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科举制度的秀才、举人和进士

科举取士,始于隋唐。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唐承隋制,把这一制度更加完善起来,遂使天下才智之士一生为“功名”而奋斗。人们谈到科举制度,就自然联想到“秀才”、“举人”和“进士”,以为从隋唐到明清,其内涵大概没有什么差别。现在口头上常常谈到的“秀才”、“举人”和“进士”,乃是科举制度发展到了明、清两代才完备起来的三级称谓,不能与周代的“进士”、汉     

唐代试判制度考述

唐代“试判”主要用于铨选,过去在“科举与文学”语境下的相关研究,往往并不涉及;但从更宽广的“取士”概念上说,铨选亦在其中,故试判也是“取士文学”的重要文体。理论上说,唐人凡参与铨选者皆有过判文的制作,而所有参加“关试”者也须试判,其总量之大可想而知;现存的判文也为数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像唐代试判制度这样的基本问题,也由于诸多原因,现在还     

中国科举制度与高考

一、科举制度及其演变 科举制度是各封建王朝设立科目,通过统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分科取士而得名。其以“怀牒自投”为主要特征,以试艺好坏为取弃的主要依据,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     

评国家大事 议社会热点——作文教学选题谈

古时宋金两代科举考试曾以策论取士。“策”是策问,即以经世治国问题书之于策,令应试者作答;“论”是议论文体。苏轼的《论战守策》就是一篇陈述国防政见的著名策论。以策论取士,应该说要比八股文取士更有利于选拔经世济民的人才,因而也更进步。由此想到,在中学作文教学中,选择有关当前国家大事、社     

明代科举考试中的二三场

北宋更定取士之法,以经义、论策取士。明代科举取法宋代,尤以经义为重,导致二三场之学逐渐衰落。明中期开始,由于国家社会的变革,经义取士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论策关乎时政,能体现士子的政务处理能力,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嘉靖末期开始,二三场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朝廷令乡、会试考官在取士时偏向后场,并且改革阅卷制度,实施分房互校。主管各省直学政的提学官也在童试、岁考和科考等基层科举考试中,提升后场的地位,培养生员的二三场写作能力。在国家与提学官的双重改革下,论策已经成为阅卷官取士的重要依据。从明中后期以来朝廷对二三场地位的重视来看,康熙时期罢试经义,专以论策取士,并不是偶然现象。经义、论策地位的此消彼长,体现了科举制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     

试赋取士肇始新辨

一些论唐代科举制以及唐代律赋的史学或文学著述,都认为以试赋取士始于唐代。其实,唐代试赋取士是沿隋制,并非唐统治者的创举。无论是从献赋与纳赋的制度来看,还是从隋唐取±考文的实例,以及此期杂文与文之关系来看,唐以前就存在以试赋取士的情况。     

唐代制举的形成及其特点

唐代制举是皇帝亲诏临时设置的唯策取士的制度,经历了沿袭传统的问对口试到定型为分科笔试的演变过程,于高宗显庆时完全纳入科举取士体制。《唐会要》有关制举的记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制举年代、科目和登科者三个要素,对于了解唐代制举主要科目的设置情况和考试结果,最为直观可据。唐代制举考试的方式,有别于科举取士的其他考试,突现了选拔非常人才的广泛性和特殊性。唐代制举既是整个科举取士体制的一部分,又自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皇帝亲临主考、唯令试策和举选合一,乃是三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论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西汉政府便开始以辞赋取士,但大规模以辞赋取士现象却出现于东汉后期灵帝时期。灵帝时期以书画、辞赋等大规模取士的鸿都门学,是非定期性的,亦是无遴选性的,故鸿都门学以辞赋取士是非制度性的。但对后期科举以赋取士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视为后代诗赋取士制度的滥觞。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是一个由刺激创作消费到阻碍创作消费的过程。     

由苏轼的“高考作文”所想到的

苏轼的著名散文《教战守策》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高考作文”。这篇文章是东坡先生26岁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时所写的6篇“进策”中的一篇。宋朝以策论取士,制科是皇上大人特诏举行的考试．很多时候皇帝要亲自到场参与监考、阅卷。应试者根据命题所作的论文谓之“策”。《教战守策》乃是苏轼“系列应试作文”中最具影响力的篇什。     

