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开城兵制及六盘山军事

蒙元时期的固原开城安西王相府,是宗王分封制和地方郡县制的双重性体现。开城地处六盘山地区,这里的特殊建置为蒙元帝国东进中原、南下川蜀、西取吐蕃,夺取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蒙元帝国时期安西王府与六盘山军事活动

成吉思汗、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等蒙元首脑先后在六盘山地区避暑、驻跸。从1227至1258年的30年间,六盘山成为蒙古汗国的军事大本营。为了经营好这个军事大本营,约有2万兵力驻屯于六盘山。自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设立开城路后,开成具有宗王分封制和地方行政建置双重性,有更多的军队驻守在六盘山地区。安西王府既是元朝攻占四川,消灭南宋政权,又是为直接控制四川等地而设置的军政合一的特殊机构,直接处理秦蜀军政事务,具有极高的地位和至尊的权利。     

蒙元时期六盘山区的蒙古人

蒙元时期,六盘山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因蒙元政权早期三位最高统治者即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加之开城安西王府的设立和屯田的广泛开展及镇戍军的驻扎,这个区域迁徙居住有大量的蒙古人和中亚各部族,诸如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阿速、哈剌鲁、唐兀、阿儿浑等。这里遂成为诸多民族迁徙、定居的重地,导致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伊斯兰教的快速传播,促使蒙古人与各族人民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     

南宋蒙元时期潮州驿道建设的政治功能

南宋和蒙元时期,潮州的驿道建设有很大发展.潮州驿道的建设体现了王朝加强其统治的需要,通过驿道,中央王朝不仅加强了对偏处岭东一隅的潮州的统治,也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     

蒙元时期的“守宫”与今日成吉思汗陵的渊源关系——兼论成吉思汗陵的性质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其四大斡耳朵由后妃们依次继承。元朝建立后,元廷封甘麻剌和他的子孙为晋王,镇守漠北,兼领四大斡耳朵,史称“守宫”。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从财产的继承角度研究这一现象,却没有触及它的本质问题,即用途问题。翻检《史集》和《元史》,不难看出,保留是为了祭祀之用。新近的考古发掘进一步验证了这一事实。成吉思汗四斡耳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八白室和今天的成吉思汗陵性质相同。均为成吉思汗灵庙,是蒙元时期遗留下的守宫制度的产物。     

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古烽燧与古驿道

古代统治集团为了保护其阶级利益以及部落和国家的安全,边境地区与领导集团之间需要经常沟通信息,便采用了烽燧与大鼓,正所谓"烽可遥见,鼓可遥闻"。后来,随着生产、经济的发展,统治集团深感烽燧、大鼓已不能满足军事与战争的需要,便加以改进,出现了驿道。乌兰察布市境内既有烽燧,也有驿道。     

蒙元军进入嫩江流域的过程

蒙元军队进入嫩江流域的研究是史学界的一个空白.因金东北路长城的阻碍,成吉思汗崛起后,没有向东进攻嫩江流域,而是向西攻打草原各部、西辽,接着打西夏、金中原,进而造成了一路西征直达欧洲的攻势.直到窝阔台时代,蒙古军平定辽东后,才真正进入嫩江草原.但嫩江流域仍处于斡赤斤家族统治,直到忽必烈平乃颜、哈丹后,元中央政权才真正撑控嫩江流域.是东北路金长城的防御,影响了成吉思汗的进攻方向,也影响了12世纪世界格局.     

蒙元时期的牌符

蒙元时期的牌符极为发达，有别于历朝历代。关于牌符的实物资料，目前国内外仅发现有17枚，主要有金牌，银牌，铜牌，铁牌等。牌符上以汉，契丹，畏兀儿蒙古，八思巴，藏，波斯等字书写。其所行使的职权范围，用于传达皇帝的旨意政令，标示身份，牌答的管理机构为中书省，典瑞院。蒙元时期的牌符渊源于辽金时期的牌符制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构成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

学界虽对关羽信仰关注较多,但对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却探讨较少。关羽这一汉人信仰在少数民族统治的蒙元时期同样流行且被广泛信仰;元文宗对关羽的册封虽带有极大的偶然因素,但用意深远;元杂剧的繁荣推动了元代的关羽信仰。对比宋明和元清对关羽信仰的不同利用,可以洞悉他们不同的文化统治策略。     

