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及其它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在国内少数民族中有很大的影响。在蒙古民族中,大概从嘉庆、道光年间就有人评论并开始翻译这部作品。目前,我们发现的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就是其中之一。《新译红楼梦》现有三种蒙文抄本:现藏内蒙古图书馆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抄本;现藏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的光绪五年(1879)抄本;现藏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甲寅年(1914)抄本。     

论《红楼梦》容庚藏抄本之底本——与夏薇《“籀红室藏本”和一段旧公案——〈红楼梦〉120回抄本系列研究之一》商榷

依据抄本的缮写避讳形式,推断《红楼梦》容庚藏120回抄本的形成时代在道光元年之后。据此,进一步比勘此抄本与当时坊间流传的其他刻本之间的文本异同现象,论证容庚藏本实乃远于脂本、程甲本和东观阁本版本系列,而更近于程乙本版本系列。通过异文举证,考定该抄本在缮写时很可能参校了道光壬辰王评本;并以光绪丙子王评本、光绪大观琐录本等佐证容庚藏抄本并非《红楼梦》早期版本。同时,证伪了＂它的存在已经使《红楼梦》120回抄本早于第一个排印本的结论成为可能＂之判断。     

且看海内孤本《三续金瓶梅》之真伪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有《三续金瓶梅》上、下两册,系清人讷音居士编辑,此书《前言》云:“《三续金瓶梅》,四十四回,道光元年(1821)抄本。”“本书《小引》署‘时在道光元年,岁次辛巳孟夏’,可知书即成于此时。”《前言》最末还交代:“本书原为马隅卿先生旧藏,两函十六册,为海内仅见之孤本,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即据以影印。”既是“道光元年(1821)抄本”,又系“海内仅见之孤本”,且是“据以影印”的,当然应该是真货了。然而,刚读了不几页便疑窦丛生,以至对这一“海内仅见之孤本”究竟属真属伪也模糊了。存疑之一:讷音居士的《前言》和务本堂主人题《小引》都意在陈述续书的缘起、意图和经过。前者曰:“不惜苦心,大费经营,署往寒来,方乃告成。”后者曰:“竭力搜求,效而续之。”据此,讷音居士和务本堂主人好象是一个人。然而从抄本的     

谈新发现的清抄本《魏叔子文钞》

魏禧的作品大都收在《宁都三魏全集》里。此外还有不少《魏叔子文钞》即散文选本流传,是研究魏禧散文的重要依据。最近在江西省图书馆发现一种《魏叔子文钞》清抄本,不见于各种书目,也未为研究魏禧的学者所言及。这种抄本有以下几个特点：选目数量多,超过现有的所有《文钞》本;它应该是从《全集本选录的,所据是比通行的道光本为优的康熙本;有的地方和《全集》本有出入,有些是佚文;抄本保留了《全集》中的批评,又有一些新的批评文字;抄本的纸张和字迹都比较精美     

论台湾《清史》的学术价值及学术失误

台湾《清史》是1961年由张其昀、彭国栋等人编纂的一部史书,该著尽管纠正了《清史稿》反民国、反革命等立场错误,完善了《清史稿》义例,修正了《清史稿》数千处史实错误,增补了《清史稿》诸多内容,学术价值上整体上优于《清史稿》,但是,由于编纂时间不足一年等多种原因,该著仍然存在目录之失、叙例疏漏、体例失当、义例不善、编排之失、史实错误、相互矛盾、漏载重大史事、内容繁冗、论词不当、错字别字、讹脱字句、时间错误、断句错误、缺少图录等各种学术失误.     

略论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的地名学价值

吴卓信字立峰,号琐儒,清朝江苏省苏州府昭文县何家市(今江苏常熟市何市镇)人。少年丧父,自幼在母亲指导下研习经史,成年后“于书无所不窥,尤好典章经制之学”。有田百亩,典当后尽以买书。道光三年(1823年)去世,享年60余岁。孙原湘撰有《吴卓信传》。《清史稿》卷72亦为其立传。     

《诗经》日藏古本的文献学价值

《诗经》今存写本,以敦煌石窟所见卷子为最古,皆唐以前人手写,大有裨于《诗经》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古代流传于日本之唐抄本和日人所书写之抄本数通。唐人抄写而自唐传入日本的抄本,学界称为唐抄本。同时,还有日人抄写而与唐抄本密切相关的抄本。[1]其中静嘉堂藏《毛诗郑笺》20     

叶申芗《小庚词存》版本研究

《小庚词存》是清代词人叶申芗的作品集,云南、浙江和河南都进行过刊刻,有道光六年一卷本、道光十四年二卷本、道光十五年三卷本、道光十九年四卷本等数个版本。各版内容有所不同。后世有陈乃乾《清名家词》排印本。     

林光朝文集版本考辨

现存宋明两代林光朝文集版本凡六种,即宋刻十卷本、宋刻莆田刊本、宋鄱阳翻刻本、合刊本《三先生集》、明正德十六年郑岳刻本、明万历二十八年林兆珂刻本。另有清抄本数种。《全宋文》用正德本为底本,另辑佚文二十六篇。《全宋诗》亦用此底本,又辑补佚诗九首。     

陶澍改革淮北盐务

陶澍 ( 1779— 1839) ,清湖南安化人 ,字子霖 ,号云汀。嘉庆进士。道光十年 ( 1830 )到道光十九年 ( 1839) (其中道光十五年林则徐在此职很短时间 )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务。他在淮盐之商因课绌 ,岌岌不可终日之时 ,大胆疏陈积弊、整顿淮纲 ,使淮盐产销转弊称盛 ,功绩称佳 ,得到清政府的褒奖 ,在两淮 (江苏沿海以淮河为界 ,以北的盐场叫淮北盐场 ,以南的盐场叫淮南盐场。所产的盐统称为淮盐 )盐商盐民中威望极高。《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六·陶澍》称“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 ,垂百年之利 ,为屏为翰 ,庶无愧焉”。清代早期盐政管理继承明末…     