名臣多通文律

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最盛的时代。这与国家的提倡有很大关系。史载 ,唐高宗永隆二年 (公元 6 81年 )起 ,规定凡考进士 ,要“先试杂文二篇 ,通文律者然后试策”。这里的杂文指的是诗与赋 ,这就是说 ,如果诗、赋通不过 ,就失去了参加其他考试的资格 ,可见写诗作赋是如何的重要。诗赋取士的办法 ,也曾有人反对 ,但没有能反掉。《新唐书·选举志》载 :“文宗时 ,郑覃以经术为宰相 ,深嫉进士浮薄 ,屡请罢之。”文宗曰 :“敦厚浮薄 ,色色有之 ,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 ,不可遽废。”可见以诗赋取士 ,乃是唐代选拔干部的国家政策。这项政策的得失如何 ?…     

童试·乡试·会试·殿试

科举制度因分科取士而得名,它是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取官吏的制度。汉代仅有考试取士的方法,但尚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废除世族袭继的九品中正制,尔后逐渐建立通过考试取士的制度。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日臻完备,形成了四级考试制度: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童试又称童生试,是考生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应试者无论年     

馆阁体刍议

清代“馆阁体”书法是以统治者的偏爱和科举取士制度为背景产生的。其艺术成就不高,但适用性较强,对今天的书法教学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读东坡先生的一篇“高考作文”

苏轼的著名散文《教战守策》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高考作文”。这篇文章是东坡先生26岁参加“才识兼茂叫于体用科”考试时所写的6篇“进策”中的一篇。宋朝以策论取士,制科是皇上大人特诏举行的考试,很多时候皇帝要亲自到场参与监考、阅卷。     

馆阁体刍议

清代“馆阁体”书法是以统治的偏爱和科举取士制度为背景产生的。其艺术成就不高，但适用性较强，对今天的书法教学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魏晋九品中正制与私学的关系

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源于三国时魏国实行的“九品官人法”。这是魏文帝曹丕听从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创立的取士制度。“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立这种选士制度,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占统治势力的是强大的士族集团,“九品官人法”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由于汉以来实行的“乡举里选”制因为战乱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为战争频繁,社     

论宋高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高宗开创了南宋政治的较新局面,在科举制度方面也完成了稳定和更化工作。高宗朝反思徽宗朝诸多重大失误,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具体而言,前期废除三舍法,后期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三舍可以免解,却不可以直接释褐。省试阶段,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两存之,偏向诗赋取士。同时设立“类省试”,在川陕地区成为常规制度。然而,高宗朝党争激烈,直接表现在科举领域。尤其是秦桧专权之后作弊盛行,很大程度损害了科举制度。总之,高宗在战乱流离之际不忘科举,且随时予以变革、调整和补充,卓有成效。     

唐代士族与文学摭议

唐代以科举取士，或云此举打击了豪门士族，致使唐代士族衰微。本文以为士族大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仍影响着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科举制度提供了“政治士族”与“文学士族”结合的条件，提供了传统士人由“政士”到“文士”角色的转换。文学也成为唐代士族凸显家族荣誉、社会地位和身份优越的主要标识。繁荣的唐代士族文学是繁荣的唐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科举议中的“随场去取”设想

“随场去取”是以分场阅卷、层递入围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录取方法,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北宋欧阳修。相比多场合校,“随场去取”更利于减轻工作量、鉴别真才和平衡场次。清前期,为纠正偏重头场的不良科举风气,士人呼吁重拾“随场去取”,还提出要改进欧阳修的方案,以“定额取士”取代“去七等人”之法,可行性显著增强。经历雍乾时期的短暂沉寂,至嘉道以降,“随场去取”诉求再炽。以陈澧为代表的士人不仅着力丰富“随场去取”的形式,还提出“定额取士”的实施细则。清末,受陈澧影响,张之洞力倡“随场去取”,并将其纳入科举新章草案;然而,张的方案对关键参数“定额倍数”设置不合理,仍未能解决偏重头场的问题,其方案最终流产。清代科举议虽不乏“随场去取”的设想,但始终缺少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得这一良法最终未能付诸实践。     

侯方域的时文观

以古文擅名的侯方域,生活于科举制度盛行的明清之际,他出身于科举世家,少年时就以时文闻名海内。他批判以八股文为主的取士制度,追求八股文的文学性。     

八股文源流及其程式发展

一、八股之源流科举制中,沿袭久远,流弊深长,甚至可以说毒化了整个士阶层的,当属八股取士之形制了。八股取士,起源于宋,形成于明,并在明清两代成为科举考试的专门文体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这种毫无裨于实用的文体,竟使无数士子颠倒其中,有的竟至于终老。然而,这一制度之滥觞,却要究之于扫除科考之弊的举措。踵隋至唐,科举取士成为定制,其“常选”,虽谓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等,但其中常试者,不过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