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哀时命》试论

今本《楚辞》卷第十四载《哀时命》一篇,王逸认为:“《哀时命》者,严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受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哀时命章句序》) 按:既曰“叹而述之”,则篇中应该叙述屈原遭遇的不幸事迹,加以感叹,但《哀时命》除了“冠崔嵬而切云兮,剑淋漓而纵横”两句,暗用屈原“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离骚》)和“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九章·涉江》)以外,不见有     

庄暴郢及其与屈原作《哀郢》的关系

学术界有人把屈原作《哀郢》与“庄暴郢”联系起来，并认为庄是农民起义领袖。而据《荀子》、《吕氏春秋》等记载，庄乃是楚怀襄之世的将军，他率军掘墓暴虐于郢都，致使“楚分而为三、四”，这与《哀郢》所写景象不合，故二者并无关联     

五四运动时期反对封建文化专制的斗争

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文化运动。这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新青年》的出版为其开端。当时，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鲜明地树立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展开勇猛的进攻。他们反对袁世凯之流推行的政治专制和思想文化专制，主张政治民主和思想文化民主；反对对封建文化传统的迷信、屈从，主张解放思想，尊重科学，对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评价；反对保守复古，主张革新创新，从而掀起了我国“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民本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幼年的不幸和深厚的儒学教育养成了他早期“道德至上、国家至上、民意至上”的民本思想。他用这种思想观察和思考辛亥革命后复杂的社会现实,既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又对他抱有极大幻想,希望他作一个强有力领导人统一国家以稳定动荡不定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拥袁反袁的矛盾心态。随着袁世凯本质的暴露和李大钊对西方思想的研究,他开始用西方民主思想改造发展传统民本思想,将“天赋人权”、个人主义与“民为邦本”、“入世有为”相融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民彝”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系统地改造传统民本思想,揭示了“仁政德治”的虚伪性和落后性,以新型的无产阶级党群关系取代传统的君主民本思想。     

《哀郢》译释

《哀郢》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九章》中的第三篇,关于《哀郢》的写作旨意,历来看法不一。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哀郢》是屈原遭怀王放逐后哀念故都而作,宋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同意这种看法,只是认为是遭顷襄王放逐,非怀王。宋人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倾向洪说。这可为第一种看法,即屈原遭放逐后哀念故都而作。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根本否定了汉宋以来的旧说。他认为“方仲     

关于《招魂》作者之考辨

《招魂》是《楚辞》中的一篇。从现存史料看,最早提到《招魂》的是司马迁,他在《屈原贾生列传》末赞道:“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从现存史料看,王逸最早注释《招魂》,并作序言:“《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按理,这两种意见不矛盾,可是黄文焕和     

《乐记》之“物感说”

公孙尼子的《乐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音乐美学的专著。其《乐本》篇论述“乐”产生的根源曰 :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声相应 ,故生变 ,变成方 ,谓之音。比音而乐之 ,及干戚羽旄 ,谓之乐。乐者 ,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哀心感者 ,其声噍以杀 ;其乐心感者 ,其声口单以缓 ;其喜心感者 ,其声发以散 ;其怒心感者 ,其声粗以厉 ;其敬心感者 ,其声直以廉 ;其爱心感者 ,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 ,感于物而后动。由此可见 ,公孙尼子认为“乐”之本源是“物”。这里的“乐” ,是指“…     

李大钊思想的伟大转变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为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在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笔者就李大钊思想的伟大转变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作一浅论,以就教于同仁。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一个农民家庭,父母早亡,靠祖父抚养成人。1907年,他17岁时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这期间,他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了解了国家民族的灾难与人民大众的痛苦,救国救民思想不断发展。1912年和1913年他先后撰写了《隐忧篇》和《大哀篇》等论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践踏共和的反动统治者,表示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     

《言治》杂志与《言治》季刊

《言治》杂志是1913年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读书时主编的刊物。他在上面发表了很多篇文章和诗歌,表达了他从1908年以来,对国家人民前途的无限关切,是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的重要史料。《言治》季刊为《言治》杂志的续刊。虽然发刊地点改在北京,时间相隔四年,但出版仍用北洋法政学会名义,主要撰稿人,也仍然是《言治》杂志撰稿的那几个人。不过刊期改成了季刊。从《言治》创刊号(1913年4月)到《言治》季刊第三期(1918年7月),从《大哀篇》到《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大约五年多时间。我们的国家社会,一直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动荡之中。大钊同志本身,也经历了反袁、反日等艰巨斗争的考验。从     

历史是进行优秀传统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历史是进行优秀传统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把学史同爱国直接结合起来,认为它是爱国心的源泉。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梁启超:《新史学》)而且他认为学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达,文明的演进,都起到很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更把历史同人类社会生活,同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说:“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还说:“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看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看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李大钊:《史学要论》)     

