波研究述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宁波以其独特的地缘,政府的支持,研究者的辛勤耕耘,在浙东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宁波浙东学术文化加以地域化研究,既显现了浙东学术研究的局域特征,也有助于提高浙东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     

婺学文化影响下清中期金华古民居木雕装饰研究

婺学,是以儒学思想为主的金华学术,其提倡经世致用,求真务实。受婺学文化影响,清中期金华古民居装饰形成较统一的范式,木雕的题材、风格、工艺等均与婺文化内涵相契合。金华古民居木雕装饰构图形式疏密结合,虚实结合;木雕装饰的造像程式飘逸灵动,大气精细;精神内质具有明确的儒学核心内涵,具备独特的精神构架。其装饰广泛应用于建筑和家具装饰,地域特征明显、技法风格独特。清代中期金华古民居木雕装饰体现了鲜明的婺学文化特征,既注重装饰又注重实用,其内容主题包含着丰富的民间吉祥寓意,以表达理想与祝福,传达出独特的婺学文化意蕴,具有比较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综论

本文从文学的功能观、特征观、真实观、质文观和演进观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浙东学派在文学思想方面的重要建树,形成了浙东学派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作者认为,浙东学派除了在史学、哲学发展史上应享有重要地位,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也应占有重要一席。     

叶适与浙东学派:近世早期政治思维的开展

叶适晚年的欧阳批判体现出对于近世士大夫政治的深刻反省,非理学批判所能范围.在思想渊源上,他接续薛季宣、陈傅良、吕祖谦和陈亮等儒者的事功思路,与其说是宋代浙东学术的集大成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其间的政治性逻辑推向了极致.水心批判儒学“待经以为治”的教条心智,提倡直面政治世界的实践经验,发展出以皇极为中心的秩序正义论,注重政治体制与政治素养,从而显示出近世新儒学政治维度的成熟化.     

章学诚与南宋浙东学派

余英时先生考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以为"六经皆史""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从心理层次看,实斋十分需要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他自己的后盾,不然他将无法与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东原相匹敌.""实斋说梨洲的浙东之学较之亭林为源远流长,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言性命者必究于史,这些显然都不免有夸张之嫌."     

礼俗互动 礼乐相须——浙东民俗与浙东锣鼓的活态共存

民俗活动是仪式音乐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浙东传统礼俗仪式中,民众世代遵循固有的以锣鼓为主导的用乐方式。庙会社火、祠堂祭祖、迎神赛会、节日灯会、祭海谢洋、舞龙耍狮等民俗活动及音声技艺表演中,锣鼓不可或缺。锣鼓音声与礼俗仪式共生互动,是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文化景观,也是浙东锣鼓成为民间仪式音乐的根本原因。     

八婺区域文化与民俗传统体育发展

以婺文化为特色的八婺区域,衍生了丰富的地域民俗传统体育。以浦江板凳龙、义乌罗汉班、磐安迎大旗、后宅高跷等为代表的民俗传统体育,传承着浙中和江南沿海一带浓郁的婺州文化精神。八婺区域文化与民俗传统体育的有效发展,有待于区域文化活动、旅游品牌开发、地方感情特色培养等一系列与民族传统体育相结合的传播途径。     

沈光文与晚明浙东易学

沈光文是台湾文献初祖,他从小接受浙东易学,又深受晚明易学大师黄道周、刘宗周影响。自顺治八年冬,飘海入台,旅居台湾三十余年。三十余年中,他设馆开蒙,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弘扬广大浙东易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词学雅正创作和批评论

崇雅正、黜俗艳,以“雅正为宗”、“雅正为尚”,这是贯穿整个词史的创作审美理念。而以“雅正”作为词学批评标尺,指点词坛创作风尚,引领词学创作风气,也是一种独领词坛风骚的词学批评方法。     

论延祐科举与元中期的雅正文风

元代多年科举中断,延祐年间随着科举的恢复,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正统权威重新确立起来,这对于诗风是有影响的。诗文发展到延祐年间出现了极盛现象,延祐科举以后元代才真正形成馆阁文风,而延祐年间出现的雅正文风是馆阁文风形成的标志,雅正文风的形成与科举的恢复关系密切,影响了一代文人的创作风格,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唐诗之路与浙东经济物产

浙东唐诗之路沿线除了山水优美这一基本要素外,其经济物产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生根因素。主要有剡藤与名纸,越中名茶,仙药,鲈鱼与蓴菜,藤杖几大宗。其他品类则难以枚举。这些物产对于隐士和文人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隐士、文人来浙东的动机也有这些物产的“导引”作用。     

清代浙派词学“雅正”内涵的演变

清代浙派词以“雅正”为词学旨归,而随着流派自身的演变,“雅正”的概念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近二百年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朱彝尊等上承南宋张炎——确立期,倡“醇雅”和“骚雅”,严“正”、“变”之分;中期厉鹗等的强化补充——深化期,“醇雅”的标准得以确立,即“格高韵胜”,主张情调高雅,余韵曲包;后期吴锡麒、郭麟的融贯通变——修正期,主要在于“正”的突破,以“正变斯备”代替专宗姜、张,开放门户,导扬主体精神。     

方国珍与浙东三郡士人的关系

元末方国珍起义后,占据浙东三郡长达十多年。方国珍与浙东三郡的士人群体形成了三种关系,即:对抗型、疏离型和亲密型。士人与方国珍之间激烈地对抗为时不长。疏离型成为方国珍与士人群体关系的主要类型。他们普遍受到方国珍的庇护。可能受地缘关系的影响,亲密型士人主要来自方国珍的家乡。士人群体的存在对元明之际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近代上海开埠与浙东乡村手工业的演进

1843年上海开埠后,依托与上海毗邻的地缘优势和经济联系,浙东乡村的手工业适时地主动应对中国经济的大变局,缫丝业和丝织业抓住出口大增的契机,得以产销两旺;一部分棉纺织业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得以继续生存并有所发展;织袜、花边、草编等业,则借助上海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网络,从无到有,由小而大,渐成支撑当地农家生计的重要谋生途径。这些都有助于浙东乡村进一步密切与国内外市场经济的联系,并推动其经济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浙东学术与张寿镛的办学实践

张寿镛将现代办学理念和模式运用于教育实践,同时亦将其潜心研究的阳明学说融铸于其教育思想和光华的办学活动中,使浙东学术创新博采、学以经世、务本崇实的历史特质和尊德性、立诚信、致良知的精神内涵在光华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些对于现今人们反思"大学的精神和责任"、"大学存在的价值"等问题,也有启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