从《明史》和《清史稿》看荀学的历史演变

明清是荀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时期。《明史》《清史稿》是记载明清历史发展的大宗史料。《清史稿》出现荀子的次数比《明史》多14次,并且与荀子有关的内容在两史中的分布和关切也各不同。荀学对明清官方的影响处于边缘地位,明清时代对《荀子》的重视、荀子性恶论的评价、荀子传经的关注亦各不同。明清荀学经历了由抑荀到扬荀的发展演变,与两代的政治、学术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考察两史成书的背景,清代实学发展与荀学复兴基本没有影响《明史》对待荀子的态度,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稿》对荀子的态度。十九世纪末以来的西学传入对《清史稿》记载和评价荀子的影响有限。     

清初《合州志》抄本考论

《合州志》抄本成书于清初,但能否将具体成书时间断定为康熙十一年却值得商榷。康熙《四川总志》修纂期间,四川并未大规模要求其各级地方政府修纂地方志,则《合州志》抄本的成书时间不能与康熙《四川总志》成书时间简单挂钩。但从二者的内容来看,却又高度重合,的确存在密切关联。《合州志》抄本的成书时间应在康雍两朝,其成书过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作为州政府修纂上呈的地方志,但在传递保存中出现了残缺;二是作为明史馆臣或一统志馆臣编纂史籍的参考资料。第二种可能性较大。此外,《古今图书集成》还收有与《合州志》抄本不同的康熙《合州志》版本。     

香艳软媚 淡远清妍——周邦彦太学时期词作初探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周邦彦“以布衣西上,过天长(今属安徽)”,游京师,“入太学,有隽声”。元丰六年(1083)七月,周邦彦“献《汴都赋》万余言,神宗异之,命侍臣读于迩英阁,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居五岁,益尽力于辞章”。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春初,他被外放,教授庐州(今安徽合肥市)。自二十四岁入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至三十二岁出都,在太学有八年时间。其前段为外舍生;后段,他被越级提拔为学官太学正,官阶虽不高,却属于“异数”。     

20世纪50年代以来《清史稿》研究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清史稿》进行了研究和考证。本文试从清史稿编纂体例及版本的研究、清史稿相关内容研究及考证、清史稿的缺点及不足研究三个方面,对《清史稿》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和评价,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图进一步促进《清史稿》的研究。     

問题解答

問:明末苛重的“三餉”加派是哪三餉,是怎样加派的? 答:明朝末期,政治腐敗,灾荒頻仍,民不聊生,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1550年(嘉靖29年)俺答犯京师,增兵設戍,开支超过以前一倍多。次年京边岁用达五百九十五万石(“續文献通考”卷二,田賦     

论《清史稿》——兼就若干问题的辩正

《清史稿》是我国最后一部由国家开馆设局组织撰修的纪传体断代史,就卷帙而言为历代正史之首。但史学界一直对其重视不够,评价毁多誉少。本文较全面、深入地研究《清史稿》,尤其对一些传统的观点加以辩正,论证了其编者并没有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不存在所谓一反历代修史成例,尊清室而抑民国的问题;《清史稿》在学术上不存在严重的失误。此外,本文还论述了《清史稿》在编撰体例、史学思想、史事分析等方面的可取之处。最后,肯定了《清史稿》的史学地位。     

夏孙桐在《清史稿》修撰中的贡献

夏孙桐为撰修《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清史稿》编纂人员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赵尔巽、柯劭态、缪荃孙等人身上,夏孙桐的作用则湮没不彰。夏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修纂《循吏传》、《艺术传》和嘉道成同四朝《列传》;拟定《清史稿》“循吏”、“忠义”诸传纂修体例和“列传”书法凡例。     

二百年间《红楼梦》研究反映的阶级斗争

《红楼梦》这部小说,就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起的激烈的思想斗争来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少有的。还在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脂砚斋”,在研究、评论。同时,这部小说也就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开始流传,大约历经了三十多年。到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一百二十回印本行世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形成了竞谈《红楼梦》的风气。于是研究、评论《红楼梦》成了一门专门学问,在嘉庆、道光年间就开始被称之为“红学”。     

盛京将军增祺既未离职亦未复任考

《清史稿》载增祺于先绪二十五年三月壬申任盛京将军，至先绪三十一年四月丙午忧免，方才去任。以后相继问世的四种有关著述却将增祺分为两任，其依据为《清实录》先绪二十六年八月戊子条之记载。然而，据《清实录》该条以后的一系列记载证明，命增祺与江宁将军互调的谕旨并未生效，增祺亦未离职，并始终以盛京将军名义办事上疏，直至先绪三十一年四月丙午忧免，期间并无增祺离职及复任之事。《清史稿》记载正确。     

南京图书馆馆藏《宋玉集》综考

南京图书馆馆藏《宋玉集》，旧题明精抄本。然而经过我们的考证，该藏本当为清康熙间的抄本，而清抄本的祖本当是明万历末的抄本，而明抄本的祖本其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录出于唐宋间尚传于世的二卷本《玉集》，二是辑录于早于存世的《选》、《古苑》等献刊刻年代的，现今已佚的，收有宋作品的献典籍。其抄录或辑录时间当与《楚辞集注》同时。这说明南京图书馆馆藏《宋玉集》是保存着唐宋古本风貌的，可以与研究看重的宋元本古籍相媲美的精抄善本。在楚辞学和宋玉研究中，有着重要的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