乐景写哀 倍增其哀——浅谈《红楼梦》中乐景写哀的艺术手法

“乐景写哀”,源于清代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这一手法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很好的艺术展现,写“乐景”极尽铺陈夸张,“包括于事有关之物和于情无干之人”都描写得淋漓尽致;在“哀事哀情”的叙述上不动声色,情节发展自然,无半丝议论之词,无一点大哀大恸之语;外在妆扮风光满眼,哀者欲表难表,委曲求全。红楼梦成功地运用了乐景写哀的手法,才使得这部悲剧经典倍增其哀。     

哀汉末之乱——王粲《七哀诗》浅析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建安时期的诗歌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继承了《诗经》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抒发了忧思,表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给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影响。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诗歌特点,应推曹氏父子和王粲。王粲在“建安七子”中是最出色的一个,成就也较大,名气也较高,他和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曹王”。《七哀诗》是王粲诗歌的代表作,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清人方树东在《昭昧詹言》中说:“(七哀诗)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钟嵘的《诗品》把“七哀诗”列入上品。刘勰对王粲更是推崇备至,他说:“仲宣溢才,捷     

汉魏晋三代咏史诗述略

汉代以前无咏史者。虽《秦风·黄鸟》哀人殉之惨,《小雅·六月》美北伐之功,《大雅·绵》赞营迁之德,《鲁颂·泮水》颂受降之武,有似咏史之萌芽,实则时人美刺之诗,且止述本旨而他无托意,非后世咏史之谓也。及班固有作,因事感讽,而咏史之名实始具。钟嵘《诗品》云:“孟坚才流,而老于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盖以其篇中有“忧心摧折裂,暴风扬激音”之形容,篇末复有“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之议论也。然而叙事平直,造语枯槁,故嵘又谓其“质木无文”,亦确论也。尔后百年.杳无嗣响。至灵帝时,郦炎作《诗二首》,始复见于吟咏。其诗云:     

重评李大钊“物心两面的改造”观

长期以来,无论是哲学史界,还是历史学界总是毫无疑问地把李大钊“五四”时期提出的“物心两面的改造”观当作二元论而加以否定。例如,吕希晨和王育民撰写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教材指出:李大钊“有时还存在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残痕,特别是他受了达尔文进化论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提出了“‘物质与精神两面改造’的二元论观点”;①研究李大钊的专家吕明灼先生在其专著《李大钊思想研究》中也指出:李大钊提出了“以社会主义     

历史漫画征稿启事

为了达到复辟帝制的目的，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解散国民党和国会，颁布专制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修改大总统选举法。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声讨，蔡锷等人参与的护国运动最终使袁世凯的帝制梦破灭。     

《大戴礼记》校正二十则

夫《大戴》,儒经也。其最佳之注本则为王聘珍之《大戴礼记解诂》,故中华书局刊而布之。余今所校《主言》、《哀公问五义》两篇二十则,即以中华书局印本为底本,于正文之误及《解诂》与各注之非,皆作校正,以求其是也。《主言篇》十四则 (1)孔子曰:“参!今之君子惟士与大夫之言之间也。其至于君子之言甚希矣。 (第一页第四行)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以下简称《解诂》)曰:君子,在位者之通称。《白虎     

二次革命及其失败的原因

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力公开抗拒袁世凯封建专制独裁、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第一次壮举。然而,二次革命在持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迅速失败了,探究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学习和了解民国初年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二次革命爆发的直接动因是“宋案”和“善后大借款”。自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后,逐渐暴露其封建专制的面目。他利用革命党人政治上的软弱、幼稚,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反革命措施,伺机铲除异巳,为实现独裁统治铺平道路。1913年     

宋诗话(上)

顾炎武《日知录》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势也。”唐诗之不能不降而为宋,亦势也。《沧浪诗话》谓唐诗“透彻玲珑”,“言有尽而意无穷”,宋诗则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病,刘克庄《竹溪诗序》谓宋诗多“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杨慎《升庵诗话》谓“唐人诗主言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言理,去三百篇远”,是轻宋     

对《劝学》中一条注释的商榷意见

《劝学》中“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一句,课本(高中语文第二册)是这样注释的:“[槁暴];槁,枯。暴,晒。槁暴,枯干。”这样解释“槁暴”,便成了“槁”有意     

从民国初年的县知事考试论考试机制在现代社会之活力

县知事为民国初年县行政长官,而当任知县,“非市井无赖之徒,即党会强梁之辈,流品纷杂,吏治卑污”,为了强化“中央用人行政之权,涤荡地方滥用私人之弊”,更主要是为了强化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以考试知事实为澄清吏治之根本要图”为由举办知事考试,企图重建公开、刚性和程序化的选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