试析辽阳在后金历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

辽阳自古就是东北地区的军事重地,其地理位置优越,进可攻,退可守;且物质资源丰富,能提供丰厚的供给,是一个理想的后方根据地.明朝末年,兴起于东北的女真人努尔哈赤建立了与明王朝对峙的后金政权,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努尔哈赤分析了当时后金面临的形势,主要从军事进攻的战略目标出发,兼顾政治、经济利益,把都城迁到辽阳,体现了辽阳在后金历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     

蒙元时期的河西质子军

河西质子军是蒙古军事力量中最早的西夏军队,它在成吉思汗时期组建,后被元朝统治者沿用,质子军制度也在元朝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支由河西贵族富户子弟组成的军队,无论是在蒙古人的征伐战场中,还是元朝的统治体系下都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袍服

本文对蒙元时期蒙古人袍服的形制、各类及其取材、装饰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以期读者能够对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袍服有一较全面的认识。     

蒙元时期的葡萄酒和马奶酒

蒙元时期中原地区葡萄酒的来源主要有西域朝贡、境内自产、商贾贩运、海外贸易等几种渠道,葡萄酒的酿造不仅使用传统的自然发酵法,还掌握了极为先进的烧酒技术。马奶酒是草原民族的特色饮料,决定马奶酒品质的高下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马乳搅拌的次数;二是马畜品种的优劣。蒙元宫廷和百官所需马奶酒主要由太仆寺负责生产管理,属于国家经营的社会福利。在蒙元宫廷中,葡萄酒和马奶酒的消费十分巨大,主要用于宴会饮用、帝王赏赐和宫廷祭祀等活动中,宫廷葡萄酒的时尚消费体现了蒙元政权积极吸纳外来文明、兼收并蓄的特点,马奶酒的备受青睐则反映了其不忘国俗旧礼,始终保留鲜明的民族特色。     

蒙元时期契丹人的迁移研究

辽亡后,契丹人在金朝的社会情况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金朝统治契丹的组织形式和民族政策。对契丹人在金代的迁移问题研究已经很成熟,而对蒙元时期契丹人迁移这一问题,却没有太大的关注,作者通过所了解的元朝史籍,提出自己的看法。     

蒙元时期朝鲜半岛的华人移民活动

蒙元前期,数次出兵朝鲜半岛。元朝建立后,一方面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并在其地设置达鲁花赤、征东行省。另一方面与高丽保持和亲,将公主下嫁于高丽世子。通过辽东陆路和太仓、庆元、泉州等海港,包括公主、官吏、文人、武士、商人、奴仆、罪犯、流民在内的大量华人迁入高丽,为朝鲜半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民族融合作出了历史贡献。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队的给养与医疗卫生

在军事战争中,粮草补给与医疗卫生对于战争的胜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队主要采用随带、掠夺和狩猎等带有游牧民族特色的补给方式,因而部队能不受后方基地的限制,行动迅速,长途奔袭。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经验积累,到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初步建立了一套适于游牧迁移和行军作战的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保障了军兵的生命健康和战斗力。后来,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与发展,蒙古人接受和采用了更加多元化的补给方式、医疗卫生观念和方法,为继续征服世界创造了有利条件。     

成吉思汗执政思想在军事实践中的体现

成吉思汗军事生涯长达50年之久,成吉思汗从其军事实践中不仅探寻到统领军队、民众的计策,也探寻出治理国家的国策。成吉思汗执政思想在军事实践中体现的特点为:单位为户,层层隶属;限定与培养相结合;"获其身不如得其心";官制简朴、军队精锐;强调军训、依法治军;重用良才、赏罚分明;巩固后方、稳住军心。     

汉唐时期商於古道的修治研究

商於古道在中国古代作为一条沟通西北和东南的主要军事、政治、经济通道,在汉唐时期,先后由国家鸠工修治。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结合考古资料可以发现,秦汉时期为便于行军,国家在秦岭山区修建了栈道。唐朝为转运江淮物资,两次改道,并在古道沿线设置驿站,使商於古道的通行条件有所改善。     

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薄坂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长期战争局面。蒲极因与潼关处在同一战略枢纽地区，日益受到各政治集团的重视。军事地位的上升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为其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蒲圾的个案分析反映出：军事地理方面的因素对我国古代某些地区城市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两汉时期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

两汉时期,河西走廊不仅是匈奴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活动的主要基地,而且是中西交通的咽喉,在匈奴政权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占领河西走廊也就成了两汉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河西走廊直接关系到汉王朝的边境安全与统治稳定,关系到匈奴的盛衰存亡,因而,汉匈双方为争夺河西走廊在300年间曾发生了多次战争,最后以匈奴被逐出河西走廊远遁西方而为结局.两汉时期的河西走廊在匈、汉统治政权中都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